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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一个很普通的人，从来没做过轰轰烈烈的事情。
唐师曾常常急赤白脸地向挡了他采访镜头的人叫唤，像被人掐住了脖子的鸭子，因此得了个绰号“唐老鸭”，简称“鸭子”。他的采访作风是无孔不入和奋不顾“命”，常常令同行自叹不如。他崇拜非常富于冒险精神的悲剧式英雄，特别是美国记者罗伯特·卡帕。这位18岁考入柏林大学政治系的小伙子，大学一毕业就赶上纳粹上台，他背着相机只身逃往西欧，参加了西班牙内战。他拍摄了包括诺曼底登陆在内的所有重大战事，由于玩命而闻名于世。卡帕的朋友从乞丐到美国总统，从英格丽·褒曼到海明威。1954年，在印度支那的热带丛林他踩响了地雷，那时他40岁。在躯体被自下而上撕成碎片之际，也没有忘记再按一下快门，留下著名的遗作：《卡帕眼中的最后世界》。
1988年，唐师曾去秦岭拍摄野生大熊猫。在一次追拍中，一脚踩空，从山腰上滚下来，幸亏一棵松树挡住了他。还有一次，他从架在山崖上的几十厘米粗细的独木桥上飞步跨越。返回时，看见那个独木桥，吓得死活不敢再走，根本回忆不起来自己是从这里跨过去的。唐师曾后来说：“那时最大的危险就是我根本没有发现周围有什么危险，因为我眼里只有大熊猫而无其他。”
可可西里是世界上最后一块处女地，或称世界第三极。它是北依昆仑、南接唐古拉山的一片高原雪野，称为“生命禁区”。唐师曾第一次听说可可西里是在1988年，可可西里那高原大漠景观和中国独有的高原活化石野生牦牛，立刻激起了他亲身前往的强烈欲望。不久，他打听到国家正在组织数十家权威机构的专家、学者和科研人员，将对可可西里进行考察。他找到考察队的负责人要求报名参加。负责人说，不行，我们不缺记者，我们缺预备司机。唐师曾说：“那好，我就做司机吧。当然，我现在还没有驾驶执照，不过很快就会有的。”负责人只是笑了笑，他把唐师曾说的当做了“疯话”。
成败的关键不是能力，而是选择（2）
于是，唐师曾进了北京警察学院驾驶学校。他刚上车就敢把油门一踩到底，其疯狂程度连他的警察师傅都胆战心惊。用了3个月，他成了一名各方认可的司机。他立即找到考察队报名，让负责人大吃一惊。考察队的名单上又多了一个人。
虽然早已是盛夏，可在平均海拔5000多米的可可西里无人区还是大雪纷飞。强烈的紫外线将他们的脸剥去一层皮，用手一碰便纷纷扬扬。由于空气稀薄，考察队的人全患了右心室肥大和红细胞增多症。持续的高寒缺氧，加上没有新鲜蔬菜，他们的嘴裂开一道道血口，肿得失去了原形。
1990年8月3日，唐师曾正缩在帐篷里听新闻。“美国之音”干瘪的声音播送了一条惊人的消息：伊拉克吞并了科威特！他屏气凝神生怕漏掉每一个字。直到转换了节目，唐师曾才一个猫跳钻出帐篷，在雪地上连打三个滚，面对雪山长跪不起……他缩在鸭绒睡袋中，打着手电起草去海湾的申请：“我决心为新华社争光。报答人民哺育之恩。”
1990年11月27日。联合国安理会678号决议：如果伊拉克在1991年1月15日之前不撤出科威特，安理会准许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1990年月22日，唐师曾取道土耳其、约旦飞往大战在即的伊拉克。
飞到安曼头一天，巴格达分社李大伟就对唐师曾进行形势教育：在这里干活得守规矩，否则极易出事。比如美联社的萨拉哈和路透社的马蒙就被吊销了护照；7个月前绞死了拍摄巴格达“军事设施”的英国记者巴佐夫特；还有一名不守规矩的苏联记者死于车祸；好抢独家新闻的意大利记者……，最后是李大伟自己，他因与英美记者过往较密被巴格达“提示过”。巴格达首席记者朱少华又插进来一个故事，说是半年前他与李大伟商量每星期五早上5点起床去钓鱼，可担心早上起不来。呆到星期五早上5点，客厅里的电话响了，拿起听筒，却无人讲话。以后接连几个星期五的早上5点，电话铃都响。李大伟称之为带耳朵的友谊的小闹钟，可他们明白，时刻都有人监听、监视。朱少华看唐师曾脸发青、眼发直，忙说不是绝对不可以拍，只要找个新闻官员陪着就行，新闻官员会指点你拍什么、告诉你怎么拍。
圣诞之夜。唐师曾在拉希德饭店拍穿黑袍的阿拉伯妇女在萨达姆画像前歌舞升平、购买圣诞礼物。突然，一位身材高大的阿拉伯人挤到他旁边，用低沉的英语命令道：“听着，我不许你拍我的姐妹在那个人画像下欢笑。”唐师曾莫名其妙，表示了歉意。回到分社，他请教老朱，他说唐师曾碰上流亡的科威特人了。
