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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下成长起来的美国企业的优势在全球每一个角落得到充分发挥，美国才能领导世界。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凭借其在西方世界中的盟主地位，倡导推进“全球化”，以求在上述过程中谋取经济和政治双重利益。有人说，迄今为止，世界经济体制基本上是美国主导制定的，这几乎是一个事实。国际经济与政治权力相转化的过程，可以用英国著名政治经济学家苏珊？斯特兰奇的名言：“谁拥有最大的市场，谁就拥有最大的权力。”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实体，美国不遗余力要按照自己的意志来制定世界政治、经济秩序和规则。
但越南战争之后的70—80年代，世界经济三足鼎立的局面削弱了美国制定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的能力。这一段时期内，各种多边贸易谈判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小了，美国与欧洲、日本之间的经济贸易摩擦越来越多。如果不是西欧和日本还需要美国的核保护伞，美国从西欧和日本那里得到让步的可能性会更小。这限制了美国完全按照自己的意志建立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的能力。
新经济——帝国的自信
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经济”的发展使美国经济找到了新的力量和“声望”。美国的新贵公司、资本市场、智囊机构以及克林顿政府都竭尽全力要把发轫于美国的“新经济”推向全世界，并在这一过程中主导一系列“新经济”领域全球性规则的制定。此时，冷战的结束也结束了对全球市场的人为政治分割，这恰恰给了“新经济”一个前所未有的扩张空间。
首先，是美国“新经济”公司在全球的扩张。欧洲、日本等国家的第一批新兴网络公司中都有美国资本的介入。美国公司以资本、知识产权入股等模式在美国之外建立网络公司、信息服务公司或者信息技术实验室。
其次，是美国资本向全球各国进军。“新经济”的标志性资本市场纳斯达克指数（NASDAQ）从1000点到突破5000点，用了不到5年的时间，道琼斯工业股票指数实现同样突破用了23年。以纳斯达克为代表的美国资本市场吸纳了数万亿美元，这些资本随后又经过美国公司扩张到世界各地的“新经济”中。纳斯达克也走出美国本土，开始考虑设立欧洲的纳斯达克、日本的纳斯达克、香港的纳斯达克。除了中国香港外，欧洲纳斯达克、日本纳斯达克后来先后成为现实。
在国家的层面上，克林顿政府更是不遗余力。“新经济”成为几乎所有重要国际会议的首要议题。越来越多的国家领导人相信了美国的推销，在日本和欧洲的大多数发达国家，发展“新经济”已经成为许多政府的优先政策。各国不约而同地为此而规划长远未来，许多信息产业白皮书显示出了它们和美国一样的雄心。渐渐地，“电子商务”、“信息高速公路”、“因特网”等等新词汇开始充斥20世纪90年代的世界媒体。美国的这种“带头作用”以及这种带头作用的好处，在1996年12月达成的信息技术产品协议和1997年1月达成的电信市场协议中，表现得最为清楚。
“新经济”极大地推进了全球化进程。以互联网为核心的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使全球经济要素的流动比以往任何历史时期都要快。各国经济和政治之间的相互影响也前所未有地加深了，“经济全球化”成为20世纪90年代使用频率最高的词语之一。
世界各国的普通人第一次如此清晰地体会这样一个抽象的国际政治学术语。美国《芝加哥论坛报》资深财经记者查德？隆沃思对此进行了形象的描述：“就在这一刻，可能有个德国商人正搭乘瑞士航空公司班机，在法国上空用飞机上的电话，打到伦敦金融市场以日元买进美元。在中国大陆的工厂，工人正为空中巴士和波音公司制造飞机零件。在爪哇西部的工业区，数以百计的印度尼西亚妇女正在韩国投资的工厂，为耐克（NIKE）公司制造运动鞋。在塞浦路斯中部偏僻山村的边缘，汽车驾驶员可以在24小时营业和只接受信用卡的自助加油站加油。在纽约、东京和伦敦紧张忙碌的办公室里，大约50家垒球投资和商业银行的员工，每天处理超过1。3万亿美元的货币交易。这些精明干练而又待遇优厚的年轻人，掌握了全球金融活动。在印度班加罗尔，电脑程序员正为摩托罗拉和英特尔等美国公司设计最新的电脑软件，薪资只有加州硅谷的1/10。在萨尔瓦多摩拉桑省终年暖和的山区，几十个工人在简陋的工棚里，为美国新英格兰地区的儿童缝制雪衣。在德国汉堡的豪华餐厅，两名穿着红色外套和粉红色衬衫的德国商人，正向两名穿着深色西装的日本商人推销生产机具——这四个人使用的是全球经济体系通行的语言：蹩脚的英语。”
