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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料，当天深夜何莉莉夫妇又突然接到邓丽君在麦灵芝寓所打来的电话。邓丽君突然改变了态度，使何莉莉夫妇既高兴又为难。
“怎么办呢！让我们如何向那位客人改口呢？”何莉莉在接到邓丽君的电话后很踌躇地问丈夫。丈夫沉吟片刻说：“也没有什么，你可以向那位客人如实说明情况，就说邓丽君原来确实定在14日离开香港，但是为了见他一面，情愿推迟一天时间。这样一来，客人会更加重视和珍惜这次见面，无论对邓丽君还是对他都是一桩好事！”
何莉莉马上连夜拨通了那位南洋客在香港深水湾山顶豪宅的电话。这位南洋客的父亲虽然多年在海外经商，但为了来港经商的便利起见，近年来已在深水湾用重金购得豪宅一座。何莉莉原以为她可以在那座宅子里找到他，谁知豪宅的女佣在电话里告诉她说，那位从南洋匆匆赶来的青年公子，仅仅只在深水湾的宅子里停留一上午，下午就到澳门去洽谈商务了。原来那位青年在听说邓丽君需要在日本逗留半个月才能回港，他自知滞留在港无事可做，当天便搭乘轮船到澳门，次日将返回新加坡。
邓丽君得知上述情况后，沉默不语。她又一次感觉到好姻缘离她很远，冥冥之中似乎有一种魔力在有意无意地捉弄着她。麦灵芝听后则说：“阿丽，何必为这件事不高兴呢？既然不是一段好姻缘，索性就不去理它，不过这样也好，与其匆忙见面还不如不见面的好！”
邓丽君在中午前飞抵了台北桃园机场。她在这里只有8个小时的停留时间。她去瑞故祥高级缝衣店去试穿麦灵芝替她订的那件旗袍，果然很得体。衣服是玫瑰红色，紧身高领，下摆的开叉不高不低，很遂邓丽君的心意。拿好旗袍以后，邓丽君又急如星火地去探望她久别的父母。夜晚7点35分，邓丽君匆匆忙忙地赶到桃园国际机场的候机大厅，她必须在8点乘一架“华航”的班机飞往日本。
入夜，候机厅里灯火辉煌。邓丽君在走进大厅前，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化妆，例如又将那大墨镜戴在鼻梁上，将一顶巴拿马小帽的帽沿故意拉低，大衣的衣领子也高高地竖了起来，可是，邓丽君还是被一些熟悉她的旅客认了出来。
台湾《中国时报》的记者B 君，刚乘一架从汉城飞来的客机抵达桃园机场。在他通过候机厅时意外地发现许多人围着一位戴墨镜的女人在签名。他以职业的敏感猜测到那女子必定是一位名人。
急忙凑近一看，大吃一惊，原来是许久就从新闻媒体中销声匿迹的著名歌星邓丽君。这几乎是林振发在新加坡死后，邓丽君在台北第一次公开的露面。B 君尽管旅途劳顿，但他仍然不肯放过这个千载难逢的采访独家新闻的机会。于是，B 君先是对好相机镜头的焦距，给正在签名的邓丽君拍下一张戴墨镜的照片，然后他近前来向邓丽君提出一系列问题，诸如：林振发死亡的真正原因？林振发死后你是否另有意中人？此次到台北来是否专为探视父母？年内是否还会在台北有大型演出等等。
匆匆忙完了签名的邓丽君，忙不迭地从人群里挤出来。由于登机的时间已经临近，她无意与B 君进行闲聊，只是告诉他说：“我现在很忙，要连夜飞往东京去，后天在那里将有一次演出。”余下的提问，邓丽君均不予回答。可是B 君却是个敬业心极强的新闻记者，他如何肯放弃这千载难逢的机会，使纠缠不休地一步步追来，一路上只是连珠炮般地向跑得喘喘吁吁的邓丽君发问。两人一前一后，很快就来到机场海关的检票口前，当邓丽君从拎袋里拿出那本印度尼西亚的护照时，海关人员惊讶地问道：“邓丽君小姐入了印尼籍吗？”
邓丽君感到手足无措。她无法回答机场海关检查人员对她的善意询问，既不能说是又不能说不是，邓丽君当时完全是出于礼貌，在海关人员向护照上盖章的时候，她漫不经心地“哦”了一声。
然后，她就随手接过护照，拎起装有旗袍的小皮箱，忙不叠地向机场走去了。
B 君怔怔地凝望着邓丽君那已经远去了的背影发呆。他的心里充满了深深的遗憾和失望，因为他与邓丽君在桃园机场的候机厅里相见的时间十分短暂，没有充裕的时间进行采访，但是B 君也很庆幸和满足，因为他方才在邓丽君入关时，在旁边听到了海关人员对邓的一句问话：“邓丽君小姐入了印尼籍吗？”更令B 君感到具有新闻价值的是，他当时不但亲眼见到了邓丽君使用的那本红皮面的印度尼西亚护照，而且还亲耳听到了邓丽君对海关人员的“哦”——一种完全默认的表示。
