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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来自三个方面：
一是这一时期劳动人口结构质量获得改善。随着劳动人口中年轻人的比重不断提升，他们受教育程度高、可随劳动强度大、劳动报酬较低，不仅弥补了劳动总人口下降对财富增长的负面影响，还将使得2018年以后的劳动效率以及财富增长进入一个更加理想的时期。
二是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将大大提高劳动效率。农业人口比例的持续下降，注定会成为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关键动力。以2006年国内农业人口占总人口比例68％推算，到2018年可降至53％，到2028年可降至30％。
三是这一时期劳动人口的“抚养支出压力”不会明显增加。一是因为，2018年抚养比仍处在39％的绝对低水平，且此后10年累计升‘幅也只有2。2％；二是因为老龄人口数量尚未超过未成年人口，毕竟他们领取退休金、享受社会保障，在全社会抚养支出中要大得多。
2028年：1962…1975年婴儿潮步入老龄
从2027年上溯到65年前，也就是1962年。这一年，三年自然灾害结束，中国爆发了世界上最为可观的“婴儿潮”。当年新生儿2492万人，比上年激增1。1倍。
婴儿潮持续14年。1962…1975年新生婴儿合计3。7亿，年均2615人，分别是1961年和1976年的2。2倍和1。4倍。
65年后的2028年，这些婴儿步入老年，这年老龄人口的增加值（1272万人）相当于此前6年增加值合计；劳动人口减少值（1080万人）相当于此前11年减少值合计。
2028年，抚养比也将由上年的40。31％，在幅提升到41。54％，升幅为1。23个百分点，彻底扭转了此前9年抚养比在39…40％之间波协的格局，由此进入持续上升的长周期，直到2085年达到峰值78％。
2028年后的这些变化，无疑会加大“财富定律一”的负面效应，并削弱“财富定律二”的正面效应。
同期世界人口却不断增加。据美国人口咨询局预测，到2050年，世界总人口将激增至92。4亿人，较2006年的65。2亿人累计预期增幅为42％。而同期中国人口数量预测减少9％，劳动人口数量预期减少22％。
因此，由“财富定律四”所提示的灾难，未来100年更可能出现在中国，以至于可被视为“中国的灾难”。
为什么我们强列主张务必深入研究2028年前后中国可能出现的重大经济危机或灾难，原因就在于此。与人口结构演变中的危机相比，金融危机算不了什么。
何以陷入“大灾难”
如果中国经济2028年前能遵循“财富定律二”，极大地提高劳动效率，为应对财富增长困局打下基础，那么随之而来，或许仅是灾难，而不是大灾难，甚至不排除在克服灾难的过程中保持增长态势。
假如2017年中国真出现劳动人口峰值，并进入持续下降周期，而那时总人口劳动效率仍未得到足够大幅度的提升，那么，恐怕在2028年前就会降临较大灾难，以至于此后“财富定律四”决定的灾难注定是灾难。
研究表明，2028年前可预见的“较大灾难”，至少出现在四个方面：高失业率、城乡收入差距扩大、金融危机、能源危机。
灾难一：高失业率
1981…1987年中国第二次婴儿潮期间出生的人口，从1995年开始加入劳动人口，导致劳动人口比例在2007年达到73％的高水平。
第二次婴儿潮是非曲直962…1975年第一次婴儿潮的回声。第一次婴儿潮出生的人，此时进入生育期。
尽管自1980年中国衽了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但第二次婴儿潮累计新生婴儿数量仍多达3。8亿，超过第一次婴儿潮的新生婴儿数量（3。7亿）。
如此大量人口从1995年开始加入到劳动人口，导致中国进入了高失业率风险期，并将延续到2012年。顾及到人均受教育周期延长因素，最终可延续到2018年。
直到第一次婴儿潮出生的人口在2028年退出劳动人口之前，中国经济都将暴露在高失业率风险之下。中国劳动人口比例的峰值将出现在2011年（73％）。此后，虽逐年下降，但到2028年依然维持在71％的高水平。
更值得注意的是，第二次婴儿潮中出生的人口中，85％以上来自农村（当时农业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为82…76％，加上农业人口出生率普遍较高，因此来自农业人口的比例难以低于85％）。而随着第一产业（农业）提供的就业机会持续下降，将造成巨大的就业压力。
目前给出的2009年新增就业人口目标值，尽管提高到前所未有的1200万，但对比2009年新增劳动人口预测值2072年，还是会新增失业人口872万。
而且当前失业人口越多，随劳动人口数量快速增长，失业压力就越大。
