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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清脆的笑声，霎时荡去包玉刚心头的阴霾。
启德机场聚满了从大陆来的人，他们当中，不乏曾显赫一时的官僚、商
人或艺人，怀着一颗惶恐的心，带着金银细软，匆匆南逃。
“摩罗叉”（指印度士兵）指挥着从飞机上下来的人排成长队，领取移
民护照，这些护照是统一由一个英国机构发出的。包玉刚夹在人龙里，焦的
地一步步往前挪，当他接过满是英文的护照时，他激动得挥舞双手。
领取这个殖民地护照可算是包玉刚第一次跟英国殖民地机构打交道，手
续之简单、过程之顺利甚至有点出乎他的意料，但是，他很快就发现，要进
入香港社会这个圈子并不像拿护照那么容易，而是要付出代价的。
西摩道里暂安居
到了1949 年，香港居民的人数骤然增加了150 万，在深水埗、石峡尾、
鲤鱼门、西湾河、筲箕湾、西环、铜锣湾等地，到处都是逃难的人。
幸亏包兆龙有先见之明，在1949 年难民潮还未形成之前，就携带家眷
和小孩先到了香港。并花了两万元的“顶手费”，在西摩道找到了一个一千
多英尺的单位，月租450 港元。
那套房子的周围是香港一些名门望族的大厦，按当时的标准，每月450
元的租金并不算贵，因为租金是受政府控制的。但是由于1945 年日本人撤
走时，留给香港人的是大片大片的废墟，尽管战后香港经济恢复很快，但房
子建得并不多。
当那些在香港沦陷时逃到大陆的香港人回到香港后，能够找到一处地
方，哪怕是很多家人挤在一起，也算是件幸运的事情。很多人只能睡在街上、
楼梯底、走廊里，有些则搭起一些简陋的临时房屋，听凭台风、暴雨的摧打
和火灾的威胁。因此，尽管政府一再三令五申控制租金，严重的供需失衡却
使到房屋的租赁从台面转到台底，明里业主和租户仍是按照政府规定的租金
标准，而暗里，业主则收取租户的“顶手费”，且价高者得。这种交易都是
双方你情我愿的事情，政府也奈何不了。
包氏一家从上海带来一些积蓄，考虑到无论如何得先有个安身之所，便
不惜拿出两万港元来作为“顶手费”，租下了这套有三间房的单位。一家大
小就居住在这儿，也总算有个家。
包兆龙来港前，把家里一切能变卖的东西都变卖了，换成现金或银两，
数量是相当可观的，有数十万元。
但是，由于初来乍到，人地生疏，加上语言上的隔阂，包氏父子不敢贸
然行事，时时处处小心翼翼。
生活上，包家则是能简则简。陪庆和陪容两姐妹新衣服也不多一件，做
校服时，往往做大一个码，把裙脚捂高一两寸，待长高后，再把裙脚放下来；
鞋子同样也是买大一两寸，里面垫上几个鞋垫，以便步行时不致滑落。包陪
容回忆说，那些时候她几乎没怎么穿过新衣服，都是大姐包陪庆穿不下了替
换给她的，而她穿衣服也特别小心爱惜，等不合身了替换下来给妹妹时，衣
服仍不显破；日。“虽然生活上是俭朴了些，但父亲把我和姐姐送进了当时
最好的学校。”包陪容每当回忆起这段往事，就流露出对父亲的敬爱。
到香港之后，包玉刚担负起一家老少的衣食住行，大事小事无一不让他
操心。他买了一辆二手车，除了生活上方便一些，他还想能为开展业务带来
些方便。
“到香港已经好些时候了，”包玉刚想，“如果再不考虑出路问题，这
样下去，势必坐吃山空。如果去打份工，低微的收入怎能养活一家大小？自
己一家怎么说也是做生意出身的，从大陆又带了些积蓄下来，还是寻些买卖
来做吧！”
但是，做些什么生意好呢？
华人行里的四人公司
曾有一个外国记者形容包玉刚是一个“不允许其脚下的草长大的人”，
说明他闲不住。
到香港安顿下来之后，便考虑应该做些什么生意。由于对香港周围环境
还不太熟悉，包玉刚想驾轻就熟，干回自己的老本行——银行业，但他很快
发现，在香港，银行业除了被汇丰银行、渣打银行和大通银行这三大英资银
行垄断外，余下部分已被广东人控制了，能够提供给他这样一位说话时带浓
重鼻音的宁波人的业务极其有限，况且，当地居民更愿意接受最原始的储蓄
方式——收藏金器、珠宝和玉石等，而不是在银行里存钞票。
怀着对中国大陆重新开放的希望，包氏父子决定先做一些较快见效益的
进出口贸易。这时，包玉刚的几位朋友也从上海和宁波来到香港，大家相聚
在一起议论出路问题，其中有两位与包玉刚在银行里共过事的旧同事，跟包
玉刚意见一致，于是与包氏父子共四人合伙成立了一家四人联合公司。
那时候，香港的写字楼奇缺，找一个办公的地方也不容易，他们好不容
易，才找到一间小房。那是位于皇后大道中和不打街的、具有五十多年历史
的华人行中的一间写字楼其中的一部分，因租用这间写字楼的公司付不起昂
