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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思敏捷、天性中有自然而又纯洁的善良，而且具有高雅的幽默感，无疑，他还要为我们带来更多的震惊……”
而身在法国的陶景洲没有忘记他的故国。90年代初，陶景洲回国的心情极其迫切。他非常看好中国的法律服务市场前景，“1990年我就判断，西方国家企业家倾向于到经济发展稳定的国家投资，而中国是为数不多的天堂之一。”恰在此时，创建于1854年已拥有律师410名，在世界24个城市设有办事处的美国高特兄弟律师所正在物色主持中国办事处的合适人选。
从没有在美国学习过、也没有在美国律师所工作过的陶景洲搞不清楚高特兄弟律师所怎么就看上了他？“可能他们更关心我如何帮他们扩展中国市场吧。”陶景洲笑言。
律师寻梦在法治中国（2）
寻梦在法治中国
“中国建立在法律基础上的经济秩序，已经成为外国人看好中国市场的一个重要原因。中国既是全球最大的潜在消费市场，也是全球最大的潜在法律服务市场。外国资本大举进入中国，必然带动外国律师不断地进入中国，占有尽可能大的市场份额。我相信，会有很多外国律师在中国实现他们的梦想。”陶景洲说。
所有的创业一开始都是艰难的。陶景洲1991年9月9日从法国回到中国，“当时自己手上没有一个客户，当时的高特兄弟律师事务所北京办事处也只有6名员工。当务之急是找到客户，开拓业务。律师事务所不允许做广告，因此，我们就通过举办各种经济法律研讨会和各种法律知识讲座提高律师事务所知名度，从而打开了通向客户的大门。”
1992年，高特成为了第一家获得司法部批准在华设立办事处的外国律师事务所——执照上是令他们骄傲的001号。而当时的中国市场正处于大量外资涌入的时期，迫切需要相关的法律知识和法律服务。陶景洲曾用英文和法文写成五本有关中国法律的书，包括《解决在华商事纠纷》、《中国仲裁法律和实践》、《中国的非关税贸易壁垒》、《中国商事法律总论》、《当代中国法律》，用法文和英文发表了数十篇有关中国法律和经济改革的文章，并进行了有关中外法律的诸多演讲。
从那时侯起，陶景洲先后代理数十家中国公司在欧盟提起的反倾销调查中应诉，涉及工业产品从小屏幕彩电到涤纶纱，从工业矿物到电脑磁盘，帮助众多中国企业扫清了国际化发展道路上的障碍，被称为“中国反倾销第一人”。短短几年，陶景洲参与代理国外客户在华实际投资总额超过了数十亿美元，代理中国企业在欧共体等地进行多起反倾销诉讼。他为中国土畜产品进出口总公司等多家国家级公司打赢的数起国际反倾销官司，为国人带来了荣光，为中国争来了公正。
在陶景洲现在看来，中国律师业的竞争并没有想像中那么残酷。“毕竟，各个国家都有自己的传统文化、社会制度和法律渊源，一个真正的外资律师行或外来律师，要想争夺中国本土律师的饭碗也绝非易事。尽管其中的语言障碍不是个大问题，中国特有的风土人情就能让他们琢磨上好一阵子。”
在陶景洲的规划里，高特前期主要是代表跨国公司到中国来，第二个阶段是代表中国企业在国外打官司，反倾销、建公司等活动，第三个时期则是帮助外国公司在华投资进行优化重组和帮助中国公司进行上市、收购、兼并，这些是比打官司更复杂的商业运作。1997年，陶律师协助家乐福进入中国市场，2004年3月份，又协助家乐福完成了在中国的37家营业机构的重组。2004年年初，高特中国事务部在陶景洲领导下为欧莱雅处理了在中国的两宗重要收购，收购对象分别是小护士和羽西，实现了中外化妆品牌在新一轮竞争中的资源整合。
“我已基本实现了我的梦想。不管是在法国企业界，法国律师界，还是世界律师界，我都有了一定的地位。许多国家的政府邀请我介绍中国的情况。”陶景洲自豪地说。“说我干得成功也好、不错也好，我觉得不是一个人的事情，如果老是不如意，可能我也会怀才不遇、隐居江湖。回想起成功背后，每一步都有人在默默无闻地帮助，我只是非常幸运而已。”
律师寻梦在法治中国（3）
关于海归与创业
记者：您当初选择回国创业的最主要理由是什么？现在有什么新的看法？
陶景洲：当时中国缺少方方面面的人才，尤其缺少法律人才。虽然在法国完全可以过上舒适安逸的生活，但毕竟中国是自己的家，希望自己能以律师的身份介入到自己国家的经济生活中，为社会做点儿事情。另外，律师要有很深的文化根基。人们可以通过在国外学习了解当地的法律，但大多只停留在对概念的了解，很难做到对该国家或地区文化的深刻理解。也就是说要有“根”，我始终认为我的根在中国，我的职业生涯在中国。
记者：您认为海归创业群体对国内经济文化发展的推动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
陶景洲：海归派多在西方留学期间接纳了西方式文化思想，接受了规则与法律等西方的逻辑思维特质，并能够将西方的思维方式与管理方法直接带入国内企业中，促成企业向更加理性、更为规范的方向迈进。