1991年1月13日22时10分，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到了巴格达。足足有200多名记者挤在萨达姆国际机场贵宾楼，诺大的一个大厅被香烟熏得雾气腾腾，沙发上、靠墙的地毯上，或躺或坐地黑压压一大片都是记者，他们在等待。人流突然涌向门口，几十个人在门厅挤成一团，摄像机、三脚架、摄像用的梯子交叉在一起，骂声连天。唐师曾拖了一把椅子，一步跨上去。军警封闭了出口，命令记者列队进入临时准备的另一个小会场，见联合国秘书长一面。唐师曾扔下椅子，紧贴着墙像壁虎一样往前蹭，直到摸着横在门口的铁栏杆。他俯首贴耳规规矩矩，表示服从命令。趁着军警和记者推搡成一团时，他出其不意地迈起左腿跨过栏杆，几步小跑追上佩雷斯·德奎利亚尔一行。尽管听到背后士兵的怒骂和追赶他的皮鞋声，他佯装不知，紧贴着这帮贵宾往里走。他知道这时没人敢开枪，即使他是神枪手。不用说，他抢到了最好的位置。唐师曾拍的德奎利亚尔的照片流传甚广，香港就有家大报同时采用，连日本的多家新闻社和报刊社也不得不“偏爱”一回。
海湾战争即将爆发，唐师曾是最后撤离巴格达的中国记者。
中东时间1月17日海湾战争爆发。1月28日夜，蛰伏约旦的唐师曾，终于盼来摄影部的直接命令，社领导和总编室批准了唐师曾进入以色列的申请。
由于约旦和以色列是敌对国，唐师曾必须绕道塞浦路斯再到以色列。拿到机票一看，战争保险金竟比机票本身还贵。机场的售票小姐说：“飞机随时有被击落的可能。”约旦分社的陈记者对即将上路的唐师曾说：“别人是看好了落脚点再起跳，你这只鸭子是跳起来再找落脚点。”
在特拉维夫，唐师曾为了把美元用在刀刃上，饿了找小饭铺，渴了喝卫生间的水。
大街上到处是“请随身携带防毒面具”的提示，出租车里都放着防毒面具。没有带防毒面具的人如果让警察碰上，会遭到两百谢克（合0美元）的罚款。《耶路撒冷邮报》刊登了一张漫画：坚守前线的士兵给自己家中头戴防毒面具的老母打电话，询问战况如何。连特拉维夫海滩上的情侣也手不离防毒面具。在耶路撒冷犹太教圣殿内和哭墙下，成千上万的犹太教徒身背着防毒面具，冒雨祈祷。
那时，防空警报一响，人们就会进入防毒室，然后用黑塑料布和棕色胶条封闭进入防毒室的所有通道。这时，各国记者则各执采访工具冲出房间，聚集在希尔顿饭店门外仰望星空，屏气凝神静候“飞毛腿”划破夜空。
唐师曾没有带过防毒面具，因为一带就要摘下近视眼镜，这样他就无法聚焦了。钢盔却从不离身。从北京出发的前一天，解放军报摄影记者乔天富特别关照说，80％的战伤是被弹片击中头部，要想多活就别怕沉。
战争爆发后，美制“爱国者”式反弹道导弹就出尽了风头。唐师曾一直想拍特拉维夫城外的美军爱国者导弹阵地，可又不敢贸然行事。他找到特拉维夫希尔顿饭店一楼的以色列国防军（IDF）新闻发言人，请求拍摄“爱国者”。可新闻发言人声称这类军事目标严禁拍照，任他力陈“爱国者”导弹神奇的新闻性，可就是毫无效果。最后他说：“我的朋友，台湾电视台的朱增有就拍过‘爱国者’，我不能拍是不是因为我来自北京？”这个军官听罢，像被蝎子蜇了一下连连摇手：“我绝不是这个意思，台湾人可能是偷拍的。”这位发言人竟建议他也去偷拍，不过千万别把周围的环境拍进去，如果暴露“爱国者”导弹部署的位置，那就惹麻烦了。
成败的关键不是能力，而是选择（3）
唐师曾和法国记者驱车到城外，可还没等靠近“爱国者”阵地外围的铁丝网，就被巡逻兵发现，偷拍计划流产。下午，他和日本记者村田信一再度前往。这次他们学乖了，隔着出租车的玻璃一通狂拍。
急急忙忙跑回住处，冲胶卷时紧张得直哆嗦。草草定影水洗，可胶卷上的“爱国者”导弹结像太小。他把提到头的放大机搬到洗脸池上，再摞上一把椅子，掉过头来趴在地板上铺平相纸，总算放大了一张只有“爱国者”导弹、没有任何环境背景的10寸传真照片。
待他兴冲冲捧着这张10寸传真照片，赶到希尔顿饭店一楼新闻检查办公室时，只见村田信一正站在那里发呆。原来村田拍的照片因“暴露导弹阵地的环境”而没能通过新闻检查。村田说唐师曾拍的则更不在话下，可当他看到唐师曾放出的那张顶天立地的照片时，竟气得大哭起来。唐师曾的照片顺利地通过了检查，当天传到了北京，解放军报立即刊登。
2月11日夜，他第二次拍到了“爱国者”导弹划破夜空迎击“飞毛腿”。前一次他拍到的“爱国者”导弹划破长空的弹道轨迹由于太短，被新华社摄影部枪毙了。新华社叮嘱他千万别再站在楼顶上拍导弹了。可他不甘心，一连守候几夜，总算拍到了这一恐怖的夜景。
唐师曾提着传真机冲进新闻检查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