贵的租金，于是辟出一小间转租给包玉刚他们，月租两百多元。
那间办公室真是小得可怜，四个人挤在一起，连转身的地方都没有。其
中一个回忆说：“如果我们当中有一个人想开抽屉，那么须等另一个人离开
办公室走到外面去才能腾出空间。”办公的地方是“寄人篱下”，他们甚至
连挂一块自己公司的牌子的地方都没有，但是，这几个坚忍的宁波人，从没
有放弃，他们默默地做着中国土产的买卖，如干货、豆饼、鸭毛、肥料以及
牲畜饲料等等。
生意进展还算顺利，这间小小的进出口贸易公司总算是立住了脚跟。当
时，中国大陆已经解放，新的政府开始了战后的重建，迫切需要食品、机器、
化学品和原材料。由于中国共产党与当时苏维埃政府的特殊关系，中国政府
在重工业方面主要依赖苏联的帮助和进口，而别的物资则从其他国家和地区
进口。不久朝鲜战争爆发，中国出兵支援朝鲜，联合国于是对中国实行贸易
禁运。这一禁令对于在香港经营大陆生意的英国人来说，无疑是一个沉重的
打击，损失惨重，但对于中国的商人来说，却是一个发财的机会，一些现代
香港超级大富豪，都是在那时把联合国禁运的物资运进中国内地，掘得第一
桶金，才逐渐发达起来的。包玉刚他们的四人公司也加入了偷运违禁物资的
行列，从欧洲等地购进化学品、铸铁锭、轮胎等，通过第三国和澳门等地运
到中国大陆，这种生意在形式上并不犯法，因此香港当时有不少人都于过这
种买卖。当然，由于各人做生意的眼光、手法以及胆识皆不同，所以有些人
发了达，而有些则是微利。包玉刚他们由于作风保守，生意赚得并不多，加
上大陆很快搞起“三反”、“五反”等运动，国内政治局势趋于紧张，一些
贸易停止了，包玉刚他们的公司则改为做食糖的生意，在台湾买糖，用船运
到香港，交由另一家公司运进中国大陆。
在那些日子里，包玉刚负责公司的全面工作，负责发给各人每月薪酬和
红利。据他的拍档李某说，在公司里干，大家都很诚实，包玉刚对大家都很
公平，互相之间从未发生过因为分配不均而引起的不愉快事情。由于业务上
的需要，包玉刚开始与当地人和机构沟通和联系。他第一个存款的银行是恒
生银行，当时银行的经理是美国人，叫弗兰克·荷华，朝鲜战争爆发后，那
所银行关闭并撤离了香港。包玉刚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时说：“荷华是流着眼
泪走的，他是一个经验丰富、颇有建树的银行家，那次撤退，他失掉了几个
大客户和一些新客户，我们的公司便是其中之一。后来，我把生意帐目移至
汇丰银行。”
初识桑达士
在开始跟广东人接触的时候，包玉刚感到比他去汉口读书初期还要困难
一百倍，他完全听不懂他们讲什么，而他们也不明白他的意思，不管他讲宁
波话还是英语。包玉刚决定避开这些在汇丰银行进行业务的广东人，另找办
法。一天，他走进位于皇后大道一号的汇丰银行总部大厦，要求拜见资深的
英国职员。也许是工作人员从来未曾遇到过类似的事情，也许是被包玉刚镇
定自若、充满自信的气质所慑服，他很快便如愿以偿，见到了汇丰银行进口
部的桑达士和盖伊·塞那两位先生，当时，这两个人行将升职，前者是项目
经理，而后者是银行主席。
上了年纪的香港人可能还会记得，在50 年代初期，汇丰银行仍然保留
着这样一条惯例：外国人进入汇丰银行，是从正门进去的；而中国人则只能
从后门进入。很明显，英资财团当时是很瞧不起中国人的。不仅如此，汇丰
银行当时还不屑于与中国人直接做生意，中国人要向汇丰借钱，必须通过洋
行，再由洋行转借给中国商人。
当时，包玉刚是从前门还是后门进入汇丰银行，现在已无法考究，但可
以知道包玉刚是不满汇丰只间接与中国商人做生意这一行径的——他直闯汇
丰，找桑达士谈生意，既充分显示了他的做骨和勇气，也表明他对汇丰瞧不
起中国人这种行为的不满。
但是，当时的包玉刚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小商人，他直闯汇丰，而受到
桑达士等英国人的傲慢无礼和冷遇是必然的。当时的情形是，桑达士见到包
玉刚走进来，看也不多看一眼，就把两只脚放在写字台上，那神态，仿佛是
一个富得流油的阔佬对着一个行乞者——包玉刚只是默默承受，但内心一定
是很不愉快的，但是，不管怎么说，两人最终还是聊起来了。
这次接触可以说是包玉刚生命中的一个转折点，对于包玉刚来说，这次
接触是无价的，他迈出了成功的第一步。在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这三
个人在共同利益的驱动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