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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的经济大萧条突然袭击了我们，我们发现我们的家陷入了暴虐的沼泽。那时我刚刚5岁。
雪上加霜的事情又发生了。就在那时，一个邻居，我记得他是一个老酒鬼，强奸了我。我清晰地记得医生的检查过程，以及我作为主要证人参加的法庭审判。那人被判有期徒刑15年。我总是听见别人在说：“都是你的错。”所以在很多年里，我都害怕那人被释放以后会来报复我，因为是我把他送进了监狱。
我童年的大部分时期，都在忍受身体上和性方面的虐待，外加繁重的体力劳动。我的自我形象越来越差，好像对我来说什么事都不对劲。我开始在我的外部世界表达这种模式。在我四年级时，发生了一件能够代表我那时的生活的典型事件。有一次学校举行晚会，有好几个蛋糕供大家分享。除了我以外，这个学校的大多数学生都来自舒适的中产阶级家庭。我的衣着破旧，发型也很可笑，还穿着一双拖沓的黑色鞋子，身上散发着每天吃的用于驱虫的生蒜味儿。我们家永远没有蛋糕，我们买不起。我的一个邻居大婶每周给我10美分，在我过生日和圣诞节的时候可以得到1美元。那10美分被列入了家庭预算，而那1美元用于在“一角钱商店”里买我的内衣。
因此，在学校举行晚会的那一天，那里有这么多蛋糕，他们都在切它，他们之中的某些人几乎每天都能得到两三块蛋糕。当老师最后走到我身边时（我当然是最后一个），蛋糕已经没有了。一块儿也没有了。
我现在能够清楚地看到，我当时“已经深信不疑的信条”——我是没有价值的、我不应当得到任何东西——驱使我站在了最后并且得不到蛋糕。这是我的模式。他们只是我的信念的映射。
在我15岁的时候，我无法继续忍受性骚扰，从家里和学校逃了出来。我找到了一个宴会服务员的工作，这比在家里时做繁重的体力劳动轻松多了。
由于对爱的极度饥渴和卑微的自我认知，我愿意把自己奉献给任何一个对我好的人；就在我刚刚过完16岁生日不久，我生下了一个小女婴。怀孕的时候我就已经感到无力抚养她，但是，我能够给她找一个良好的、爱她的家庭。我找到了一个没有孩子又渴望拥有孩子的夫妇。我产前最后4个星期一直住在他们家里。在我住院期间，我给新生儿起了他们家的名字。
在这种情况下，我没有体验到任何做母亲的喜悦，只有失落、罪恶感和羞耻。那段经历成为我必须尽快克服的心理障碍。我只记得婴儿那不同寻常的大脚趾，就和我的一样。如果我还能见到她，根据脚趾我就能够确认是不是她。婴儿刚刚出生5天我就离开了她。
我立刻回到家里，并且告诉母亲谁成为了下一个牺牲品。“你不会再这样下去了，我要带你离开这儿。”她跟着我，离开了10岁的妹妹和她的父亲。妹妹一直是继父宠爱的小宝贝。
我帮助母亲找到了一份小旅馆服务员的工作，之后为她安排了自由舒适的公寓，我感觉我已尽了自己的义务。我和一个女友一起去了芝加哥——三十多年里再也没有回故乡。
在很久以前的那些日子里，我作为一个孩子所体验的暴力，在很长时间里都让我感到自己是多么没有价值，我所吸引的男人都是虐待我、经常打我的人。如果我将我的余生用于斥责男人，那么我可能还会得到相同的经历。然而，通过积极的工作体验，我的自尊心逐渐成长起来，那些男人也渐渐离开了我的生活。他们与我的旧模式相适应，即“我只有被虐待的价值”。我不是在为他们的行为开脱，假如我没有那样的思维模式，他们就不会被我所吸引。现在，一个经常打女人的男人可能根本就不知道还有我这个人存在。我们的模式不再互相吸引。
在芝加哥做了几年服务工作以后，我去了纽约，很幸运地成为一名高级时装模特。即使是为著名时装设计师做模特，我还是无法建立起自我价值感。这些工作只是让我更多地发现自己身上的缺点。我拒绝认识自己的美丽。
我在时装界干了很多年。我遇到了一位富有魅力的、受过良好教育的英国绅士，和他结了婚。我们去世界各地旅游，遇到过皇室成员，甚至被邀请参加在白宫举行的晚宴。尽管我是一名模特，并且有一个足以让我自豪的丈夫，但是我的自尊程度仍然很低，这种情况一直到我从事心理研究之后才开始改变。
结婚14年之后，在我刚刚开始相信好事能够持续下去时，有一天丈夫宣布说他想和另一个人结婚。是的，我要崩溃了。但是时间过去了，我还在继续生活。我能感觉到我的生活发生了变化，一个星象学家在春天里告诉我，秋天将有一件小事发生，这会改变我的人生。
