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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煎熬好似在油锅里挣扎。
那天母亲精神突然好转非要我开车带她出去玩，我喜出望外。当侄儿准备用背带将母亲固定在车座上时，她拒绝了。我见母亲精神不错同意了她的要求，不过我开车时一直小心翼翼。我问母亲想去哪里，她想了想，说去河边走走。我沿着河边开出很远，母亲要我在一棵大树下停车。她慢慢走下车，望着河里的流水问我：“满仔，咯水从哪里来哩？”我告诉她好像是密云水库。她又问我流到哪里去，我说昆明湖。母亲望着河水发愣了一会儿，自言自语道，这水能流到老家那条河就好了。我笑了，说母亲的想象力真丰富，那样的话这条河应该叫天河，而不是万泉河了。母亲坐回到车上向我要了一只烟，津津有味地吸起来。我很惊讶：母亲住院以后经常说，嘴里苦得很，抽烟脑壳晕。很久没有吸烟了。我担心母亲坐在车上时间久了会累着，委婉地对她说有点儿饿了，想回家吃饭，她坚持又坐了一会儿才同意回家。一路上她的目光始终若有所思地望着缓缓流去的河水，好似意犹未尽。我们回到家里我问母亲有没有胃口吃点东西。因为她几天没有进食了，我一直在想方设法给她补充营养。母亲想了想，像老小孩似地笑着说，想吃我以前做过的辣椒炒鸭子。我非常高兴，母亲有了进食的欲望，说明她身体比我想象的要好。
我要侄儿好好看护母亲，自己立即开车到市场买了只鸭子回来。这是母亲来到北京吃得最香的一顿饭。按道理母亲是不能吃辣椒的，不过我看到母亲吃得那么可口，实在不忍心阻止。心里想，管它呢，只要母亲爱吃，想吃，吃得开心高兴，别说是辣椒，就是吃身上的肉，我也会割一块下来做给她吃。
母亲吃了小半碗饭，已经创住院后的记录了。吃完饭后母亲又吃了一个新鲜桃子与几勺子西瓜，然后要我开车带她出去转转。我要她休息一会，她精神抖搂地说：“咯长时间哩，今天感觉好多哩！”我拗不过她，带她漫无目的地转了一大圈，她像个孩子似的开心。偶尔路过站台，她要我停车。她慢吞吞地下车后在等车的人群里看来看去，当看到她喜欢的姑娘，冲人家傻笑，吓得人家不敢看她。
母亲回到车上，我问她干吗那样看别人，她笑嘻嘻地说：“满仔你要找个好妹仔做婆娘。”我禁不住笑了，说她想儿媳妇想得快变傻了。她这时埋怨我“当年那妹仔多好，你哦，心忒大哩莫好哦！”
我知道母亲说的是孟香，心想：幸亏她不知道何琪来北京的事情，否则不埋怨死我才怪了。母亲数着指头算起来，她说我与孟香在一起，孩子现在都六七岁了。我嘴上不说什么心里却酸酸的。又一想，真若那样也许现在生活在家庭琐事的水深火热之中，或许在为柴米油盐酱醋茶发愁呢。母亲免不了数落我一番，然后一再叮嘱我遇到好姑娘不要再犯傻了。我只是笑，我已习惯了她的絮絮叨叨。我再混账，还不至于与身患绝症的母亲顶撞。如果说我是一块棱角分明的顽石，母亲无疑是转动的沙轮，早已将我打磨得光润圆滑了。我在母亲患病期间不知不觉中又成熟了许多，老练了许多。经历得多了，人也就真正长大了。
第二天早上侄儿做好早餐叫我与母亲起来用餐。我到水龙头前刷牙，侄儿在屋里忽然大声问我：“大叔！我奶咋叫不醒呢？”
我一边刷牙一边口齿不清地说也许是昨天太累了。侄儿将早餐端上桌子，我走到母亲面前轻轻叫了两声。母亲没有反应，我又提高声音叫了两声，母亲依旧没有反应。我纳闷了，将脸凑到母亲耳边再提高嗓门喊了两声，母亲还是没有反应。我下意识地握住母亲的手，感到她的手很凉，心里不禁“扑通”乱跳。我立即跳到床上将母亲扶了起来，冲她大声喊了几句。母亲气若游丝地“嗡”了一声，缓慢地睁开了眼睛，目光呆滞地看了看，随即又闭上了。我知道大事不妙，让侄儿立即到外面找车来。我用力按住母亲的人中，不断地喊她。房东大妈急忙跑了过来，她用力摇着母亲的双手。母亲终于睁开了双眼，我要她清醒一点儿。她梦呓般地说累了，再睡一会。我大声提醒她千万别睡觉，她“嗯”了一下。侄儿叫来一辆面的，众人手忙脚乱地将母亲抬进车里。我与侄儿在车里不停地呼叫母亲，直到309医院。我看到医生将母亲推进急救室，心里倏忽一下紧张起来。几分钟后一位男医生从急救室里出来问谁是家属，我坐在急救室门口旁边的椅子上慌张地应道：“我是。”
男儿心如海 冲浪须潮涌 11（2）
