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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还专门去了位于武进区东安镇渎南村的戴家探访。在村口，他碰到戴国芳的继母刚刚从菜地浇菜回家，戴父终年无语，“已经完全不跟人说话了”。戴家是一个天井很宽的农家小院，东边是两间平顶房，西边则是堆放杂物的几间低矮瓦房。与邻居家相比，这无论如何都看不出是亿万富翁的老家。小院旁边，就是戴国芳“钢铁梦想”起步的地方—— 三友轧辊厂。此时也已是一派荒凉，满目萧条。据称，戴国芳的家产被查封时只有8 万元钱，他的3 个子女原本都在常州国际学校就读，出事后就都转到普通中学就读，生活费和学费都靠一些过去的朋友接济。
3 月28 日，铁本案在常州市中级法院开庭。最高人民法院、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江苏省人民检察院都派出代表旁听，铁本方面则由17 位知名律师参与辩护，案卷多达290 本。
然而，常州市人民检察院的公诉书却让在场的所有媒体都大吃一惊。戴国芳等人被控的罪名只有一条：虚开抵扣税款发票罪。检察院指控称，2001 年至2003 年3 年间，铁本公司采取制作虚假的废钢铁屑过磅单、入库单，东安加工厂的收购码单等手段，通过李建华、季春梅，分别让武进物资再生有限公司、武进阳湖金属回收公司、常州拆船公司、常州金属回收再生资源有限公司、常州再生资源批发中心有限公司（均另案处理），为铁本虚开废钢、铁屑销售发票2373 份，金额超过16 亿元，抵扣税款1。6 亿元。
在这份公诉书中，两年前铁齿铜牙般地认定铁本的“五宗罪”竟无一被指控。
对铁本虚开抵扣税款发票罪的指控，控辩双方也展开了激烈的辩论。检察院出示的最有力的指控证据便是戴国芳为了“花钱消灾”而上递的自查报告。
辩方律师认为，国内的废铁回收行业有一个很特殊的背景：2001 年5 月1 日起，国家为鼓励资源的再生利用、变废为宝，对废旧物资回收行业实行免税政策，回收单位可办理税务登记手续，领取收购凭证和普通发票。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废旧物资回收经营业务有关税收问题的批复》：“鉴于此种经营方式是由目前废旧物资行业的经营特点决定的，且废旧物资经营单位在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时确实收取了同等金额的货款，并确有同等数量的货物销售，因此，废旧物资经营单位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不违背有关税收规定，不应定性为虚开。”
这个法规性批复对废旧物资回收行业的规范化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不过由此开始，业内也出现了虚开收购凭证、虚做购进废旧物资以达到免税的现象。一位记者在报道中谈到：“这也能解释为什么全国各大钢厂门口都有这样的开票公司。”
铁本方面无法澄清自己没有这种行为。不过，戴国芳从经营角度否认了公诉人提出的数额，他认为铁本在2001—2003 年期间总销售额只有29 亿元，根本不可能虚开那么多废钢，否则“铁本不用铁矿砂也能炼出钢来”；同时，由于物资回收行业零散的收购点无法开发票的行业特殊原因，铁本需要集体开磅单，然后再找物资回收总公司开进项发票；按照有关规定，如果是向公司进废钢，可以抵扣17％ 或13％ 的增值税，铁本只抵扣了10％ ，实际上“反而是多缴税了”。
很显然，戴国芳陷入了一个始料未及的法律陷阱。他所面对的指控与两年前拘押他的理由完全不同，但却同样可能让他无法自清。一位资深传媒人士在评论中认为：“铁本被起诉的理由，是钢铁行业内几乎所有企业都在一定程度上‘遵守’的潜规则—— 虚假开出废钢发票以获得免税。在这一点上，假设铁本不遵循这个潜规则，铁本的成本就比同行高，而一旦铁本遵守所谓的行规，‘法虽不责众，但中国的问题是可以选择性责罚’。事实正是这样，铁本虽然不是潜规则的最大获益者，铁本的税负率在法庭上被证明比同行要高，但铁本却是最‘倒霉’ 的。”
北京大学教授周其仁在铁本案初审结果公布后，撰写了专栏文章：
读报的第一反应是，铁本案怎么就成了一桩税收官司？两年前震动全国的铁本案，直接起因是“违规建设大型钢铁联合项目”。当时由发改委等九部委对铁本作了专项检查，查明“这是一起典型的地方政府及有关部门严重失职违规，企业涉嫌违法犯罪的重大案件”。其中，当地政府涉及违规立项、违规批地，铁本公司则涉嫌“通过提供虚假财务报表骗取银行信用和贷款，挪用银行流动资金贷款”和“大量偷税漏税”，而“有关金融机构严重违反国家固定资产贷款审贷和现金管理规定”。随后，国家税务总局宣布：“认定江苏铁本公司等3 家企业偷税
