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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他的叙述，很显然，造成他恐惧的原因不是因为内弟的死而悲痛过度，而是该事件将他推到了必须面对自己的死亡这样一个现实面前，害怕死亡，才是他恐惧的根源。我就这样照直对他说了。
他立刻反驳我：“噢，我不怕死！”
这时他妻子打断他：“唉，亲爱的，或许你该跟大夫说说那灵车和殡仪馆。”
于是他继续对我解释他有过对灵车和殡仪馆的恐惧症——当时甚至到了这样的程度，他每天上下班都要多走六个街区，仅仅是为了绕过殡仪馆。此外，无论什么时候有灵车经过，他要么转身，要么躲进门道里，或者干脆躲进商场。
“你真的对死亡很恐惧。”我说。但是他继续否认：“不，不，不，我不怕死。只是那些该死的灵车和殡仪馆叫我心烦！”
从心理动力学角度讲，恐惧症通常起因于一种被称为移位的心理机制。这个人如此害怕死亡，以致于都不能面对自己对死亡的恐惧，最终将它移位到灵车和殡仪馆这两个物体上。
由于我总拿心理病人举例，你或许认为他们比大多数人更胆小、更易感到恐惧，其实不是这样。那些来做心理治疗的人是我们中间最聪明、最勇敢的人。每个人都有问题，但是很多人经常对自己的问题视若无睹，或避而远之，或喝醉了事，或以其他的方式漠视它。只有更聪明、更勇敢的那些人，才敢于走进心理医生的办公室，接受自我检验。要做到这一点，非常不易。
事实上，我们生活在一个胆怯的、否认死亡的文化中。一位心理医生同事曾告诉我，在她生活的小镇上，有一个高中学生死于白血病，另一个学生死于交通事故后，所有三、四年级的学生请求校长开一门选修课，一门关于生与死的课程。一位牧师甚至主动提出筹办这门课，并找到免费来上课的老师，所以这将不会花费校方多少财力和人力。
但是按照学校规定，设置新的课程要得到校董事会批准。结果，这项请求以九比一的表决结果被否决了，理由是这一请求是病态的。随后，约有三、四十个人写信给报纸，抗议校董事会的决定。报纸编辑就这一话题写了一篇社论。各方的呼吁和压力迫使学校董事会重新考虑他们的决定。结果投票时，再一次以九比一的表决结果否决了这门课程。
如我的同事所讲，每个给报纸写信的人，那个发表社论的编辑，那个在董事会里投赞同票的人，所有这些人要么是正在接受治疗，要么是曾经接受过心理治疗。我认为，这不是巧合。如我所说，接受心理治疗的病人非但不比一般人胆小，有时反而更勇敢。
《少有人走的路II》 第一部分
生命可以预期
作者：＇美＇M？斯科特？派克 出版社：吉林文史出版社
在这样一种否认死亡的文化里，死亡被看作是一个“意外”。如同那些没有任何先兆和原因的意外事故，突然间击倒了我们，我们对此没有任何掌控能力。这是一件糟糕的事情，因为我们不可避免地陷入了一种恶性循环：由于我们如此害怕死亡，害怕近距离去面对它，以致我们无法像自己希望的那样鼓起勇气来。
把死亡看作是没有任何先兆和原因的意外，这种文化是完全错误的。实际上，我们大多数人都将选择何时、何地或如何地死。这么说似乎令你震惊，但这是事实。我们多数人——在某种程度上——以某种方式——将会做出这些选择。我不是在说自杀、车祸或其他什么事件；也不是在说把自己喝死为止的酒鬼，或整日吞云吐雾的肺癌患者。我谈的是诸如心脏病和癌症等生理疾病而且有充分的有科学根据支持我的论点。
大约三十年前，当开胸心脏手术第一次进入临床实践时，它比现在可是危险多了。那么哪些病人最适合做这种手术呢？最终做出决定的，不是心脏外科医生，不是心脏病学家，而是心理医生。在一项研究中，心理医生在术前访问了一组病人，并根据他们的回答，把他们按风险程度分成高、中、低三个组。在低风险组里，他们发现这些人在谈到自己的心脏手术时会说：“你知道，安排在星期五了，对此我真的怕的不行了。但是在过去的八年里，我不能够做任何事，我不能去打高尔夫球，我呼吸一直困难，我的医生告诉我，如果我熬过了手术和术后阶段，六周以后我就将像好人一样了，从周五开始后六个星期也能够打高尔夫球了。嗨，那是九月一号，我已经安排好我的高尔夫球时间了，我将在早上八点到那儿，草地上还依然会有露水呢。我已经想好了怎么打每一杆了。”
而在高风险组，一位妇女在谈及她的手术时，她会说：“嗯，关于什么？”心理医生就提醒她说：“你为什么要做手术啊，为什么你需要手术呢？”她会回答：“我的医生告诉我的。”
“手术以后你指望能干什么吗？”
“我没想过这问题。”