医生看了看我，迟疑了一下，问母亲是什么病。我语无伦次地将母亲的病情告诉了他。他犹豫片刻，用温和的口吻问我还抢救吗。他的眼神已经说明这种抢救是徒劳的。医生见我犹豫不决，小声说抢救过来了也是一时半会儿的事。我喘了一口粗气，很压抑地说：“救！”医生诧异地睁大了眼睛，随即摇了摇头。他这时要我到旁边的窗口先交上一千元急救费押金。我将钱包递给侄儿，要他快去办理。医生又看了我几眼，匆匆进了急救室。我知道他是一番好意，却说不出“放弃”二字。因为我想起了母亲为了救我，给医生下跪的那一幕。母亲的一生，为了我，为了我们这个家，付出的太多太多了。这个时候我若是放弃，实在迈不过良心这道坎。大约过了一刻钟医生出来说，人是过来了，能挺多久谁也说不准。按医院规定，要立即办理住院手续，需要交上五千元押金。我当时没那么多钱，一时犯了难。那位医生见我很为难，主动找到观察室的负责人将我的情况告诉他们。观察室的主任看到我确实困难，要我先交两千元的押金即可。我已是山穷水尽，只好对他说要母亲先住进去，我回去取钱，他同意了我的请求。我看到母亲浑身插着许多输液管从急救室转移到观察室。我轻轻喊了母亲几声，她只是“嗯嗯”应道，眼睛却一直没有睁开，好似在说梦话。我吩咐侄儿几句，打车离开医院。我在车上打电话给陈挺将详情告知，他要我去公司门口等他。司机按着陈挺电话里说的地址开车疾驰而去。陈挺那天很忙没有时间与我同车回医院，他将两千元钱塞到我手里，说了几句安慰的话，便匆匆上楼了。我赶回医院要侄儿将押金交给了收费的人。然后我们叔侄俩一直守候在病床边。母亲从急救室出来始终处于半昏迷状态，无论我们如何喊她，也只能偶尔听到她喉咙里“嗯”地一声。到了晚上母亲的身体已经拒绝液体输入，心脏一度停止跳动。医生，护士一通忙活，心脏才恢复微弱跳动。医生好不容易在母亲身上找到血管，针头扎进去以后液体却输不进去。我亲眼看到医生切开了母亲的颈动脉将针头扎进去，惨不忍睹。我看到母亲被折腾来，折腾去，心里非常难过。甚至后悔起来，与其看到她这样活受罪，不如让她在熟睡中静静离去。夜里十一点多母亲突然睁开了双眼，看着我与侄儿，然后气若游丝地念叨着哥哥、姐姐的名字问我，他们来了没有。我笑着痛苦地说他们正在路上。母亲苍白的脸上微笑了一下，断断续续地告诉我，哥哥、姐姐来了要叫醒她。我笑着说一定。母亲慢慢合上眼睛，此后永远没有睁开。十二点五十五分，母亲心脏停止了跳动。医生连打了几针强心剂，已经无力回天。侄儿“哇”地一声大哭，我厉声令他闭嘴。侄儿抽泣着，果然没有出声。护士将一块很大的白布慢慢地盖在母亲身上。我将母亲耷拉在外面的手轻轻地塞到布下。医院有专人将母亲送往太平间，他们问我还有什么要求吗，我木讷地摇摇头。我没有送母亲去太平间，吩咐侄儿去记下母亲在太平间的号码。我看到众人推着母亲渐渐远去，顿时呆坐在那里，脑子里一片空白。
侄儿泪痕斑驳地回来了，我擦去他的眼泪，要他去医院门口叫车。我在车里打电话告诉陈挺母亲已经走了。他在电话那头放声痛哭，急着要马上过来。我阻止了他，说明天有许多事要做，先好好睡觉吧。说完，我挂上了电话。那天是六月二十五日。母亲走完了她忙碌的一生，辛苦的一生，历经坎坷磨难的一生。
第二天一大早，陈挺急急忙忙赶来了。我们寒暄了几句，他要给朋友们打电话多叫一些人来。我打断了他，对他说没有人喜欢去殡仪馆，也没有人喜欢参加葬礼。他执意要多找些人来，我板着面孔没好气说，这种事没必要满世界张扬。陈挺见我生气了，只好作罢。我们买了一些随葬物品直接去了医院。在医院办完了必要手续，我们到太平间接母亲出来。太平间门口，有专门为亡人穿戴衣物挣钱的人主动找到我们要给母亲穿戴衣物。我拒绝了。我要亲手给母亲穿戴衣物。也许是热胀冷缩的原理，工作人员将母亲从冷柜里拉出来的时候她的眼睛直楞楞地睁开着好似永不瞑目。陈挺与侄儿看到母亲躺在铁柜上睁着双眼不免有些恐惧心理，站在旁边不敢靠近。我挪着凳子走到母亲面前将手掌蒙在她的眼睛上。母亲额头冰冷，好似一阵西伯利亚寒流迅速传遍我的身体，那种感觉像冰凌扎进心里。
过了一会，我感觉手掌下面潮湿了才慢慢抬起手来，轻轻将母亲的眼帘合上。这时我将脸贴在母亲冰冷的脸上，要她放心，她交待过的事情我一定办到。说完，我开始给她换衣物。陈挺与侄儿看到我镇定自若，处之泰然，胆子渐渐大了起来。他们小心翼翼地靠近来帮忙，起初有点胆怯，很快便从容自若了。母亲当时像石塑一样僵硬，冰冷。与其说我给母亲换衣物，不如说我是在做样子。真正给母亲换衣物的是陈挺与侄儿，没有他们帮忙我根本做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