持续高失业率的代价，一是约束了“财富定律一”因劳动人口增长对财富增长的促进作用，形成劳动力严重浪费；二是人均收入、特别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绝大多数失业人口来自农村）；三是就业市场竞争加剧，带来低工资效应，令低收入阶层生活贫困化；四是难以提高居民消费，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五是出现高犯罪率等社会不安定因素。
这些问题，都是中国经济2028年前必须面对的。
灾难二：城乡收入差距扩大。
城乡收入差距扩大，令占总人口比重绝对多数据的农村居民收入水平较低。这将抑制居民最终消费支出增长，削弱其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过去30年，国内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1978…2007年，由2。57倍扩大到3。33倍。如果剔除农村居民入出打工获得的工资性收入后，相应的城乡收入差距将扩大到5。4倍。
1985年到2007年，国内居民最终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之所以从51。6％下降到35。3％，确切的答案，就在于城乡收入差距持续扩大。
那么，为什么城乡收入差距会扩大呢？原因在于，依靠不恰当的耕地保护政策和限制投资政策，一味地将近三分之二的人口束缚在效率极低且越来越低的第一产业（1978…2007年国内第一产业GDP累计增幅级为2。7倍，而第二、三产业分别高达22。1倍、18。6倍）。
第一产业与第二、三产业效率上的差距，将约束财富定律二对财富增长的作用。
对比中国和美国的情况，2007年，美国农业人口仅占总人口的1。9％；第一产业GDP的比重为1。3％；中国农业人口占总人口67％，第一产业GDP比重为11％。
所以要想在2028年前提高国民整体劳动效率，就必须提高农业人口的劳动效率。如果能将农业人口数量减少一半，城乡收入差距将大大缩小，中国也将向发达国家迈进大大的一步。
灾难三：金融危机
高失业率与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是经常性的。而金融危机的影响，则属于非常性。即使应对经常性灾难进展顺利，非常性的金融危机，也足以打断甚至是多次打断2028年前的发展进程。
现阶段国内金融市场的主要特征表现为：“广义货币供应量”持续大于“当年GDP”；与此连带的是，“金融机构贷款增长”持续快于“GDP增长”。
1990…2006年美国“广义货币供应量”对GDP的比率，期间平均水平为74％（72％…77％间）；而中国高达136％（82…163％）。
形成这样大差异的原因，一是中国有着世界上最高的储蓄率，而美国则有着世界上最低的储蓄率；二是美国金融机构的贷款对象以消费者为主，企业的外部速效主要依靠资本市场；而中国金融机构的贷款对象以企业为主，企业的外部融资严重依赖商业银行。
与此相关，1990…2006年美国“货币扩张幅度”对“GDP名义增幅”的比率为1。07倍，而中国则是2。09倍。
分析表明，如此不对称的货币扩张，显然是中国通货膨胀较美国相比更加严重的原因之一。1990…2006年，国内CPI的累计涨幅高达1。18倍，平均涨幅为5。36％。
不幸的是，国内物价上涨并不均衡。CPI升幅1994年为24。1％，1999年为…1。4％，无疑加大了金融危机风险。
先后出现高通胀与通缩，将令大量企业陷入债务危机，增加金融体系不良贷款坏帐。2004年前后核销的坏账，竟相当于此前金融机构自有资本合计的数倍之多。
尽管如此，接下来的2000…2007年，贷款增长速度仍然大大领先于真实的财富增长速度（这期间虽然“国内金融机构贷款增幅”由上一个七年的202％下降到163％，但对比同期“GDP可比增幅”98％，前者依然是后者1。7倍）。一旦再度交替出现通胀与‘通缩，必然加大金融机构不良贷款激增，以至出现金融危机风险。
那可不可以通过降低“贷存比”来阻止不良贷款率上升呢？国内金融机构“存款增幅”，一向大于“贷款增幅”，如果贷存比持续下降，过度依赖信贷业务的商业银行，将面临存贷利差缩小、盈利水平滑坡的风险。这实际上是另一种金融危机，并且会在不良贷款风险的高发期，加大爆发危机的可能性。
7年来，国内金融机构贷存比持续下降，到2007年，已由2000年的80。3％降至67。2％。以此推算，到2014年可能进一步降至54。1％。打个六折，贷存比降到54。1％的时间则会推迟至2018年。
到那时，由于存贷利差没有扩大空间，甚至会缩小，金融机构的盈利能力无疑将面对重大挑战。
灾难四：能源危机
另一个系统性灾难，似乎是能源危机。
其系统性表现在：能源危机可导致能源价格上涨，同时导致一切成本与此相关的产品或服务价格上涨；由此刺激居民的通胀预期，以至于更多地储蓄，同时约束最终消费率；这将抑制固定资产投资，进而形成更高失业率；结果注定是城乡收入差距扩大。一旦高通胀之后是通缩，将爆发金融危机。
能源危机更多地由本国“能源进口依存度”持续上升导致。
而中国近年能源进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