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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52年初，朝鲜战争期间（1950年至1953年），美国在韩国和中国东北扔下了大量细菌、昆虫、羽毛、腐烂的动物和鱼的肢体，以及其他许多携带病菌的奇怪的物体。大量平民因为瘟疫、炭疽热、脑炎导致生病或迅速死亡。从故意携带致命货物的飞机上俘获了一些美国飞行员，这些飞行员们提供了大量的关于整个行动的细节：炸弹的种类、扔下的其他容器、昆虫的种类，以及它们所携带的病菌等等。这些被指证的细菌炸弹和昆虫的照片也被公开出版发行。接着，同年8月份，一个“国际科学委员会”被任命，由来自瑞典、法国、英国、意大利、巴西和苏联的科学家们组成。在对中国进行为期两个多月的调查后，该委员会递交了一份大约600页的报告，其中还有许多图片，得出以下结论：“韩国和中国的人民的确成了生化武器攻击的目标。这些都是由美国的武装部队执行的，他们为此目的采用了大量的不同方法。”
20世纪60年代，美国在越南（以及老挝和柬埔寨的部分地区）的300万亩土地上，喷洒了上万吨的除草剂，以清除被抵抗者用作掩护的植被，并破坏其庄稼。除草剂，特别是被广泛运用的橙桔制剂，这种污染几乎无法恢复，被看作是世界上最大的有毒物质污染事件之一。这种除草剂的毒性与神经毒气一样厉害，极易致癌，所引起的其他相关健康的影响还包括新陈代谢失调、免疫系统失常、生殖功能失常，以及神经心理紊乱。在越南有200万人受到这些有毒制剂的影响（另外还有上千名美国士兵）。据报道，在被橙桔制剂影响的地区，人的先天性疾病发病率增高。越南政府估计，各种化学药物已经导致50万名儿童患有先天性疾病，虽然这些没有文件纪录。美国政府没有为这些对越南人民的健康伤害而向越南人民或政府支付任何赔偿。
此外，美国军队还采用CS、DM以及CN毒气，而华盛顿官员坚持这些不属于“毒气战”。他们设计这些毒气作为“暴力控制”的武器。军方将CS毒气——一种导致无法控制的呕吐的剧烈泻药灌进越南人藏身的隧道和洞穴中，导致许多越共成员在狭窄的空间内呕吐窒息致死。国际红十字会北越分会和其他国际消息来源报道说．这些毒气导致了无数妇女和儿童的死亡，以及一些诸如眼球受损、面部起泡、皮肤灼伤腐烂的伤害。前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塞雷斯？万斯承认，美军还使用了氰化物和砒霜。美国在越南使用的其他有害化学物质还有凝固汽油和萘火焰喷射器。
1970年9月，驻老挝的美国军队，在一次名为“台风”的行动中，使用了雾状的沙林神经毒气（也被称为CBU—15或GB），以准备进入并袭击一个老挝的作为军队基地的村庄，目标是杀死一些据说在那里的美国叛变军人。该次行动成功地杀死了一百多人，其中既有军人又有平民，而且至少两名美国人因此遇难。
沙林，一种20世纪30年代在德国研制成功的毒气，可以在几分钟内杀死吸入该气体的人。在皮肤上滴一小滴也会产生同样的效果，它甚至可以穿透一般的衣物。沙林的作用机理是抑制一种控制肌肉运动所需要的酶而产生毒性。没有这种酶，人体就无法控制肌肉的活动，这对肉体的摧残是极为恐怖的。
教会别人使用生化武器
此外，美国还怂恿别国使用生化武器。1969年有报道说，美国军方多年以来一直致力于指导外国专家进行化学和生物战争。总共有来自35个国家的550名外国人，包括埃及人、以色列人、伊拉克人、约旦人、黎巴嫩人、沙特阿拉伯人、南斯拉夫人和南越人，在阿拉巴马的麦克莱伦堡的化学军事学院上课。
据说埃及专家使用了他们学来的美国新技术，来帮助计划1967年针对也门的毒气攻击。国际红十字会证实，埃及飞行员在也门上空从飞机上扔下了毒气罐。之后，美国国防情报机构也证实了这一点，有大约150名村民呕吐窒息、咳嗽、流血死亡。
根据美国参议院委员会1994年的报告：至少从1985年起，直到1989年，美国的供应商出口一系列可证实是用来酝酿罪恶的生物原料到伊拉克，这获得了美国商业部的批准和许可执照。这些经常制造慢性痛苦死亡的材料包括：蛹状杆菌，导致炭疽热；梭状肉毒杆菌，用来制造肉毒菌毒药；组织疱浆根菌，引起一种袭击肺部、脑部、脊髓和心脏的疾病；布鲁士梅利菌，一种损害主要器官的细菌；梭利菌，一种导致系统疾病的带有剧毒的细菌；梭利破伤风菌，一种剧毒素。还有E颗粒，一种基因原料，构建人类和细菌的DNA。其他好几十种病原生物制剂在80年代被运送到伊拉克。参议院的报告指出“这些生物原料未稀释或减弱，并且能繁殖。”委员会还说，“这些美国出口的微生物和联合国监察员在伊拉克生物战争项目中找到并销毁的物质是一样的。”报告进一步指出，美国向伊拉克的出口还包括化学制剂初期粒子，化学和生物战争生产设施的相关计划，以及化学弹头填充设备。这些出口至少持续到1989年11月28日，尽管事实上已经有报道说，伊拉克自从80年代早期就在进行化学战试验，而且可能还有生物战，以对抗伊朗、库尔德人和什叶派教徒，这都是两伊战争的一部分。伊拉克使用这些武器反对伊朗正是华盛顿所希望发生的。