另外，海归派多为硕士、博士等高学历人才，他们的回归改善了国内的人才市场结构，扩大了高素质、高学历的人才队伍。
记者：您如何做创业或职业生涯的规划？创业之初有没有3年、5年甚至10年、20年的规划？
陶景洲：一个人的职业生涯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它是否能够发展得如你所愿或者说你的职业生涯是否成功，关键在于在某些重大时刻你是否作出了正确的抉择。我从未给自己制定过3年、5年甚至更长远的规划，但是每当我面临选择时，我总会选择较高的那个目标，并努力去实现它。
1982年从北大法律系毕业后，我面临着两种选择：继续读研究生和考出国预备研究生，我选择了后者，也许是因为后者更具挑战性、更能证明自己的价值吧。在法国研究生毕业后，我并没有听从一些朋友的劝告随便找个工作解决生计问题，而是通过老师的推荐和自己的努力成为第一个进入法国律师事务所的中国留学生，并开始从事大量与中国相关的法律事务，为以后事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到了90年代初，我看到越来越多的海外投资者开始进军中国市场，大批的外资客户迫切需要在中国寻找他们的法律服务以及合格的律师。由于我原来就职的法国律师事务所不愿意到中国发展，我便加入了更具开拓性和创新精神的美国高特兄弟律师事务所，如愿以偿地回到了祖国，这也是我真正意义上的事业起点。
记者：在您的创业过程中最感激的人是谁？为什么？
陶景洲：在我不同的人生阶段，都有贵人相助。出国留学前体检，因为当时体质较弱，有一项指标不合格，反复检查几次后还是不合格，填写化验结果的医生在我体检表格上盖上了“正常”的章。如果没有那位好心的医生，我恐怕就没有机会踏上法兰西的求学道路了。在法国留学期间，我得到了法国比较法学泰斗丹克教授的关爱，教授不仅关心我的学习和生活，而且还在我毕业后推荐我进入一家知名的法国律师事务所，从此开始了我的律师职业生涯。回国后，我又有幸相继结识了原司法部部长邹瑜先生，原中国法学会会长王仲芳先生，他们都对我本人、对高特北京办事处的成长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和帮助。
记者：您认为目前大量的海外归来人才将对中国哪些领域的发展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陶景洲：会是全方位的。科技人才，新闻人才，法律人才……
记者：您认为海归创业还需要选择在什么时候、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充电”？
陶景洲：我认为在工作和时间允许的情况下，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任何一种“充电”方式，比如说利用周末时间到知名的高校选修一些金融课程、管理课程等。当然，抽时间多读一些书也不失为一种为自己补充知识给养的好方式。总之，只有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才能拥有旺盛的工作能力，否则就不能适应新的形势的发展，不能向更高的目标迈进。
记者：如何看待成名或成功？您认为财富对您的生活态度有哪些影响？
陶景洲：成功包含主观、客观两个层面。前者是指自己承认自己的价值，有成功感；后者是指社会承认个人的价值，并赋予个人相应的回报，如财富、地位、尊重等。我认为成功不是一个静止的概念，成功总是属于过去的历史纪录，重要的是如何以现有的成绩为基础向新的目标发起冲刺。
海归精英个性调查问答
1、最欣赏的人是谁：
孔老夫子。
2、在成长过程中对您影响最大的人是谁：
父亲尽管官职九品（曾任区委书记、乡长、镇长），但每天一身泥，早出晚归，从不求人，正直，清廉。
3、您认为您的优点和缺点分别是什么：
优点：乐观和真诚
缺点：有时没有耐心
4、做过的最得意的事是：
高特兄弟律师事务所得到001号批准证书在华开业
5、预测5到10年后您会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10年后在大学教书，并利用闲暇时间写书。
6、最喜欢的下属是什么样子：
有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和积极主动的办事风格。负责任（即努力做好所交办的事，做不好时说明自己为什么没做好）
7、舒解压力的方式是什么：
逛书店，打网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