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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
翌日上午，也就是1979年12月17日——邓丽君将在东京新宿大戏院举行首场歌唱晚会的那一天，日本的《产经新闻》上突然刊登一条并不十分惹人注目的消息，标题为《邓丽君的护照是真是伪？》该文称：“一度在亚洲走红的中国歌手邓丽君，本月15日持印度尼西亚的护照来到东京。她此行为宝丽金唱片公司主持一次演唱会。此间有消息说，邓丽君的印尼护照被人疑为伪造的假本。因为印尼驻日本的外交官一再证实，印尼政府从未发给邓丽君该国护照。外务省官员说：”此事一定尽快查清，如邓（丽君）果真系持伪造护照入境，将依有关国际法办理严处……“‘但是，邓丽君却根本不知道这一切。在这一天上午，邓丽君的情绪很好。她昨夜飞抵日本东京的羽田机场时，大园敏雄副总裁和她本人在东京的代理人邓锡泉先生，以及一些宝丽金唱片公司的头头脑脑们，早已在那里恭候。邓丽君持印尼护照走出机场时，日方海关人员也并未进行任何刁难。她觉得此次使用两本护照在48小时内，从香港经由台北转飞东京，确实很方便。她没有意识到已经有一股潜在的危险正一步步向她逼来。
灯火阑珊中，邓丽君被宝丽金公司的副总裁大园敏雄、邓锡泉等人用小轿车直接送到位于东京原宿的亚力士大厦。她在18楼的豪华套间里睡了一夜好觉，在这个时候邓丽君根本不会想到那位在台北桃园机场匆匆相见一面的记者B 君，会十分迅速地炮制出一篇透露她持印尼护照匆匆来东京的稿件，奇迹般地刊登在当天的报纸上。12月16日这一天，邓丽君在东京过得很愉快，在香港时思念亡友与被报界舆论所困扰的忧虑情绪，倏然而去，心境快活得如同孩提时一样。上午，邓丽君在亚力士大厦与宝丽金唱片公司的三谷清、大园敏雄等人见面。10点钟又由邓锡泉陪同前去渡边娱乐公司拜见她的恩师渡边正一经理和从前指导她声乐的老师山田茂。
午后，邓丽君来到新宿大戏院，看了场，定了次日夜里演唱的5首歌曲《空港）｝、《原乡人》、《丝丝小雨》、《晨光下的恋情》和《姑娘十八一朵花》。之后，邓丽君十分认真地与日本乐队进行合作，她在彩排中所表现出的严肃认真态度，博得了日本乐队成员们的一片热烈掌声。12月17日上午，邓丽君在东京驱车拜访了小林美子、中森明莱和欧阳菲菲等日中歌坛姐妹。邓丽君已经许久不来日本演唱了，自从林振发过世，她很少像今天这样高兴过。她与这些友人品茗话旧，谈得非常投机。心地善良的邓丽君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在台北有一个名叫陈之栩的无聊政客，因为无法得到地垂涎已久的邓丽君，给日本的印尼大使馆打来一个不怀好意的电话，使得印尼使馆的官员照会日本外务省和移民局。日本外务省很快通过海关查验到了12月15日深夜入境的邓丽君，确实是依一本新使用的印度尼西亚护照进关受检。紧接着，移民局通过宝丽金唱片公司查到了邓丽君女士在东京原宿的下榻地点——亚力土大厦18楼。
负责侦察的警员佐藤木在初步断定邓丽君入境所持的印尼护照系伪造的之后，深感案情重大，他一人无法作主，先命随同办案的6名警员控制住亚力上大厦18楼，然后佐藤木前往日本移民局，请示如何处理邓丽君的“假护照事件”。
移民局事务长官说道：“自从1975年以来，一些落后国家由于经济困难等因素，向日本的移民逐年增多。一些人甚至以高达1万至1。5万美元的代价来换取进入日本的签证。这种情况在香港地区尤为严重。因此，我们必须采取坚决打击的措施才行，否则，各种假护照泛滥，我们将无法控制局面。”
佐藤木说：“可是邓丽君小姐是位经常在东南亚各国旅行的～位歌星，她根本不可能作为移民来到我们日本。即使她使用的印尼护照是假的，也与您所说的移民风潮下的假护照不同，我们到底应该如何处理才合适呢？”
事务长官板着脸说道：“依我看没有什么区别。我们移民局既然身负打击假护照泛滥和控制非法移民入境的双重使命，那么就不论邓丽君是什么人，都必须依国际法对她进行拘查。”
佐藤木担心地说：“这样做未免过于武断，邓小姐肯定与移民和偷渡犯不同，她也不可能来日本定居。而且据我们侦察中得知，邓小姐是作为日本最大的唱片公司——宝丽金公司请来演唱的歌手入境的，她今天晚上将有首场演出，而且门票早在几日前就全部售出。在这样的时候对邓小姐进行拘查，是否会引来许多意想不到的麻烦呢？如果一定对邓小姐进行依法拘查的话，也应该将时间选择在她的首场演出结束后进行才是！”
