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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理论可以归纳为下列几个命题：
（一）设技术、资源、与成本三种情况不变，则所得（货币所得与真实所得二者）定于就业量N。
（二）一社会之所得与该社会之消费量（后者以D1 表示之）这二者之间之关系，定于该社会之心理特征；此种关系，可称之为消费倾向。换言之，设消费倾向不变，则消费量定于总所得量，亦即定于总就业量N。
（三）雇主们决定雇用之劳工数N，乃定于二者之和（D），即可以预期于社会之消费量D1，以及可以预期于社会之新投资量D2。D 即以上所称有效需求。
（四）因D1＋D2＝D＝φ（N），其中φ代表总供给函数，又因从上（二），D1 为N 之函数，可写作χ（N），χ定于消费倾向，故有φ（N）－χ（N）＝D2。
（五）因此，均衡就业量乃定于（i）总供给函数φ，（ii）消费倾向χ，与（iii）投资量D2。此即就业通论之要点。
（六）工资品工业中劳力之边际生产力，随N 之增加而递减，而前者又决定真实工资率，故（五）受以下限制：当真实工资率减低至与劳力之边际负效用相等时，N 即达到其最大值。故并不是D 可以任取何值，而货币工资皆可保持不变，故欲知就业理论之全貌，货币工资率不变这个假定，必须撤消。
（七）依照经典学派理论，则不论N 取何值，D 皆等于φ（N）；故只要N 小于其最大值，就业量皆在中立均衡状态（neutralequili－brium）。而雇主间之相互竞争，必能使N 达到此最大值。在经典学派看来，只有这点才是稳定（stable）均衡点。
（八）就业量增加时，D1 增加，但不若D 增加之甚：因为当我们所得增加时，消费量增加，但消费量之增加小于所得之增加。解决实际问题之线索，就在这个心理法则上。由此法则，故就业量愈大，则Z 相应产量之总供给价格）与D1 雇主们可以预期从消费者身上收回部分）之差别愈大。设消费倾向不变，则除非D2 逐渐增加，以弥补Z 与D1 间距离之逐渐扩大，否则就业量不能增加。故除非真象经典学派所假定的那样，当就业量增加时，总会有若干力量使D2 增加，足够弥补Z 与D1 间距离之逐渐扩大，否则可能N 尚未到充分就业水准，而经济体系已达到稳定均衡状态；N 之实际水准则定于总需求函数与总供给函数相交之点。
故劳力之边际负效用（以真实工资衡量）并不决定就业量；在某特定真实工资率之下所可能有的劳力供给量，只决定就业量之最高水准。消费倾向与新投资量二者才决定就业量，就业量又决定真实工资水准，并不是颠倒过来。设消费倾向与新投资量所产生之有效需求不足，则实际就业量将小于现行真实工资率之下，所可能有的劳力供给量，而均衡真实工资率，将大于均衡就业量之边际负效用。
这种分析，可以解释为什么会有可富而不富（poverty in the midst ofplenty）这种矛盾现象。因为只要有效需求可以不足，则就业量就可以而且常常在没有达到充分就业水准以前，即行中止而不再增加。有效需求之不足，常常阻碍生产，虽然劳力之边际产物，尚大于就业量之边际负效用。
而且，社会愈富，则其实际产量与可能产量之差别愈大，经济制度之弱点亦愈易暴露而令人愤慨。一个贫穷社会，往往以其产品之大部分用之于消费，故只要有小量投资，即可造成充分就业。反之，在一富裕社会中，设欲令富人之储蓄倾向与穷人之就业机会不相冲突，则投资机会必须较之贫穷社会增大许多。设在一富裕潜性极大之社会中，投资引诱甚弱，则该社会之富裕潜性虽大，但有效需求原则必迫使其减少实际产量，直至该社会达到一种贫穷程度，使其实际产量超过消费量部分，恰与其微弱的投资引诱相适应。
但事之不幸更有甚于此者。在一富裕社会中，不仅边际消费倾向①较弱，而且因其资本积聚量已较大，故除非利率可以迅速下降，否则继续投资之吸引性也较小。这里就牵涉到利息论，以及何以利率不能自动降到适宜水准。
这些留待第四编讨论。
故消费倾向之分析、资本之边际效率之定义，以及利率论，乃是我们现有知识中之三大缺陷，必须弥补。这步做到以后，价格论之地位也确定了，价格论只是我们通论之附属品。我们将发现，在利率论中，货币占有重要位置；我们将设法弄清楚，货币之所以异于他物者，其特征何在。