“过去八年里你呼吸那么困难，都不能去购物。你不盼望又能去采购吗？”
“噢，天哪，不。这么些年以，我会害怕得不敢开车了。”
如果我没记错得话，通过这项试验后发现，高风险组里40％的病人死去了，低风险组里2％的病人死去了。同样的心脏病，同样的心脏外科医生，同样的心脏手术，然而死亡率差别这么大，而这些，在术前心理医生是能够预料到的。
另一项令人吃惊的研究结果，是由斯坦福大学的心理医生戴维？西格尔指导进行的。他研究了两组患有转移性癌症的妇女。第一组给予标准的药物治疗；第二组也接受标准的药物治疗，但是额外地增加了心理疗法。不出意料，第二组病人焦虑、抑郁和痛苦的抱怨明显少一些。虽然有三个病人最终死去了，但通过这项研究，西格尔意识到，配合以心理疗法的那些病人的存活期，要比其他组的人长两倍。
《少有人走的路II》 第一部分
“奇迹”治疗
作者：＇美＇M？斯科特？派克 出版社：吉林文史出版社
长期以来，医生们都知道，癌症自然消失的病例是罕见的。你一定听说过这样的例子，医生给一个人动手术，他们打开病人的身体，发现体内布满了癌细胞，医生什么也做不了。这种癌症已无法做手术。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再把他缝上，并断定病人顶多能够活六个月。但是五年、十年过去了，那人依然活着，没有癌症的迹象。
你或许会想，医生们肯定会对这样稀有的病例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会很仔细地进行研究和调查，但他们没有。长期以来，医生们都坚持认为这样的事情是不可能的，仅仅是在最近十五年里，才有人对此着手进行研究。现在要想得出结论仍然太早，在统计学上没有什么意义。不过，这是从科学的标准来要求，但是有一些迹象还是应引起关注，即在所有这些罕见的病例中存在的某种相似性，其中之一就是，这些病人都有一种强烈的要改变自己生活的倾向。一旦他们被告知还剩下一年时间，他们就会对自己说：“如果我想在来日无多的日子里仍然为IBM公司工作，那真是该死。我想做的只是整修家具，那是我一直以来都想做的事情。”或者是：“如果我仅仅有一年可活了，而我还想同我那个自命不凡的老丈夫度过这一段时光，那才是岂有此理？！”所以，在他们做出决定要改变自己的生活之后，他们的癌症消失了。
这一现象激起了加利福尼亚大学一些研究人员的极大兴趣，他们决定做进一步的研究，确定心理治疗是否真能改变一个人的生活态度。首先，他们需要找到自愿接受试验的病人。典型的做法是，心理医生走到一个被诊断患晚期癌症、不能再施行手术治疗的病人面前对他说：“我们有理由相信，如果你愿意参与心理治疗，正视你的生命，做出一些重要的改变，你就可能延长你的生命。”
一开始，病人可能会大喜过望：“噢，医生，医生，你是第一个带给我希望的人！”
于是心理医生说：“有一组跟你一样的病人明早10点将和我们在四号房间会面，你愿意一起来谈谈吗？”
“是的，医生，我会去的。”
但是第二天早上10点，那病人没有出现。于是心理医生问那病人是怎么回事，病人说：“对不起，我有点儿搞忘了。”
“那你还有兴趣吗？”
“噢，是的，医生。”
“明天下午3点，在四号房间我们还有另一次会面，你那时有空吗？”
“噢，是的，我会去的。”
可那病人再一次爽约了。于是心理医生又试了一次，最后只能说：“或许你不那么真的喜欢心理疗法这样一个建议。”
病人最终承认：“你知道，医生，我一直在想这事，我像一条太老的狗儿不能再学新花样了。”
责备是没有必要的。我们是变成了老狗，有时太疲倦以致不能学习新花样了。对此，医生也是有责任的。我遇到过一些受过良好教育的医生，他们也相信疾病只有一个原因——不是心理的就是生理的。他们无法想象疾病就像一棵大树的树干，能够同时有两个甚至更多的树根。
事实上，差不多所有的疾病都是心理的－心灵－社会－生理的综合因素的结果。当然也有例外，例如，先天性疾病或大脑瘫痪。但是即使在这样的病例里，活下去的“意愿”也能够有效地延长生命，提高生命的质量。
事实却总是相反，也很不幸。当我在日本冲绳的时候，被叫去治疗一个19岁的女孩，一个剧烈呕吐的孕妇——孕期过度呕吐。我了解到她在东海岸长大，对母亲有一种病态的依恋。17岁时被送到西海岸同叔叔生活在一起，从那时起她就开始呕吐了，而那时她并没有怀孕。她呕吐得如此厉害，以致不得不把她送回到东海岸，回去后她生活得快乐而健康，直到她同一个士兵怀了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