这件事真是很小，以至于我在几个月后才注意到它。很偶然的一次机会，我去拜访纽约的一个教堂。他们的理念对我来说很新鲜，所以我很注意他们所说的话。我不仅去做礼拜，还参加了他们的课程。美丽时装的世界对我失去了吸引力。我的生命还剩下多少年能够让我把注意力放在去除多余的尺寸、保持眉毛的形状上？自从高中辍学后，我再也没有学习过任何东西，现在我成了一个如饥似渴的学生，贪婪地吞咽着所有能够抓到的有关心理康复的知识。
那个教堂成了我的新家。尽管我的日常生活和过去没有什么不同，但是这个课程越来越多地占据了我的时间。三年以后，我申请成为教堂认证的合格咨询员。我通过了考试，那是我从事咨询事业的起点。
这只是一个小的开始。在这期间我成为了一个冥想者。我的教堂里只有一年的冥想课程，所以我决定为自己做些特殊事情。我到爱荷华州的MIU大学（Maharishis’International University）进修了六个月。
那段时光对我来说真是太美妙了。在新学年里，我们每周都有一个新课题，都是我以前曾经听说过的，比如生物学、化学、相对论等等。每周六早晨测验，星期天自由活动，星期一开始新的课程。
因为不像纽约有那么多娱乐活动，所以我的生活很有规律。晚饭以后我都会去教室学习。在校园里我是年龄最大的一个，我很爱学校的生活。学校里禁止吸烟、喝酒、吸毒，我们每天冥想4次。在我离开那天，我想我一定会被飞机机舱里的香烟烟雾熏倒。
返回纽约以后，我又开始了新的生活。很快我开始了我的“奇迹培训项目”。我积极参与教堂的社会活动。我开始在他们的下午会议上发言，并且约见一些客户。这很快成为我的全职工作。业余时间里，我在别人的鼓励之下开始写《治愈你的身体》这本书，书中简单列举了由于精神因素所导致的身体疾病。我开始巡回演讲并开办小型培训班。
然后，有一天我被诊断出患有癌症。
基于我有5岁时被强奸的背景和青少年时期堕胎的经历，毫无疑问我得的是生殖系统癌症。
就像其他人在被告知患有癌症时一样，我陷入了极度恐慌之中。但是由于我所从事的心理咨询工作的缘故，我知道精神康复是有效的，我获得了一个亲自验证的机会。毕竟，我写过关于思维模式的书，我知道癌症是由于埋藏在心中的深深的怨恨长期得不到化解，而导致癌细胞逐渐吞噬身体的。我一直不愿意放弃对童年时期的“他们”的愤怒和怨恨。没有多余的时间可以浪费了，我有一大堆工作要做。
“不能治愈”这个词，对于很多人来说是非常可怕的。
对我来说意味着，这种不能被外在手段改变的特殊情况，只能通过内在途径治疗。我做了一个癌症切除手术，但是并没有改变造成癌症的思维模式，后来医生对我说，他们必须继续切割露易丝，直到他们把露易丝切完为止。我不喜欢那个主意。
如果用手术的方法把癌组织清除掉，然后在思想上去除导致癌症的根源，那么癌症就不会复发了。如果癌症或者其他的病又复发了，这说明旧的思想并没有从头脑中“全部清除掉”，病人的思想并没有改变。他总是会得同样的病，只是处于身体的不同部位罢了。
我同样相信，如果我能够清除掉产生癌症的精神模式，那么我甚至有可能不需要再做手术。因此，我和时间签订了一份合同。我告诉医生我没有钱做手术，医生勉强给了我三个月时间。
我立刻对自己的康复负起了责任。我研究了所有可能帮助我康复的各种方法。
我去了好几家健康食品商店，买了许多关于癌症的书。我去图书馆阅读了大量书籍。我研究了足部反射理论和克隆疗法，认为它们可能都对我都有效。看上去我正在向正常人转化。在阅读了有关足部反射方法的书籍后，我想找一位足疗师。我参加了一个讲座。以往我通常坐在第一排，但是这次我却坐在最后一排。不到1分钟时间，一位男士坐到了我的旁边——猜猜看，发生了什么？他是一位足疗师，可以去患者家里做治疗。他连续两个月每星期来我家三次，对我的康复有很大帮助。
我知道我必须比以往更爱自己。在童年时期我很少表达爱，所有的人都使我感觉到自己不是个好孩子。我采取了“他们”对待我的态度——挑剔、责备——来对待自己，把这种态度变成了自己的第二天性。
在教堂的工作中我逐渐意识到：我应该爱自己、赞同自己，这对我来说不但是可行的，而且是重要的。尽管我还在拖延——就好像你总是说明天再开始节食。可是我没有时间再拖延了。开始的时候，我很难站在镜子面前对自己说：“露易丝，我爱你。我真的爱你。”然而，随着我的坚持，我发现，在很多情况下我不再像过去那样责备自己了，这都是那些练习在起作用。我已经有了进步。
我知道我必须清除掉自童年开始一直积累着的怨恨模式。丢弃责备是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