1979年12月16日清晨，台湾的《中国时报》第三版上角，刊发了记者B 君采写的一条新闻，题目是《歌星邓丽君昨晚由台赴东京，所持护照表明该人已入籍印尼》。
该文的上方配发了一幅邓丽君戴墨镜在候机厅为旅客们签名的新闻照片，从而更增加了这条消息的新闻性。也正是B 君无意中写成的这条仅有数百字的新闻稿，拉开了“假护照事件”的序幕……
当日下午，在台湾“外交部”任职的留美硕士陈之栩，酒足饭饱之余坐在沙发靠背椅上翘起了二郎腿，叼着一只雪茄拿起一张报纸。他突然发现了B 君所写的那条有关邓丽君去日本的新闻，陈之栩的精神顿时一振，只见报上写道：“邓丽君小姐并不像外界所传的那样萎靡颓唐。林振发的不幸粹逝对邓小姐精神上的打击是勿庸置疑的，但是一年多的时间已磨平了她心灵上的创伤，此次邓小姐去日本进行公开演出便是一例。邓小姐依然还像从前那样热情、友好，凡是请她签名留念的陌生旅客，无论尊卑，她一律从命，毫无大明星的架子。……但是在海关邓丽君小姐却以印尼护照过境，由此可见她已名花有主，入籍印度尼西亚，很可能从此在异国定居……”
“啊——？有这样的事？”陈之栩读了这条消息后暗暗地吃了一惊，因为在不久前他还听说邓丽君隐居在香港。为了能趁她刚刚失去爱侣的机会走进邓丽君的生活，家资殷厚的陈之栩，委实挖空心思，百般运用可能与邓丽君接触上的关系，千方百计地企图得到邓丽名的垂青。可是一厢情愿的热恋，很快就遭到了邓丽君的婉拒，令陈之栩万分失望。
但是，陈之栩并不甘心，他认为以自己在台湾的家财势力，只要孜孜以求，锲而不舍，那么迟早有一天他会获得这位歌坛明星的垂青和爱慕。现在报上的这则消息如一枚突然飞来的炸弹，炸得陈之栩晕头转向。如果一切一切都是真的，那么陈之栩所做的一切，不都是一种无聊的空忙吗？
在狐疑、惶惑、失望与愤恨的复杂情绪折磨下，陈之栩找到了那位发出邓丽君这条消息的B 君。只需三言两语，B 君就证实了陈之栩所急于知道的一切。
“这件事简直是不可思议，不久以前她还在香港嘛！为什么忽然一下子变成了印度尼西亚籍？”陈之栩一个下午都在思考这个在他看来十分奇怪的事情。为了追求到这位绝代女歌手，他一直都在打探邓丽君在林振发死去以后的行踪。陈之栩认为邓丽君始终在香港、台湾和日本一带隐居，可是现在B 君却见到了邓丽君在使用印尼的护照，这样就让陈之栩得出这样的结论：邓丽君根本就并不持有一份印尼的护照或者说印尼的护照是假的。他不知是出于什么用心和目的，在当天夜色笼罩台北市时，他一个人用“外交部”
的电话，接通了印度尼西亚驻日本东京的大使馆。很快，陈之栩与一位会说流利英语的印尼女外交官进行了如下交谈：“请问，你知道邓丽君小姐吗？”
“当然知道，她不是中国一位很有知名度的女歌星吗？”
“我们很想了解的是，邓小姐在最近是否到过雅加达？她究竟是去那里会见友人，还是在那里长久性地居住？”
“莫名其妙！先生所问的问题我们一无所知。我们只知道邓小姐在一年前有过一次较为轰动的印尼之行，以后她又去雅加达演出了吗？我们为什么没有得到这样的消息？”
“对不起，三秘小姐。我们这里向您所询问的是邓丽君小姐在印尼具有长期居住权的传闻是否属实。”
“我认为这件事报荒唐，我可以明确地否认有这样的事情！”
“既然如此，邓丽君小姐为什么随身持有贵国的护照呢？”
“这不可能！”
“不但可能，而且千真万确。因为邓丽君小姐昨天傍晚从台北飞往日本东京的时候，使用的正是一本资国移民局颁发的正式护照。我刚刚又询问了桃园机场的值勤人员，他们也证实邓小姐确实待有印尼的护照，请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不可能。你是说邓小姐现在就在日本东京？她是持一本我们国家的护照来这里的？”
“是的，邓小姐现在就在东京。如果你们是负责的，不妨去查一下邓丽君小姐的护照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情！”
“谢谢你们的提醒！”
印尼驻日本东京大使馆的三等秘书，在接到来自台北“外交部”陈之栩的电话查询后，不敢怠慢。她当成一份急件送到印尼驻日本大使的手里，请示此事该如何处理。
大使沉思了许久，说：“马上将此事以备忘录的形式照会日本外务省和移民局，请他们协助弄清邓丽君小姐护照的真实情况。”
翌日上午，也就是1979年12月17日——邓丽君将在东京新宿大戏院举行首场歌唱晚会的那一天，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