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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简单的场合，则为每人性情相同，处境相同。在此场合，环境改变或预期改变，不能使货币易主，只能使利率涨落。利率改变之程度，乃使每人在旧利率下，处新环境或新预期之中，想欲改变其现款持有量之愿望，适为利率之改变所打消。利率改变时，各人愿意持有之货币量固然亦随之改变，但因各人对利率改变之反应程度相同，故不必有任何交易。有一组环境及一组预期，即有一适宜利率与之相应；无论何人都不必改变其平时所持有之现款数。
但在通常情形下，环境改变或预期改变，常使各人所持有之货币量重新调整；盖在事实上，各人处境不同，持有货币之理由不同，对新环境之认识与解释不同，故各人对新环境之看法与态度亦不同。故现款持有量之重分配，常与新均衡利率相伴俱来。虽然如此，我们所着重者，乃是利率之改变，而不是现款之重分配；后者只是因为人与人间有差异而偶然产生的现象，而主要的、基本的现象，则在上述最简单场合已可窥见。而且，即使在通常情形下，在情报改变所引起的一切反应之中，以利率改变最为显着。报纸上常见有这样的话：债票价格之涨落，与市场上交易量之多寡，完全不成比例；如果我们想到，各人对情报之反应，相同处多，不同处少，则应当有这种现象。
Ⅱ个人为满足交易动机以及谨慎动机所持有之现款数，与彼为满足投机动机所持有之现款数，固然并不完全无关，但就大体而论，或作为第一接近值，我们可以把这两组现金持有量，看作是互不相关。在以下分析中，我们就把问题分为如此两部分。
令M1 代表为满足交易动机以及谨慎动机所持有之现金数，M2 为满足投机动机所持有之现金数。与此两部分现金相应者，则有两个灵活偏好函数：L1及L2。主要是决定于所得水准，L2 主要是决定于当前利率与当前预期状态之关系。故有M=M1＋M2=L1（Y）＋L2（r）其中L1 代表所得Y 与M1 之函数关系，L2 代表利率r 与M2 之函数关系。故我们有三个问题要研究：（一）M 改变时，Y 及r 将起何种变化？（二）何者决定L1 之形状？（三）何者决定L2 之形状？
（一）M 改变时，Y 及r 将起何种变化这个问题之答案，须看M 之改变由何而来。设M 由金市构成，M 之改变只能由开采金矿而来，而金矿员工又属干我们所研究的经济体系，则在此种情形下，M 之改变必直接引起Y 之改变，盖新产之金必为有人之所得。设M 之改变，乃由于政府印发纸币应付其岁出，则情形完全相同，盖新发之纸币亦必为有人之所得。但新的所得水准。不够高到一种程度，使得所有M 之增加都吸收在M1 之中，故有一部分货币要另寻出路，购买证券或其他资产，于是利率降低，使得M2 加大；同时因为利率降低，刺激Y 上升，M1 亦加大，直至最后所有新的货币，不吸收在M2中，即吸收在M1 中。由是观之，以上情形只比另一种情形多了一步，另一种情形者，即若要增发货币，则银行体系必先放松其信用条件，使得有人愿意把债票卖给银行，以换得新现款。
故我们可队把后一种情形，作为典型的情形。我们假定：要改变M，必先改变r。改变以后，则一部分因为M2 改变，一部分因为Y 改变，引起M1 改变，故又产生一新的均衡：至于在此新的均衡情形之下，新增现款如何分配于M1 及M2，则须看投资对于利率降低之反应如何，以及所得对于投资增加之反应如何而定，①因Y 一部分定于r，故当M 改变一特定量时，r 必须改变到一种程度，使得M1 及M2 之改变，相加起来，恰等于该M 之特定量改变。
（二）所谓货币之所得流通速度者，到底是指Y 与M 之比，或Y 与M1 之比，一般讨论此问题者并不常常说得很清楚。我主张用后一个意义，令V 代表货币之所得流通速度，则有① 如果我们是在长期均衡状态，则也许可以想出特种假定，使这种说法成立。但设我们所讨论的价格，乃不景气情形下之价格，则假定雇主在预测时，设想现有价格会永久维持，此种假定必与事实不符。又如果雇主如此设想，则现有资本品之价格，将与消费品之价格作同比例的下降。
L YYVM 1 1 （ ） = =当然，我们没有理由，说V 是一个常数。V 之价值，定于（a）银行界以及工商界之组织情形，（b）社会习惯，（c）所得在各阶级之分配办法，（d）持有现金而不用，所付之代价。但设我们所讨论者为一短时期，则上列各因素，大概不会有重大改变，故V 可以说是几乎不变。