1998年真相和和解委员会上的证词表明，美国鼓励南非的种族隔离政权发展化学和生物战争项目，而这一项目以这个国家的黑人群众为目标。乌特？巴森博士，他是从1981年起就负责这一项目的南非将军，在他与美国威廉？奥格森上将的会谈纪录中证实，“他（奥格森）觉得化学战争是一个理想的战略武器，因为基础设施和设备都得以保存，只有活人被杀死。非洲的温暖气候对使用这种类型的武器非常理想，因为在这种气候下，毒气更容易散发，目标人群因为出汗和血液流动加速，都有利于提高吸收效率。” 南非的化学和生物战争项目确实在大量与美国项目配合的工程中起了作用：用黑人士兵作试验，药物用的是豚鼠；开发一种导致心脏病的毒药，看上去很像是“自然”死亡；使用病菌来污染饮用水；大量使用毒气来麻痹并毒死南非和附近国家的反对派人士。
2、不“热”的世纪末“热战”
开战前，美国大兵总要先看一下对手是软还是硬。其实，即使是“软柿子”，它也有“硬核”，美国大兵无法把“软柿子”和“硬核”一口吞下去。
？揭开科索沃民族争端的神秘面纱
科索沃的历史
科索沃是南斯拉夫联盟塞尔维亚共和国的一个自治地区，在其200多万人口中，90％以上是阿尔巴尼亚族人，其余是塞尔维亚族、黑山族和马其顿族等。科索沃的民族问题由来已久。据克罗地亚历史学家亚历山大？斯迪帕切维奇考证，最早生活在科索沃地区的是40多个伊科里？特拉切好战的游牧部落，他们就是阿尔巴尼亚人的祖先，在公元前4…5世纪就在科索沃居住。公元6世纪末至7世纪初，大批斯拉夫移民越过多瑙河到达巴尔干并定居下来。他们修建城堡、教堂，开垦荒地，把从事放牧的伊利里人赶向丘陵、山地。公元9世纪，南斯拉夫人中的塞尔维亚族建立了自己的国家。到公元14世纪，在艾蒂安？杜尚大公的统治下，塞尔维亚王国进入鼎盛时期，其势力范围一度扩大到马其顿和希腊，而科索沃则是王国的中心。当时的地缘政治学认为，统治科索沃就统治了巴尔干，可见科索沃地理位置的重要性。
1389年6月28日，土耳其苏丹穆拉特率领奥斯曼大军，在科索沃的梅尔勒平原同塞尔维亚王子拉萨尔率领的基督教联盟军队进行决战。结果，穆拉特与拉萨尔双双战死，科索沃从此被土耳其人占领，整个巴尔干地区逐渐被奥斯曼化。1453年，康斯坦丁诺布尔被奥斯曼军队攻占，1456年雅典陷落，1459年贝尔格莱德落入土耳其手中，塞尔维亚王国正式灭亡。
土耳其的占领导致巴尔干地区一分为二，南方是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塞尔维亚人、保加利亚人、马其顿人、阿尔巴尼亚人和一部分波斯尼亚人，北方是奥匈帝国统治下的斯洛文尼亚人、克罗地亚人、斯拉渥尼亚人和伏伊伏丁那人。当时奥地利的维也纳是欧洲文化的中心，而土耳其的亚洲专制主义则是愚昧、腐败、混乱和暴戾的同义词。许多塞尔维亚人不堪忍受奥斯曼帝国的奴役，纷纷逃往北方和西方，特别是克罗地亚和伏伊伏丁那，而信仰伊斯兰教的阿尔巴尼亚人则移居科索沃，填补了塞尔维亚人留下的空缺。
到18世纪，科索沃已成为阿尔巴尼亚人占多数的地区。据土耳其1910年人口普查，当时科索沃省的阿尔巴尼亚人已占当地人口的60％以上，其余为塞尔维亚人、土耳其人和保加利亚人。
1912年，巴尔干国家联盟向土耳其宣战，推翻了土耳其的统治，处于奥斯曼帝国奴役下达5个世纪之久的科索沃重新并入塞尔维亚，而它的大部分居民已经是阿尔巴尼亚人了。为了恢复多种族的平衡，1918年建立的南斯拉夫王国没收了土耳其大地主的庄园，将土地优先分给有战功的塞尔维亚士兵，大批在庄园种地的阿尔巴尼亚人和土耳其人一起移居土耳其，这样，定居在这里的阿尔巴尼亚族人急剧减少。到1929年，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族人约50万，占科索沃总人口的39％左右。
墨索里尼埋下的祸根
1941年，南斯拉夫被轴心国瓜分，科索沃被墨索里尼拼凑的“大阿尔巴尼亚”并吞，有近10万塞尔维亚人被迫逃离家园。由于阿尔巴尼亚人和塞尔维亚人根深蒂固的民族矛盾，以致于在法西斯入侵科索沃的时期，占领者并未遭到阿尔巴尼亚人的反抗，相反当地居民对于加入统一的大阿尔巴尼亚感到格外兴奋。当时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