事务长官却拍案喝道：“这是法律，而且是依国际法行事，不是儿戏！佐藤警官，请按法律行事吧，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
佐藤木见移民局事务长官的决心已定，情知继续进言无益，只好返回亚力士大厦去执行对邓丽君的拘查命令。
下午4时50分，佐藤木率领10余名移民局的值勤警员爬上了亚力上18楼，他们敲开了该楼层阳面的正室。当时，邓丽君正在准备前往新宿去参加当夜的临场演出，攀然间见自己的房间里闯进一群如临大敌的日本警员，不禁大吃一惊。从前，邓丽君所见到的日本警方人员大多是非常客气的，那是当她出现在观众包围的机场、车站或演出场所时，警方人员出现在邓丽君的身边，是为了她的安全。可是今天这些佩带日本移民局徽章的警员们却冷若冰霜地向她出示临时拘查证，这使邓丽君如五雷轰顶，大吃一惊地叫了起来：“你们要做什么？我是宝丽金唱片公司所邀请的客人。你们如果有什么事需要找我，最好事前与宝丽金公司取得联系才好，否则，我是不会跟你们谈什么的。”
“您错了，邓小姐，”佐藤木口气尽量和缓，因为在他的心里仍然对邓丽君有着深深的好感，同时对事务长官对邓丽君等同移民处理也心存异议，但佐藤木作为警员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当局的命令，他一本正经地向邓丽君出示拘查证说：“根据日本移民局的有关法令，请邓小姐跟我们走一趟吧！”
“请问，我……到底犯了什么法？我是经过签证来到日本的歌唱演员啊，你们怎么能对我这样……粗暴？”邓丽君从来没有遭到过这样难堪的事情，一位刚刚遭到了男友摔死的打击，远离父母双亲的女孩子，她做梦也没有料到在她来过几十次的日本首都，居然会有一群警员要她在即将登台演出之前拘捕她。邓丽君因为惊骇和愤慨，面庞变得煞白，浑身情不自禁地哆嗦了起来。
“问题也许恰恰就出在您的签证上面。邓小姐，目前东南亚的假护照很多，我们日本是一个不断受到假护照和偷渡犯干扰的国家，因此我们移民局就不得不对所有持伪造护照的外国旅客进行严肃的审查，”佐藤水用日语与不肯在那张拘查证上签字的邓丽君交谈，他说：“不过请邓小姐不要太紧张，只要经过审查，搞清假护照的来源，我们很快就给你自由！”
“不！我所持有的护照并不是伪造的，你们弄错了！……我，我好委屈！”邓丽君大声地抗议着，反抗着，又苦苦地求道：“警察先生，即使你们对我所持有的护照有异议也不要紧，我相信你们很快就可以查清的。只是请你们不要将我带走，今天夜里有一次很重要的演出，票已经售出去了。只要允许我唱完这一场，我是可以到你们移民局去说清真相的！可以吗？”
“对不起，邓小姐，”佐藤木变得很无情，将桌子上的那张拘查证推到满面泪痕的邓丽君面前，以不容置疑的口气对她说：“我们是在执行公务，我们不管你是否有演出活动。你必须马上放弃一切，跟我们到移民局去。邓小姐，请吧！”
邓丽君面对着一大群冷酷无情的日本警员，感到六神无主。在这个非常紧急的关口，邓丽君忽然发现了床头柜上的电话。她急忙扑过去，操起了电话并开始拨宝丽金唱片公司的号码，可是却被佐藤木的一只大手按住了号盘，他声色俱厉地说：“邓小姐，请你签字吧！”
邓丽君呆立在那里。一直在鲜花和喝彩声中长大，处处受到人们尊重的她，此时如同猛然间被一只可怕的巨手推向黑暗，推向荆棘，推向幽谷，她在这座豪华的大厦里变得孤立无援，宛如掉进了虎口。邓丽君纵然是满腹委屈，也是“秀才遇见兵”无法说清。在无奈和愤意中她坚持了几分钟，后来她终于用手帕拭干了脸上的泪滴，拿起佐藤木递来的笔，在一张“拘查证”上百般无奈地写下“邓丽君”三个字……
囹圄七日1979年12月18日清晨，日本东京的几家报纸，率先开始报道邓丽君因为“假护照事件”而被日本移民局拘查的消息。日本《东京新闻》刊登署名大川江的文章，题为：《歌星邓丽君因一张作伪印尼护照镇档入狱》，该文称：“据可靠消息说，昨晚4点50分，日本移民局警员佐藤木等多人，闯进位于原宿的亚力士大厦18层，将一度风靡东京的台湾歌手邓丽君用警车押往东京移民局。据警方说，邓丽君女士被拘传的罪名系她随身携带的印度尼西亚护照为伪造的。……邓丽君当晚只在移民局作短暂停留，约晚6点被送到移民局的拘留所过夜—…。”
《日本经济新闻》上也以《邓丽君假护照案发，移民局将其收审》为题加以报道：“在日本几乎家喻户晓的中国甜歌星邓丽君女士，本次系应宝丽金唱片公司的邀请，由香港飞来东京，拟出席该公司专为其举办的演唱会。邓女士自1973年来此发展以来，民间口碑甚好。每次莅日，均受到热烈欢迎。该女来日翌年曾获‘红白歌合战’大奖之殊荣，其所灌《空港》唱片及《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