（三）最后，我们要论到M2 与r 之关系。在第十三章中，我们看到：人之所以持有现款M2，而有这种灵活偏好者，其唯一合理解释，乃是因为人们对于利率之前途觉得不确定。由此，M2 与r 之间，并没有一定的数量关系，换句话说，并不是有一个r 之值，即有一个一定的M2 之值与之相应；盖人们所注意者，倒不是r 之绝对水准，而是在根据或然律计算以后，r 之绝对水准与一般认为r 之相当安全水准二者之差别程度。虽然如此设预期状态不变，则我们有两个理由，说明r 降低时，会引起M2 之增加。第一，设一般人认为r 之安全水准不变，则r 每降低一次，就使得市场利率比之“安全”
利率相对减小，因此使得放弃周转灵活性之风险加大。第二，放弃周转灵活性所得之报酬，可以看作是一种保险赔偿金，用来抵补资本账上蒙受损失之风险；但利率每降低一次，则所可抵补者愈小，其减少程度乃等于旧利率之平方与新利率之平方之差。举一个例。设现在长期债票之利率为年息4 厘，若未来利率之增加速度为现在利率之4％，即每年增加0。16 厘，则利息收入与资本帐上之损失约略相抵；故除非人们根据或然律估计结果，觉得未来利率之每年上涨速度，会大子现在利率之4％，否则宁愿放弃周转灵活性而赚取利息。但设现在利率已经降至年息2 厘，则利息收入所能抵补之资本损失，只是未来利息每年增加0。04 厘而已。利率为年息4 厘时，利息收入所能抵补之利率上涨风险，为每年增0。16 厘；利率为年息2 厘时，利息收入所能抵补之利率上涨风险，为每年增0。04 厘；二抵补量之差，等于旧利率之平方与新利率之平方之差。这也许是主要阻碍，为什么利率不能降至极低，盖除非未来会跟过去经验大不相同，否则当长期利率已经降至2 厘时，利率上涨之可能性大，利率下降之可能性小，而且利息收入所能抵补之利率上涨程度亦极小。
由是观之，利率现象中之心理成分甚大。在以下第五编中，我们将看到，在均衡状态时，利率不能低于相当于充分就业之利率水准，盖设有此种现象，即将产生真正的通货膨胀，于是现款数量虽继续增加，但M1 可以完全吸收之。但在该水准以上，则长期市场利率不仅定于金融当局之当前政策，而且还须看市场上对其未来政策作何推测而定。短期利率容易控制，因为第一，金融当局不难使人相信，在最近未来，其政策不致有大变；第二，除非利息收入几等于零，否则利息收入总大于可能的资本损失。但设长期利率已经降到一个水准，使得一般人根据过去经验，以及对于未来金融政策之推测，觉得这个水准“不安全”，此时金融当局便很难控制长期利率。例如，设一国为国际金本位之一员，若该国利率低于其他各国之利率，则该国人民自然对本国利率无信任心；但若把本国利率提高，使与国际金本位体系中之最高利率（除去风险因素以后）相等，则又嫌太高，与国内充分就业不相容。
故设一般舆论认为某种金融政策只是试验性质，很容易改变，则该金融政策恐不能把长期利率减低许多；盖若r 减低至某种水准以下时，M2 将无限制增加也。反之，设舆论认为该政策是合理的，切实的，于公众有利的，认为当局推行此政策有坚强信念，不会轻易改弦易辙，则该政策颇易奏效。
与其说利率现象中之心理成分甚大，恐怕不如说利率是一个非常因循成规的（highly ventional）现象，倒反而更正确一些。盖今日之实际利率水准，大部分乃定于一般人对于未来利率水准之预测。任何利率水准，只要公众充分相信该利率水准会继续维持下去，就会继续维持下去。当然，在一个动荡社会中，利率可以因为种种理由，围绕着这个预期的经常水准上下变动：理由之一，如M1 之增加速度大于M，则利率上涨，反之则利率下降。然而利率所围绕着上下变动的那个水准，可能经过几十年，始终太高，使得充分就业不能实现；这种情形，当一般人认为利率会自动调整，故有比因循成规更强有力的客观理由，使得实际利率水准非如此不可时，尤其容易发生。于是在公众或当局心目中，都联想不起，就业量之所以不能达到最适度水准，乃是因为利率不合适在作祟。
我想，现在读者应当明白了：因为长期利率基于成规，相当稳定，而资本之边际效率则变化多端，非常不稳定，故有效需求很难维持在一个高的水准，足以提供充分就业。
从乐观方面着想，我们可以引以自慰者，只有一点：正因为成规并不基于确切知识，故我们可以希望，假使金融当局相当坚持，欲贯彻其主张，则成规大概不至于老是顽强抵抗。舆论可以很快习惯于温和的利率下降，下降以后的新利率又构成新的成规，作为预测未来之根据；此时金融当局又可更进一步，把利率再压低一次。这个办法当然有个限度。放弃金本位以后，英国长期利率之下降，可作好例：这部工作是经过几个步骤才完成的，每当公众之灵活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