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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了一周的研究，我们把目标缩小到五幅画。它们是：查尔德·哈桑姆的“往大海的路”（Road to the sea）（编号一七六，底标十五万～二十万美元），希欧多尔·罗宾森的“夏日的山坡风光”（Summer Hillside； Giverny）（编号一九，底标四十五万～五十五万美元），威廉·麦瑞的“塞考克的风景”（Sinnecock Landscape）（编号一九六，底标十五万～二十万美元），莫瑞斯·巴奇的“花园”（The Garden）（编号二四，底标十四万～十八万美元），以及斐德利克·佛利锡克的“河面之上”（On the River）（编号二七，底标二十五万～三十五万美元）。既然作品都已经挑好，就该是我去找艾尔和克利夫谈谈的时候了。
拍卖会举行的日期是在十二月四日星期四。我在十一月二十八日周五收盘后到佛雷斯哥·柏雷特画廊去待了一下。正如我所预期的，艾尔和克利夫对于奥黛莉和我所挑中的那几幅画简直了若指掌。“你们的眼光真不错，”艾尔说：“不过你们不能光凭型录上面的介绍就做决定，一定要亲眼签定过才行。”
所有的拍卖品都将在十一月三十日到十二月三日公开展示。“花园”是所有我们感兴趣的作品中惟一没有放在苏斯比展示的，它目前正在东八十二街的柯克（CoeKerr）画廊中展示。奥黛莉和我在周六时到柯克画廊看了那幅画。它简直闪闪发光，还比在苏富比型录中所看到的要好太多了。我们不只希望在拍卖会中出价，并且已经开始想像一个星期后这幅画挂在我们家墙上的美好景像。
在苏富比举行的画展是开放给一般大众参观的，只有星期一晚上，这些画会对特定的人士开放，这表示在星期一晚上苏富比会举办一场专为潜在大买主所准备的私人鸡尾酒会。这场展示会是我想要参加的，因为这是我能够和纽约艺文界那些闻人们凑上一脚的最好机会。但是由于奥黛莉和我之前并没有参加过苏富比任何活动，所以并未受到邀请。我们和艾尔以及克利夫约好在星期三也就是展览的最后一天下午去看另外四幅画，可是在我们要出门前的最后一刻，我们的保姆突然请病假，所以奥黛莉只好留在家里。
当我走进苏富比在约克大道的总馆时，一点也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我想这一定不像走进水道跑马场或赌城凯撒宫一样。我以为每个参观画展的人都会如同参观博物馆般地放轻脚步、轻声细语。但事实可完全不是这么回事。走进苏富比展览馆的大厅，就好像走进了一九四八年的共和党年会似的吵闹。一堆看起来像是长春藤名校学生的盎格鲁撒克逊系白人虚情假意地互相打招呼，在展览厅中四处走动，想让每个人都知道他们好像真的懂些什么。“毫无疑问的，这一定是瑞菲尔德最好的一件作品”，“这是裴克斯顿望远镜视觉法的最好范例”，“没错，注意看他的视焦有多特别，而且他从远景转移到近景的手法简直让这幅画活了起来”，“看看这幅‘少女与狗’当中所展现出来的活力和强度”，“罗宾森把平凡无奇的东西给处理得多么棒啊！看看他对于空间的浓缩处理手法，这柔和的光线是怎么画出来的？他的笔法真是不可思议。”真是鬼话连篇！但这些至少都是好听的屁话，比我每天在华尔街所听到的要好听多了。
艾尔和克利夫不停地挥手和人打招呼，毕竟这是他们的市场，而且他们认识在这个市场里的每个人。他们也不停地把我介绍给不同的人，但是我可不是来这里搞社交活动的，我到这里是要研究画作和观察周遭的人，就好像在水道赛马场研究马匹或是在Amex观察那些作价员行为的道理一样。我仔细看着每一幅我们选出来的画，并且详细倾听别的参观者是如何评论这些画，然后把他们说的加以归纳，试着从中找出任何可以依循的脉络。
当我回家后，奥黛莉和我坐下来一起翻着我们的笔记，做最后的回顾。我们已经为明天的拍卖会做了万全的准备，确定明天的策略，检查我们的调整点，并且设定进场和出场的价位。我希望我那陆战队式的作战原则能清楚地放在脑袋里，并希望在拍卖会开始前准备好，因为从事交易本来就必须在一切发生前先做好心里建设和沙盘演练。尤其是当喊价已经超过我设定的最高价位时，我只能再往上加一，也就是说如果我的最高出价是二十万美元，而喊价却已经高到二十一万美元时，我会在二十二万的价位再喊一次。拍卖是一种竞标者情绪充斥的游戏，所以在竞标时绝对不能失去自我控制，一定要设定明确的退出点并且坚守此一计划。在就寝前，我们拿起那本已经翻烂并做满笔记的型录，小心地把最后决定要出价的三幅画，编号一七六、二四与二七所在的页角折起来，做上记号。
