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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视国际 2004年10月22日 14：15
主讲人简介：
刘扬忠，1946年生于贵州大方县。1968年毕业于贵州大学中文系，任中学语文教员近十年。1978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师从吴世昌先生，专治唐宋诗词。1981年获文学博士学位，并分配至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从事古典文学研究工作。
现任该所研究员、学术委员会委员、古代文学研究室主任、《文学遗产》编委，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并兼任中国宋代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韵文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李清照辛弃疾学会副会长等，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主要从事中国古典诗词研究，兼搞诗词创作以词学研究成果为多。现已出版13种著作：《稼轩词百首译析》《宋词研究之路》《辛弃疾词心探微》等。
内容简介：
钱钟书除小说《围城》的创作外，一生致力于文学批评，在文学批评上，他始终抱着一种怀疑的态度，对名家名作也不放弃，以至有人说能受钱钟书的肯定那是很不容易的事情，钱钟书也因此落了一个傲慢的名声。钱钟书真的像人们所说的那样狂傲吗？在钱钟书的一篇演讲《诗可以怨》，您将看到一个谦虚的钱钟书。在演讲开始，钱钟书出人意料地讲了一个意大利的“他发明了雨伞”的笑话。这个笑话是说：有一个穷乡僻壤的土包子，一天有事出门，路上突然遇到下雨，他碰巧拿着一根棍子和一块布，人急智生，用棍子撑了布，遮住头顶，居然到家没有被淋得像落汤鸡。他自我欣赏之余，觉得对人类做出了贡献，应该公诸于世。他听说城里有一个“发明品专利局”，就兴冲冲地拿着棍子和布，赶到城里，到局里去报告和表演他的新发明。专利局的职员听了以后哈哈大笑，拿出一把雨伞来，让他看了个仔细。
钱先生讲这个笑话的用意，是向同行表明一种在学术问题上谦虚谨慎的态度，说是自己有点像那位孤陋寡闻的意大利乡巴佬，没有见识过雨伞，今天拿着棍子和布来撑在这里，是向诸位求教来了。由此可见，有些人说钱先生在进行文学批评时态度“狂妄”，“瞧不起人”，甚至很“尖刻”，这是不合事实的。同样在这篇演讲里，您还可以看到钱钟书文学批评的另一面，比如他兼顾中西、打通古今的知识结构，是现代学者无一能比的。详细内容请关注《百家讲坛》10月21日播出的从《诗可以怨》看钱钟书。
（全文）
往往谈到钱钟书先生的时候，我们单位的一些钱先生的晚辈、同事，都有这个感觉。觉得不好谈，他那些东西很深，但是你从文学批评的角度来谈，很多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他的那些著作，包括他的那些选本《宋诗选注》等等，或者他的大部头的著作《管锥编》还有《谈艺录》这些，还有一些其它的一些文章，除了小说创作之外的那些文章，其实主要就是搞文学批评，就是对中国和外国的文艺现象文学作品来谈他的看法，来进行他的审美鉴赏和评判。需要谈的东西很多，今天由于时间有限，我只想举他的一篇文学批评的文章，叫做《诗可以怨》。这篇文章不是很长，但是它比较全面地反映了钱先生作为一个文学批评家，他批评的个性，我们知道批评是要讲个性的，那么20世纪中国的文学批评家不少，但是像他这样有鲜明的个性，有独特的见解和渊博的古今中外的文学知识的，那是少见的。那么这篇文章就比较全面地反映出他的个性，并且反映出他博通古今，打通中西的这么一种知识结构。同时又表现出他平常的为人，既很俏皮、幽默，又很风趣、机智。同时在文学批评的态度上很谦虚、很诚恳。我觉得这篇文章全面地反映出他的个性和他的水平。《诗可以怨》它是1980年11月20号钱先生去访问日本，在早稻田大学叫文学教授恳谈会上做的一个演讲，这个演讲的记录稿后来把它作为一篇文章就发表了。面对的对象是日本汉学界的一些专家、文学教授。按说钱钟书对汉学的造诣，那些听众应该说没有一个水平是比得上他的，但是他做这个演讲的时候，一开头就表现得非常诚恳，非常谦虚，这一点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在国内一般都是这个印象，说钱先生这个人很傲慢，他的学问也很高深，简直是可望而不可即，如神仙中人。但是他在这个恳谈会上，在这篇文章里边，在这个演讲里边，一开头表现出来的就是他的本色了。在学问、在学术、在面对同行和学者的时候，他是那样谦逊，一开头他就说了一些并不是客套话的一些很诚恳的话。