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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基于如此浓烈的钢铁情结，毛泽东提出了“以钢为纲”的国家战略。1959 年，他提出“赶超英国，不是15 年，也不是7 年，只需要2 年到3 年，2 年是可能的。这里主要是钢。”在这一赶超目标下，他发动了“大跃进”，全国范围内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全民大炼钢铁运动。
1978 年，中国拉开了改革开放的新帷幕，国门开放，百业俱兴，第一个被引入中国的大型项目，便是上海的宝山钢铁厂。这一年的12 月18 日到22 日，中国当代史上最重要的会议之一——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的中心议题，讨论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就在全会结束的两天后，总投资达214 亿元的宝钢公司在上海北郊的一片海滩上打下了第一根桩，它被国内外舆论视为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工程。在将近30 年的时间里，中国的钢铁工业一直处在快速膨胀的阶段，年均产量增长超过20％，1992 年，中国的钢铁产量首次超过美国跃居全球第一。
2001 年之后，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进一步造成了钢材的全面紧缺，中国全境再掀炼钢狂潮。大型国有钢铁公司纷纷宣布投入巨额资金开建新项目，地方的中小型钢铁工厂更是如雨后春笋般地冒了出来。钢铁业原本是一个巨额投入、长期产出的行业，可是在旺盛需求的拉动下，它竟成了一个可以短线投机的暴利型行业。在长江三角洲一带流传着“五个一” 的说法，“1 吨钢只需投资1000 万元，100 万吨的产能只需1 年建成，1 年就可收回投资”。这种疯狂的投入产出效率，让其他行业的人听来近乎传奇，就连一向被视为暴利行业的房地产业的企业家都觉得不可思议。万科地产的当家人王石在自己的博客中写道：“请问我们的企业家，你们当年搞轻纺和一般制造业的时候得多少年收回投资？现在搞重化工业投资竟然提出1 年回收，那不是投机是什么？”
有资料显示，2002 年前后，全国的炼钢企业从20 世纪80 年代的114 家增加到了260 多家，平均规模不足年产70 万吨，其中200 余家的平均规模还不到年产10 万吨/年，“散、乱、小” 的问题非常突出。2002 年，全国钢铁行业的投资总额为710 亿元，比上年增长45。9 ％。2003 年，这个数字达到了1329 亿元，投资同比增长96 ％。与钢铁行业类似的是，电解铝的投资增长了92。9 ％，水泥投资增长了121。9 ％。宏观投资过热，渐成决策层的共识。2003 年年底，宏观调控的大闸终于拉下。12 月23 日，国务院办公厅下发〔2003 〕103 号文，即《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制止钢铁电解铝水泥行业盲目投资若干意见的通知》，要求各地运用多种手段，迅速遏制盲目投资、低水平重复建设的势头。第二年的1 月，再发文《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开展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情况专项检查的通知》。2 月4 日，国务院专门举行关于严格控制部分行业过度投资的电视电话会议，明确要求对钢铁、电解铝、水泥三大行业进行清理检查，国务院随即组织审计署、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国土资源部、建设部、农业部、商务部、中国人民银行等部门的人员，组成8 个督查组分赴各地清查。清查重点便是那些进入三大行业、“盲目投资”的民营企业。
就这样，戴国芳和他的铁本，被卷入了一场始料未及的惊涛骇浪。
宏观调控的分水岭
铁本悲剧性地成为2004 年那场宏观调控的“祭旗者”，却是由非法用地问题意外引发的。
2 月初，几个新华社记者在江苏搞调研，他们的调研题目是各地兴建高尔夫球场和大学城的占地问题。在南京的采访中，一位专家无意中说了一句：“常州有个企业在长江边建钢厂。”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记者们直觉地认为，建钢厂肯定需要大量土地，或许也有非法占地的问题。他们致电询问国土资源部，得到的回复是该部并不清楚这个项目。于是，记者们转头到了常州，一路沿江寻找到了钢厂工地。2 月9 日，一篇题为“三千亩土地未征先用，环保评审未批先行”的内参材料递到了中央高层。不久后，国家发改委、国土资源部和国家环保总局派出调查组赶赴常州。
