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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你说的是很好。就是说，我觉得这个十几年来的作品，假定我当年没有自我放逐到欧洲去，而是在华文的世界里头跟朋友来往很多，时不时又要演讲，时不时又要上电视坐在这儿来座谈什么的话，可能后来发展的那个文字风格就绝对不会是现在这样。那么等于是我的文字风格从野火的那种跟现实是直接批判直接涉入，到后来其实是渐渐地离现实越来越远，然后进入那个历史的空间，跟自我放逐到欧洲那个13年之间的离群索居很有关系。因为你离群索居，你才有那样一个冷的距离；因为你离群索居才使你有充分的时间去进入那个历史的纵深里头去思考眼前看到的现象；也因为离群索居跟自我的放逐，所以造就你一种边缘人的性格，那这些全部都体现在后来的文字之中。那至于说1999年当马英九到德国来找我，请我回去的时候，你说是不是我要离开那个离群索居的状态，也许有，但是可能不明显。那个时候比较重大的原因是会答应去，比较是对于自己的考验，那个时候我是在问自己说，龙应台你对于社会观察那么多年，对于文化，写抽象的理论讲的这么多年，你到底敢不敢今天这个机会来让你进入那个实践的场域里头去，你到底敢不敢接受？说不定进去之后发现你这十几年来所相信的东西其实都是错的，它经不起实际的考验，所以那个时候是基于这样的一个不让自己害怕，完全是自我挑战的原因。而且那个时候也抱着一种想法，就是说龙应台你这一去的话，恐怕到最后这三年之后你是身败名裂，有那种心理准备。
主持人：我知道您特别地喜欢《庄子》。那么《庄子》中有这样的思想，他的意思就是说真文人终身不仕，那么您可以说您做了仕对于《庄子》的这个思想呢，或者说是别样的一种尝试？像李敖先生在您当局长之前曾经预言您连三个月都干不了，那么最后您是可以说是很完满地把这个做完了，画了一个句号，在您最开始毅然决然地接任和最后坚决辞职，这两者相比较的话，心态上的变化主要是表现在哪些方面？
龙：当初毅然决然的接任是抱着一种决心，就是自我挑战。真的是自我挑战。而且准备说去身败名裂。因为也知道政治很险恶，那但是没有预料到，走的时候那么难。走的时候很难，是因为在做事的那三年多的时间里头，在台北呢，第一个是得到广大的台北市民非常非常真诚的支持，那同时是非常难得的是文化界的，简直说是牵着我的手走过这三年多。我知道他们的心理，就是也知道那个政治的险恶，而且也觉得有一个文化人在那个里头做事情，大家都有一种心态，就是说这简直就是那个石缝里头的一片青绿的叶子，就怕它被践踏了。所以在那三年中得到那么多文化界的保护这样走过来了，所以走的时候，文化界想要留我的那个力量非常非常大，所以走得非常非常的困难。那个是在开始是没有想到的，那因此说为什么如此的坚决还是走，还是离开，主要的原因可能是觉得那个三年之中我自己心里抱着打算就是打那个基础。好像是你要建个非常大的楼，包括花园，无限的美好，但是那个三年你最多做的只不过是把基础那个桩都打下去，其实那个工地上还是乱七八糟的，横七竖八的。可是我自己觉得那时候接下来是可以由另外一种才气的别的人接手了。因为我自己能够做的就是那个基础，因为基础牵涉到眼光跟格局跟方向，那基础打了之后，说不定有人在那个基础之上建东西的是需要另外一种才能的。
主持人：就是您觉得打基础文人的视野和眼光是关键，是非常重要的？
龙：是关键的，接下来可能别人做得说不定比我更好，也不一定，那更重要的原因是，你说13年的那个离群索居的内在的空间对我而言太需要了，我需要回到那个空间里去。
主持人：那您三年任满，卸任的时候，您自己是长出了一口气，终于干到头了？还是说有那么多人挽留您，您觉着意犹未尽，恋恋不舍？
龙：完全没有，我觉得如释重负。而且带着非常非常深的感恩的心情说，这么多人协助我，就是很疼爱你，因为你是文化人，抱着纯洁的理想，我就是说谢天谢地，我真的做到最后一刻钟，没有半途而废。因为中间可能半途而废，或者譬如说在议会你受到侮辱的时候，你甩袖而去，这是最简单做出来的决定。但是都没有发生，或者是说在府内你对于那个原有的官僚的机器，你跟他有所抗衡，而后说我不干了，那么官章又放下走了，这也很可能，很容易发生。但是那种决然而去，我觉得都是遗憾。而且呢，我也会担心说好不容易有一个文人作家进入到官僚的机器里头去实践，我如果半途而废的话，会不会造成一个到最后一个评语说，你看吧，能批评的人不能做事，你看吧，知识分子他就是熬不过。
主持人：百无一用是书生。