2。94 亿元。”以上信息，全部经新华社和中央电视台播发消息，国人皆知。现在，戴国芳等人被羁押两年之久以后，法庭公开审理的公诉罪名仅为“虚开发票，抵扣税款1。6 亿元”—— 这么大的一个变化，说明了什么？我认为最可议之处，是人们—— 尤其是地方官员和民营企业家们—— 都知道这次铁本绝不是因为抵扣税款才“犯事”的，但是轮到“办”的时候，却以涉税案为罪名。政府真要抓税案吗？普遍抓就是了。为什么差不多家家钢厂都有的“开税票”行为，平时没有事，别人也没有事，偏偏到了2004 年4 月被发现上了一个大规模钢铁联合企业的铁本头上，就是关乎身家性命的大事？
周其仁教授在文中耐人寻味地说：“回头看历史，戴国芳要庆幸我们国家正在向着法治国家的方向走才对。”
历史可以回头看，戴国芳却再也走不回去了。对于企业家来说，成功的结局会有很多种，而失败的下场则永远只有一个。戴国芳入狱，铁本死去，一个钢铁梦想在飘摇迷离的江南烟雨中化为一道浓烈而不无哀怨的雾气。
【铁本大事记】1996 年，戴国芳注册成立江苏铁本铸钢有限公司，注册资本200 万元。
2002 年5 月，戴国芳提出在长江边建钢铁厂的规划，总投资为10 亿元左右。
2003 年，在《新财富》杂志推出的“中国400 富人榜”上，戴国芳名列第376 位，估算资产为2。2 亿元。
2003 年，在常州市政府的推动下，铁本项目从200 多万吨级加码到840 万吨级，工程预算为106 亿元。戴国芳提出“3 年内超过宝钢，5 年内追上浦项”。
2004 年2 月，铁本项目因“毁田占地”被新华社记者写成内参上报中央。
2004 年3 月20 日，“铁本事件”的性质转为违规建设，常州市紧急下达了停工令。
2004 年4 月初，中央九部委组成专项检查组对铁本进行全面检查。19 日，戴国芳等人被拘捕，“涉嫌偷税漏税，且数目可能很巨大”。
2004 年4 月28 日，铁本事件被定性为“一起典型的地方政府及有关部门严重失职违规、企业涉嫌违法犯罪的重大案件”。第二天，新华社向全国播发通稿，列举铁本五大问题。《人民日报》专门发表了社论。铁本成为宏观调控的“第一案”，项目全面下马。
2006 年3 月，铁本案开庭审理，戴国芳被控“虚开抵扣税款发票罪”。【新新观察】中国企业家的“法罪错位”
30 年企业史，企业家落马无数，而喊冤申屈之声不绝于耳。细细品读这些案例，会发现一个很奇异而很少为人关注到的事实：一些被定罪的企业家往往犯事于东，却获罪于西，竟活生生有一个“法罪错位”的现象。
20 世纪90 年代中期的管金生一案，很让人印象深刻。
1995 年，中国最大的证券公司万国证券的总经理管金生一手导演了一场大灾难。当时，国债期货市场最大的一个悬念是1992 年发行的三年期国债券会不会加息。这期代号为“327” 的国债规模有240 亿元，将在当年6 月到期，它9。5 ％的票面利息加保值补贴率，每百元债券到期应兑付132 元，而此时在市场上的流通价为148 元上下。当时，银行的储蓄利率为
12。24 ％，市场普遍认为“327” 国债的回报太低了，因此有消息称，财政部可能要提高“327” 国债的利率。但是管金生不这么看。他认为目前的宏观局面是投资过热，中央不可能从国库中拿出额外的钱来补贴。于是，他下令万国做空“327” 国债。
然而，这次他竟赌错了。2 月23 日，财政部宣布提高利率，“327” 国债将以148。5 元兑付。
消息一经核实，“327” 国债的市价就开始一路上涨。管金生手中握有大笔“327” 国债期货合同，每上涨1 元，就意味着他将赔进10 多亿元。被逼到死角的管金生急红了眼。他下令，不惜一切代价必须把价格打回去，万国证券在市场上不断放单，多空双方发生惨烈的绞杀战，市场上一派血雨腥风。到收盘前的最后7 分钟，已经失去理智的管金生孤注一掷，共砸出2112 亿元的卖单，硬是把价位打落到147。4 元。
管金生的疯狂举动，终于让管理当局无法容忍。在这一天的攻防中，万国放出上千亿元的卖单，这至少需要100 亿元的保证金，它显然不可能有那么多的资本保证，毫无顾忌的违规操作几乎是铁板钉钉的事。当晚，上海证券交易所受命宣布，16 点22 分13 秒—— 也就是管金生用天单压盘的那一刻—— 之后的交易是异常的，此后的所有“327” 国债交易均无效。试图虎口夺食的管金生终于被老虎咬住了，当时的局势是，如果按147。4 元的收盘价计算，万国在“327” 国债期货交易中赢利10 多亿元，而按上海证券交易所后来的决定，万国证券则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