在宏观调控的背景下，铁本问题很快从毁田占地变成了违规建设。处在事件漩涡中的戴国芳开始变得焦躁不安。他自己也不清楚，事情怎么会变得越来越糟糕，那些日子他整天在工地上奔波。根据他的预算，到5 月底，钢厂的第一只高炉就可建成，马上可以投入生产，到那时“生米就煮成熟饭”。他对手下人说：“这么大的项目，建成就建成了，最多是罚款，不可能拆掉。”然而，事态远比他想象中的要严重得多。自上年12 月国务院通知下达后，各地的重化工业项目投资并没有降温的趋势。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全国第一季度的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仍然增长了43 ％，创下20 世纪90 年代中期以来的最高增长率，其中钢铁行业的投资增幅更是高达骇人的107 ％。此时，有非法占地、违规建设等多项重大嫌疑的铁本项目跳上台面，无疑成了一个最合适、也最典型的惩戒对象。
面对声势浩大的调查，从来没有应付过大场面的戴国芳方寸大乱。他和他的谋士们“天真” 地认为，铁本问题也许花钱能够摆平。于是，他向上级呈递了一份“自查报告”，内称：“我公司在接受国家有关部门调查违规投资、违规用地事项时，进行了自我财务检查，发现了经营过程中的违法问题—— 自2000 年公司设立开始，我公司从常州物资回收公司及武进物资再生有限公司收购价值十几亿元废旧钢铁，其中有虚开发票近2 亿元，抵扣税额近2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戴国芳疏于管理应承担相关责任。”这份为了“花钱消灾”的自查报告，是戴国芳为挽救铁本而做的最后努力，他将抵扣税款迅速补缴至当地的国税局。出乎他预料的是，正是这份自查报告在两年后成了检察院最有力的指控证据。
3 月20 日，遭到巨大压力的常州市组成了铁本项目清理工作领导小组，紧急下达了停工令。月底，国务院领导抵达江苏，常州市委书记、市长被召去汇报铁本项目及其所引发的问题。
4 月初，一个由九部委组成的专项检查组赶赴常州，对铁本项目进行全面检查。这是自1990 年的柳市事件①后，中央九大部委第二次针对一个地方项目进行空前的联手行动。19 日，戴国芳和他的妻子、岳父等10 人被警方带走，原因是“涉嫌偷税漏税，且数目可能很巨大”。
4 月28 日，九部委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向温家宝总理汇报查处情况，其定性为：“这是一起典型的地方政府及有关部门严重失职违规、企业涉嫌违法犯罪的重大案件。”第二天，新华社向全国播发通稿，列举了联合调查组认定的铁本五大问题：
—— 当地政府及有关部门严重违反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越权分22 次将投资高达105。9 亿元的项目分拆审批；
—— 违规审批征用土地6541 亩，违规组织实施征地拆迁；
—— 铁本公司通过提供虚假财务报表骗取银行信用和贷款，挪用银行流动资金贷款20 多亿元用于固定资产投资；
—— 有关金融机构严重违反国家固定资产贷款审贷和现金管理规定；
—— 铁本公司大量偷税漏税。
针对铁本事件的行政处理亦史无前例，8 名政府官员和银行官员受到严厉惩处。其中，常州市市委书记范燕青被处以党内严重警告；常州市人大副主任顾黑郎被罢免，并给予留党察看的处分；扬中市市委书记宦祥保被撤职；江苏省国土资源厅副厅长王明详、省发改委副主任秦雁江、中国银行（行情论坛）常州分行行长王建国等被撤职或责令辞职。戴国芳的家产8 万元被查封。
铁本公司被高调处理，是2004 年度宏观调控的一个标志性事件。《人民日报》在题为“坚决维护宏观调控政令畅通”的社论中指出：“国务院责成江苏省和有关部门对这一案件涉及的有关责任人做出严肃处理，是严格依法行政，维护宏观调控政令畅通的重要举措。”这个社论，将铁本在此次宏观调控中的典型角色表露无遗。铁本事件被认为是本轮调控的分水岭。在此之前，中央政府一直试图通过货币政策的调整来达到控制投资过热的目的，可是，在成效不明显的情况下，政府断然更弦，强行加大了行政调控的力度。此后，众多民营企业在钢铁、电解铝及水泥等行业的投资项目纷纷搁浅，上海复星集团郭广昌的建龙项目、四川希望集团刘永行的三门峡电解铝项目均被勒令中止。铁本之死与建龙之活雷霆万钧之下，铁本终不得苟延，成为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宏观调控运动的牺牲者。在它被严令停工的时候，银行贷款资金的投入已经达到26 亿元，在这个意义上，铁本倾覆，财务损失最大的是那些冒险的国有银行。
在铁本事件中，以下现象非常之耐人寻味：
在钢铁等行业，就当民营资本被严令喊停的时候，国有及国际资本则纷纷大踏步挺进。就在铁本事件发生的同时，宝钢与当时世界最大的钢铁公司阿塞勒、第二大公司新日本制铁三方合资，开建1800 毫米冷轧工程，此外，还与澳大利亚哈默斯利公司签署了每年购买700 万吨铁矿石的长期订购协议。公司总裁兼董事长谢企华宣布，宝钢打算在2010 年前斥资500 亿元到600 亿元，将产量从2000 万吨扩大到3000 万吨，增加50 ％的产能。这一新闻，震惊全球钢铁界。
随即，中国第四大钢铁企业武汉钢铁集团表示，武钢的几个大规模项目，已经通过国家发改委审批，总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