他说到日本来讲学呀，即使不必浑身是胆，也需要有斗大的胆。他说为什么呢？你们日本是汉学很发达的国家，你们对中国文化的研究所取得的卓越的成就是举世公认的，我来到这儿以后呢，我面对你们，我心里是惴惴不安的，面对着你们这样一些日本的汉学的同行。他就打了个比方，这表现出他一贯的幽默俏皮的性格。他说我就像面对你们这个很大的宝箱，我像一个穷光棍，想来拿一点东西，但是没有号码锁，不懂开号码锁。只能看着这个大保险箱，眼睁睁地发愣。讲到这儿以后呢，实际上我觉得，好像那个意思谦虚地向日本同行求教的态度已经表达得差不多了，他又出人意料地讲了一个意大利的笑话。他说意大利有一个笑话叫做《他发明了雨伞》，他说意大利乡下的一个农民，有一次出门办事，路上碰到下雨。他找不到避雨的工具，情急之下，刚好身上带着一根棍子，包里有一块布。临时把这根棍子撑着这块布，就挡在头上，匆匆忙忙地赶回家。回到家，很庆幸没有淋得像落汤鸡，他高兴庆幸之余，突然一下就兴奋起来，他说我发明了雨伞。我对人类做出了贡献，他就打听，打听知道城里有个发明品专利局。于是呢，他就拿着这根棍子和这块布，去申请专利，赶到城里，到了专利局以后，他说我发明了雨伞。专利局的官员觉得很奇怪，也很好奇。说你表演来看看，他就把这个棍子和布撑开了，你看好不好，这个官员哈哈大笑，打开保险柜，拿出雨伞，你自己看个够吧，这是你的发明吗？钱先生说这个笑话，他的意图是什么呢？就是说他是一个孤陋寡闻的乡巴佬，到这儿来还要给日本同行讲学，讲点新鲜的东西，实际上讲不出来，那么只好拿着这块布，这根棍子在这儿来撑着，撑个门面，希望诸位不要笑话。当时据陪同他去访问回来的我们院我们所的同事讲，说到这儿，在座的教授全都哈哈大笑，乐了。但同时对钱先生非常佩服，从这篇演讲一开头，就表现出他的文学批评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他非常谦逊，非常大度，非常诚恳，这是第一点。
那么这个演讲有了客气的、很俏皮的、很谦虚的这么一个开场白以后，他转入正题的时候，就首先引用西方人的观点和说法来开头。这点也是在一般的文学批评里边很少见的，他一开头就发挥他兼通中西的长处，就引用西方人的观点，引用谁的观点呢，尼采的。他说尼采曾经把母鸡下蛋。母鸡下蛋以后要叫，把它和写诗和诗人的歌唱诗人的吟唱相提并论，诗人的吟唱就像诗人在愤怒在痛苦的情况下写出诗来，就像母鸡很费劲地生了蛋以后，要啼叫一样，把它相提并论。说都是“痛苦使然”，这是尼采的一个观点一个说法。钱先生引了这个以后，他就说“这个家常而且生动的比拟也恰恰符合中国文艺传统里边的一个流行的意见，就是说痛苦比快乐更容易更能产生诗歌”。中国传统的看法是这样的，就是说好诗主要是不愉快，烦恼或者穷愁的表现，或者说得更直接一点，是一种发泄，是对自己的愁苦、烦恼不顺畅的心绪一种发泄。《诗可以怨》这个命题就是这个意思，钱先生一方面引用西方人的观点，另一方面他把这个理论的阐述，他给通俗化了。他说这个巧妙的比喻无非就像母鸡下蛋那样。另外一方面，又从比较文学的角度大量引用西方的诗人、文学家、美学家，他们的诗句、他们的观点、他们的理论来一起进行比较，来说清这个问题。在这个短短的文章里边，我们很惊奇地发现，钱钟书对西方的文学理论、美学理论和西洋人写的诗歌，了解得那种深刻和那种广博的程度是令人吃惊的。他就举了很多人的话，都是西方的名家，比方说格里巴尔泽、福楼拜、墨希格、海涅、豪斯门、弗洛伊德、歌德、雪莱等等，这些都是在西方响当当的名震文学史的大人物。他对他们的观点，他们的作品都是非常熟悉的，所以这就表现了他兼通中西的情况，那么你读了这一段文字以后，你对钱钟书文学批评的水平只有赞叹的份，没有人能够像他那样引用这么多的东西来进行评论。这是一个特点。
另外一个特点，钱先生从小熟读四书五经，熟读中国古代的典籍，广泛地阅读过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光是《全唐诗》，他就读过五遍，其他的就更不用说了，同时他又不是单单地沉溺在古典文学里边，他对当代文学和当代文学批评也非常感兴趣，研究古典文学有一个重要的目标，一个目的，就是要总结古代的文学创作的经验，来为当代的创作提供借鉴。其实钱先生谈《诗可以怨》这个题目，他的目的我想也是为当代的诗歌创作、当代的文学创作提供借鉴、提供经验。他自己也是一个作家，大家知道，他的《围城》，那是现代小说创作的一个硕果。还有他的《人·兽·鬼》等等这些短篇小说集他都有。所以他作为一个创作家兼批评家兼研究家，他为什么要打通古今呢？就是要古代的东西来为当代服务，那么所以他的研究文章，批评文章里边，他就致力于把古今来进行打通。
他在《诗可以怨》里边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写作的原则，就是说不管是抒情文学作品，还是叙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