龙：我是不是要当这个例子？所以到最后真的做完了走的时候，一方面是非常深的感恩，就是说完全不是我龙应台多么了不起，而是台北的文化人如此的温柔敦厚地帮我走过，是集体的合作，在那个情况之下能够做到最后一天真的太感谢了。
主持人：这是不是您还提供了另外一个证明，就是说龙应台作为文人我可以当官，而且可以做得很好。
龙：这种话不能自己来说。
主持人：是，我说。
龙：其实当然它客观上是证明了说你以为是只会指点江山的知识分子，是不是就绝对不能做事，不见得。有人做了，这是一个角度。但是另外一个角度，它其实更高的程度证明了说，在台北它这个城市的文化的发展阶段，到了一个阶段它已经第一个，它的体制竟然能够容许这样一个性格的知识分子进去工作。然后也正式地说它这个城市已经发展到它的文化人，文化人平常是每个人都是头角峥嵘、文人相轻的。但是他可以为了这个城市的将来的共同的远景而共同地来扶持一个文化人做事，所以它更高的程度不是证明了龙应台这个人能够做多少事情，而是证明了这一个城市，在20世纪21世纪交接的这个阶段里头，这个城市成熟到什么程度，我觉得它更大地证明了台北这个城市的文化体制。
主持人：那您有没有觉得过就是说在任内自己的这种率性而为的文人个性和政治利益有过相冲突的时候？
龙：冲突很多，每天都面临这个冲突。但是没有一个冲突是使得我必须折损我最核心的文化的信念，因为从一开始进去我就知道说，我想法是我一定要弯腰。因为你为了城市的大的建设，而且文人不能够有一种傲慢，我在一个市区政府的体系里头，警察局部门怎么说，卫生部门是怎么说，都市发展的规划的部门怎么说，交通的部门怎么说，我文人不可以有一种傲慢说，我说的算数。你进去之后，政治一定是一种协调的艺术，我设法来了解你这个规划工程部门怎么想？然后我要试图，如果我认为我的古籍的保存，比你开这条路要重要的话，我不能够用文化至上来说，我说的算数，你凭什么？所以我必须先了解它的需要，然后用他们听得懂，而且接受的语言，把我的文化的思维传输过去，所以这个就需要很多很多的协调，也需要很多的弯腰。
主持人：这您不觉得这是一种牺牲文人的性情，去附和政治的游戏？
龙：我一点都不觉得，不。我觉得这个是文人必须有的谦虚，而且弯腰是绝对必要的。在做政治妥协的时候，但是脊椎不能弯，这个差别。那么在这个三年之中，我没有中途而废，就是说没有发生过任何一次是我的核心的理念，就是说我的脊椎骨必须弯，还没有发生过，所以可以完，可以做到结束。
主持人：那当初就是说您自己给自己已经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暗示或者说理念，如果说遇到了让我脊椎弯的事情。
龙：我就走，那一定走。
主持人：您曾经说过那样的话，就是杂文比鲁迅写得好，您现在还那么认为吗？是玩笑话，还是真的那么觉得？
龙：当初第一次说的时候，其实是一个玩笑话，而且也是自我嘲讽的那个环境之下讲的话。但是当这一句话被挑出来印出来，那么那个环境那个自我嘲讽的环境就不见了，就剩下这一句话了，孤零零一句话，那你也不可能有机会去解释。那我也不在乎。但是对于鲁迅先生，我的看法到今天还是我觉得他的小说短篇小说是一流的，绝对地好。那他的杂文呢，你用今天的眼光去看，我当然会觉得，他的杂文就是说尖酸刻薄的东西非常非常的多，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呢，他的杂文也是比较是针对眼前的现实做的立即的反映，跟我自己的杂文当然后来就是不同，完全不同路了。就是说我是尽量地避免尖酸刻薄的这一个性质，但是，因此当时在说的时候，我的意思也是说，我觉得杂文是可以谑而不谑，是可以尖锐而不刻薄，是可以同时针砭现实，但是又有历史的纵深，这是我自己对最好的杂文的要求。
主持人：就是您自己的杂文风格上其实也有一个变化，比如像我感觉，读您《野火集》的时候，我自己就明显地感觉到，好像还是有鲁迅杂文的风格在里面。那么您自己有没有觉得自己受过鲁迅杂文的影响？
龙：这个问题很多人问过，那答案是完全没有。原因是鲁迅的书在台湾是完全是禁止的，那么在我读书的过程里头，从来就没有读过鲁迅的东西。一直要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不，要到是非常晚了，恐怕就是都到了写《野火集》之后，因为很多人提到说跟鲁迅的关系，我才特别去把鲁迅的东西拿来看。那么当然这个跟我在我是南部在台湾南部长大的小孩有关，在台北读大学的话，你这个地下流传的书可能还看到一点点的鲁迅。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