但是，在全球化过程中建立起来的世界政治、经济和国际贸易体系本身是不平等的；金融投资和技术转移也是不平等的；全球化所带来的利益和损失分配也是不平等的。美国，才是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最大的获利者。一个新的前所未有的经济领域，美国可以凭借其第一强国的巨大动能，迅速进入并占据主导；一个新的平衡机制，美国可以抛弃已经很难扭转的传统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包袱，以先动者的优势制定新的游戏规则，形成对自己有利的平衡机制；一个新的国家战略，利用“新经济”的蔓延，将美国的新势力渗透到全世界，在未来的信息战中取得战略威慑优势。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美国在资金、技术、人才、管理以及贸易、投资、金融等方面占有优势，因此能够确保本国企业比任何其他国家都更能够进入全球所有市场，在所有领域参与竞争，并且通过多边途径推行美国战略利益。
“新经济”带动下的全球化使美国主导了新标准的制定。美国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如此描述制定规则这一点的重要性：“这是新的标准之战，在这场战斗中，谁能够抢先制定规则，占领规则的领地，谁就能在未来的竞争中颐指气使，挥舞无比优越的权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哈耶克于1944年在他名噪一时的著作——《通往奴役之路》中的一席话更是发人深省：“不论是谁，一旦掌握了全都经济活动的控制权，也就掌握了我们生存的命脉，从而就有力量决定……我们所追求的其他方面的价值以及替我们安排这些价值的优先顺序，进而让我们相信我们应当为什么样的目标而生活和奋斗。”
文化也霸道
另一方面，美国政府也极力支持美国文化的扩张。文化扩张是美国对外文化政策的基本原则。
美国是最早奉行“新殖民主义”的国家，其文化输出意识比世界上任何国家都要强烈。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元老艾伦？杜勒斯曾说过：“如果我们教会苏联的年轻人唱我们的歌曲并随之舞蹈，那么我们迟早将教会他们按照我们所需要的方法思考问题。”“通过电视和电影院中的广告节目、连环漫画、杂志广告，美国公司对墨西哥底层普通百姓思想的影响，毫无疑问，比墨西哥政府和墨西哥教育制度的影响更为持久。”
在对外交往中，美国政府经常把文化政策与国家关系挂钩。如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前，美国在同意中国享受最惠国待遇时，经常把不要干扰“美国之音”作为一个前提条件。美国国会在《1995年中国政策法》中将开办“自由亚洲电台”列为重点条款之一。在中美知识产权谈判中，美国谈判代表则要求中国开放国内文化市场，接纳美国各类影音制品。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美国也为之制定了相应的文化战略，试图以“美国化”来代替全球化，用美国的文化价值观来“重塑”整个世界。前美国商务部高级官员大卫？罗斯科普在谈到全球化促进不同文化的整合时说：“对美国来说，信息时代对外政策的一个主要目标必须是在世界的信息传播中取得胜利，像英国一度在海上居支配地位那样支配电波。”“未来的世界文化一定要以美国文化居于支配地位。”“如果世界趋向一种共同的语言，它应该是英语；如果世界趋向共同的电信、安全和质量标准，那么，它们应是美国的标准；如果世界正在由电视、广播和音乐联系在一起，节目应该是美国的；如果共同的价值观正在形成，他们应该是符合美国人意愿的价值观。”
2000年11月28日，应美国驻外使、领馆外交官们要求，美国政府第一次在白宫举行了主题为“文化与外交”的研讨会。该研讨会由美国总统府、第一夫人希拉里办公室、国务院和国家安全委员会联合赞助。出席会议的有美国艺术家、艺术赞助人、基金会负责人、企业界首脑和外交官等250余人。研讨会旨在讨论如下命题：（一）文化在全球化时代外交中的作用；（二）如何更好地把文化和美国外交政策的日常运作有机地结合起来；（三）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和多边组织在促进文化了解和交流中的作用；（四）使世界共享美国多样化文化的方法和手段。
正是由于上述这些因素，综合促成今天美国在全球的地位。300多年前，以“五月花”号船到达北美为标志，从英伦漂流到美洲大陆的“盎格鲁—萨克逊”文明，终于在美洲大陆发展到最高峰。身居全球中心的山巅之城，自然要向外扩张，而那些被边缘化的文化体系对这种扩张的反应将是如何呢？
？帝国的力量：霸道的温柔
美国的力量至少以三种方式让人明确感觉到了，即：压力、魅力和说服力。
压力是什么？
压力当然是最直接的方式。有一个非常突出的例子，在这个例子中，美国引起了怨恨。2002年6月13日，两名美国陆军军官从美军在韩国汉城市中心的基地开着装甲扫雷车去市郊的教练场。他们走的那条路很窄，而且是通往目的地最不可取的一条路线。在一个看不见另一头的拐弯处，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