Ⅲ总需求函数可置勿论，这是李嘉图经济学之基本观念。百余年以来，我们所领教的经济学，都是以此观念为基础。李嘉图认为有效需求不会不足，马尔萨斯虽曾强烈反对，但是没有用，因为后者只能诉诸于日常观察中得来的事实，而不能清楚说明：为何，以及如何，有效需求会不足或过余；他不能提出另外一个学说。李嘉图完全征服了英国， 恰如异教裁判所（Inpuisition）征服了西班牙。他的学说，不仅为金融界、政治家与学术界所接受，而且争辩从此终止；别的观点完全销声匿迹，不再有人讨论。马尔萨斯不能解决的有效需求这一个大疑难，从此不再在经济学文献中出现。在马歇尔、艾其伟斯以及皮古教授手中，经典学派理论已经登峰造极；然而在三氏着作中，对于有效需求，竟未提及只字。
有效需求这个概念，只能偷偷摸摸，生活在卡尔·马克思、西尔维·盖赛尔（silvio Gesell）或道格拉斯（Douglas）少校这些不入流社会中。
何以李嘉图会得到如此绝对胜利，始终有点神秘难解。大概一定是因为这个学说与社会环境很合式。这个学说所得结论，往往与常人所预期者很不相同，这（我想）倒反而增加了它的学术威望；这个学说付诸实施时，往往① 定义见下第十章。
严酷，苦口难咽，这倒使人信为良药；以此学说为基础，可以建立起广大的、逻辑上无可非议的上层结构，这增加了它的美；这个学说可以把社会上许多不公道处与残酷处，解释为进步过程中无可避免的意外事件，这使它受统治者欢迎；这个学说可以为资本家自由企业辩护，因此又得统治者背后社会有力分子之垂青。
虽然一直到很近，正统经济学家还不怀疑这个学说，但用这个学说来作科学预测却异常失败。因之他们的声望逐渐受到影响。从马尔萨斯以来，职业经济学家虽然并不因理论与事实不符，而有动于中，但常人却已觉察到这种不符情形，结果他们逐渐不愿意对经济学家，象对其他科学家那样尊敬；因为后者之理论结果，当应用之于实际时常可以用观察证实，而经济学则不然。
传统的经济学说向以乐观着称，经济学家被人看作是甘迪德（Candide）一流人物：离开了现实世界，垦殖自己的小园地，然后告人说：只要听其自然，则一切都在最好可能的世界中、向着最好的路上走。这种乐观态度之由来，我认为是因为他们忽视了一点：有效需求不足，可以妨碍经济繁荣。如果一个社会之运行，确如经典学派所设想的那样，则该社会资源之就业量，自有达到最适度水准之趋势。经典学派理论也许代表我们冀望于经济体系者，不过如果假定现实经济体系确属如此运行，那是根本把问题都假定掉了。
第二编 定义与观念第四章 单位之选择Ⅰ在本章及以下三章中，我们想廓请若干疑难。但是这些疑难，对于我们现在要研究的问题并无特殊关系，所以这几章只能算是题外之文，暂时打断主要思路。我之所以提出这些疑难在此处讨论者，是因为别人的处理方法，对于我要研究的问题并不合用。
在写本书时，有三点疑难最妨碍我工作之进行，在我没有设法解决以前，我总不能把我自己的意见畅达表示出来。这三点疑难是：第一，如何选择几个单位，在处理有关整个经济体系之许多问题时可以合用；第二，如何确定预期在经济分析中之地位；第三，如何规定所得之定义。
Ⅱ经济学家通常所用单位之不能令人满意，可以用（一）国民所得，（二）真实资本之数量（stock），以及（三）一般物价水准，这三个概念为例说明之：
（一）国民所得（National Dividend），依照马歇尔及皮古教授所下定义，①乃衡量本期（current）产量或真实所得，而非衡量本期产量之价值或货币所得。①而且，国民所得是一个净概念，必须从本期产品中，减去本期开始时已有的资本设备在本期中所蒙受的耗损，二者之差才是国民所得，才是社会资源之净增量，可以用之于消费，或留之为资本。经济学家想从这个基础上，建立起一个量的科学。不过，假使这个定义以此为目的，则我们有一严重非难：即社会所产物品与劳役乃一不齐性的复杂体（non…nomogene…ousplex），除非在若干特例下，严格说来，是不能衡量的。特例之一，例如所有产品都以同一比例增加。
（二）假使因为要计算净产量，而想衡量资本设备之净增量，那末困难更大；因为我们必先找出一共同基础，然后才能比较新产资本项目，与本期内耗损掉的旧项目这二者之数量。为计算净国民所得，皮古教授②减去“可以视为正常的折旧（obsolescence）等；至于何为正常，则看这些耗损是否经常发生，使人至少可以约略如果不能详细预料得到。”但是因为皮古教授并未以货币作计算单位，所减者也不是一笔钱，所以他实在假定着：
物质虽然未变，可是物质之量已变，换句话说，他还是暗中引进了价值改变（changes in value）这个观念。当生产技术改变，新的资本设备与旧的设备不相同时，皮古教授也想不出满意办法③来比较新旧两种设备之价值。我相① 请读皮古《福利经济学》（Economics of Welfare）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