“花园”与“河面之上”
苏富比所举行的拍卖会分为两个阶段。上午时段从十点十五分开始进行编号一到一五号的拍卖，下午二点则开始进行一五一到三四九号作品的拍卖。所有的艺品都是以年代远近的顺序排列，所以美国的印象派作品都属于第二时段，不过我还是想利用上午时段来熟悉拍卖会场的环境。我们在周四早上走进约克大道的苏富比公司总部，在警卫的指引下来到大厅，和艾尔及克利夫会合，然后跟着他们上楼，来到拍卖会场所在的大厅。
我们进入一个和百老汇街底小戏院差不多大小的房间，并且在前排找了四个位子。艾尔安排我坐在克利夫的左边因为克利夫负责喊价。艾尔自己坐在我的左边，而奥黛莉则坐在艾尔的左边。在我们的正前方有一张上面放了很多电话的桌子，旁边坐着六位年轻男女。“那些人是接受电话喊价的人员。全世界的收藏家都可以透过电话参加竞标。”艾尔告诉我。在那些年轻男女的左前方是一个电脑控制的电子汇率揭示板，上面明列着所有货币的汇率，以便出价者能很方便地换算成本国货币，其中包括：美元、英镑、法国法朗、瑞士法朗、日元以及德国马克。我们的前方则有一个架高的展示箱，里面有光亮的脚灯由下往上照射，而在它的四周都以毛毡包覆着。“那就是他们展示画作的地方。”艾尔说，“这个展示台分成三个部分，当一个拍卖品正在竞标的时候，他们就在布幕后面把前一个拍卖品拿下来并且把下一个拍卖品准备好。”在展示台的右边是一个讲桌。它现在是空著的，但很显然那是拍卖员要站的地方。
大厅的两旁及后方都有以深色玻璃隔间的小包厢，我猜想那一定是为拍卖会的大买主所准备的空间。拍卖会场里的人群都在聊着天，场面显得有些闹哄哄的，但是当十点十五分一到，每个人都立刻就座并且安静下来。接著苏富比的首席拍卖员约翰·马里恩（John Marion）走上讲桌。场中只有苏富比公司的工作人员站着，分布在拍卖场四周监督着一切。
约翰·马里恩以一种上流社会人士的语调将拍卖的相关规定做了简单的介绍，他检查了一下麦克风并且确定每个工作人员都就定位后，便开始第一件拍卖品的喊价。在一阵如连珠炮般的喊价声中，巴特渥斯（Butterworth）那幅七寸乘十二寸大小，上面画著两艘在怒海中航行单桅帆船的“击败英国战舰的五月花号”（The Mayflower Defeating the Galatea）被放在一个旋转的展示架上拍卖。每个与会者都把身子往前倾以便能看得更清楚，那些年轻的电话接单员则对着电话轻声讲话，汇率揭示板也开始显示着各国货币的兑换汇率，而负责监视的工作人员则开始四处穿梭。突然间整个房间里充满了紧张的气氛。
“有人出价六千了，有人出价七千吗？”那个充满磁性和高贵气息的声音大声地宣布。“七千美元，有人出价八千吗？好的，谢谢您，八千。现在，有人出价九千吗？”不停地有人提高投标价，但是我一直没有办法看出来这些买盘是从哪里来的。这里一点也不像Amex。没有人会摇着他的手大声喊价，出价的动作是以非常安静而不引人注目的方式进行的。“九千美元，第一次……，第二次，……成交！”砰地一声，约翰·马里恩用一个金属材质的槌子敲打在桌面上。展示架的转轴仍然在转动着，汇率揭示板也继续运作，在我把第一笔交易记录下来之前，约翰·马里恩已经开始第二个拍卖品的喊价了。
在上午的时段当中，克利夫对几个作品出过价。根据苏富比印行的型录中所附的“未来买主指南”的规定，出价是经由举牌的方式进行的，不过很显然这并不适用于那些职业买家。佛雷斯哥·柏雷特画廊的牌子一直没有离开过克利夫的衣服下摆。克利夫只要眨个眼、轻拍一下鼻子、拉个耳朵、点一下头、拉拉领带或是做一些其他的小动作，约翰·马里恩那锐利的眼睛都看得到。我紧张得动都不敢乱动。就在这眨眼、摸鼻、点头和击槌的动作间，二十或三十万美元的交易就完成了。这样的景象让我有很深的亲切感：电话、数字、揭示板、出价、成交确认的动作以及金钱的快速流动，在我眼中简直就像一个干净而又文雅的Amex，而约翰·马里恩看起来就好像交易场里的法兰尼一样，只不过约翰穿着较好的衣服，又一副彬彬有礼的样子。约翰·马里恩用他的金属槌敲定交易，而法兰尼则靠他的蛮力完成交易。
上午时段结束时，我们出去吃了一顿简便的午餐，但我太紧张以至于根本食不下咽。大部分上午时段的拍卖品都以比型录上底价更高的价位成交。“天啊，克利夫，你会不会觉得我订定的价位太低了呢？”
“你永远不会知道，”克利夫说：“有的时候你订的价位恰到处好，而有的时候你又和你要买的东西擦身而过。我想最好是先看看下午的情况，再决定是不是要改变出价的策略。”
我们在一点五十分回到座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