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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推知，只有四种有可能增加就业的方法：
（1）改进组织结构或者增强预见性，从而减少“摩擦”失业；
（2）降低以实际货币工资表示的劳动边际负效用，将会有更多的劳动者可供雇用，从而减少“自愿”失业；
（3）提高工资品行业劳动者的边际实物生产率（用庇古教授的简单术语来说，工资品是指其自身价格可以决定货币工资效用的物品）；
（4）提高非工资品对工资品的相对价格，同时，非工资收入者把他在工资品上的支出转移到非工资品上去。
据我所知，以上就是庇古教授的《失业论》的实质内容，也是现在仅存的古典学派关于就业理论的详尽论述。二
考虑这样的事实：现行就业人口总是低于愿意接受现行工资水平的人，那么，古典学派的两种失业类型，真的概括了全部失业现象？因为，一般都承认，按照现行货币工资水平，只要对劳动力有需求，就一定会有更多的劳动者就业。古典学派认为，他们的第二个假定前提与这种现象并不矛盾，他们认为，尽管在所有愿意在现行货币工资水平下工作的人全部就业前，对劳动力的需求就已经饱和了，但这要归因于劳动者之间公开或默认的协议，这个协议就是不为低于现行工资水平而工作，而且只要全体劳动者同意降低货币工资水平，就业量就会扩大。如果事实果真如此，那么，尽管这种失业表面上是非自愿的，但实际上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非自愿失业，而应把它纳入上述由于集体工资谈判等原因而造成的“自愿”失业。
这个现象引出了两点值得考察的地方，第一点涉及到劳动者分别对待实际工资和货币工资的真实态度，这在理论上并不具有重大意义，但第二点却是至关重要的。
我们暂且假定，在较低的货币工资水平下劳动者不愿意就业，并且，降低现行货币工资水平，一部分已经就业的劳动者就会通过罢工或其他方式退出劳动市场。是否可以由此推论出，现行实际货币工资水平就准确地度量了劳动者的边际负效用呢？不一定。因为，事实可能是这样的，在一定范围内，劳动者要求的不是一个最低限度的实际工资，而是一个最低限度的货币工资。古典学派一直暗含着这样的假设，即这种现象不会对它们的理论产生实质性的改变。但事实并不是这样的。因为如果实际工资不是劳动力供给函数的唯一变量的话，那么古典学派的观点将彻底瓦解，并遗留下实际就业量将十分难以确定的问题。古典学派似乎没有认识到，只有在劳动供给仅是实际工资的函数的情况下，他们的劳动供给曲线才会紧随价格的每一次变化而改变。因此，他们的方法是与他们十分特殊的假设条件联系在一起的，因而不能在更为一般的情况下运用。
常识也明确地告诉我们，劳动者要求得到（在一定限度内）的不是实际工资而是货币工资，这是一种普遍现象。尽管劳动者一般都会抵制削减货币工资，但工资品价格的每次上升并没有导致他们因此而退出劳动力市场。有时候可能认为，劳动者不抵制降低实际工资而抵制降低货币工资的现象，是不符合逻辑的。但根据本章第三节所陈述的理由，这可能不会像刚看起来那样不合理。而且，无论逻辑上是否成立，经验事实证明，劳动者就是这样做的。
另外，失业是经济萧条的特征，但如果认为这种失业是由于劳动者不接受削减货币工资而造成的，这种观点显然是没有事实依据的。如果认为美国1932年失业问题的原因，不是劳动者固执地抵制削减货币工资，就是他们坚持要求的实际工资高于经济机构的生产率所能负担的水平，那么这种说法是难以让人接受的。事实证明，在劳动者的最低真实需求或劳动生产率没有显著变化时，就业量却出现过巨大的波动。劳动者在萧条时期不会比繁荣时期更蛮横——远远不是；他们的物质生产率也不会更低。这些经验中得来的事实，构成了怀疑古典学派的分析是否适当的充分理由。
看看货币工资变动与实际工资变动之间实际关系的统计调查结果，是颇有趣味的。在考察某一具体行业的具体变化时，我们也许会期望实际工资与货币工资的变化方向一致。但在考察整体工资水平的变化时，我认为我们将会发现，实际工资同名义工资远不是按照同一方向变动，而通常几乎是按照相反方向变动。即在货币工资上升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实际工资却下降了；而在货币工资下降的时候，实际工资却上升了。因为，在短期内，下降的货币工资和上升的实际工资分别基于独立的原因，与就业量的下降发生联系，在就业量下降的情况下，劳动者更容易接受削减工资，同时，由于产量的下降，劳动者在既定数量资本设备下的边际生产力将会上升，而实际工资也不可避免地会增加。
现行的实际工资水平如果确实已经到了最低限度，在工资水平低于这一限度的情况下，被雇用的劳动者无论怎样也不会超过现行的就业量。那么，只有摩擦失业，而不存在自愿失业。但实际情况并不如此。因为，在现行工资水平不变的情况下，如果工资品价格上升，从而实际工资降低，那么通常情况下，还能雇用到多于现存就业量的劳动者。如果果真如此，那么，与现行货币工资相等价的工资品就不能准确地表示劳动的边际负效用，于是，第二个假定前提就是不成立的。
但是，还存在一个更有基础性的非议。第二个假定前提源自于这样一个观念：劳动者和雇主就工资所进行的谈判决定了劳动者的实际工资。尽管古典学派承认双方实际协议的内容是货币工资，甚至也承认劳动者所能接受的实际工资与当时相应的货币工资并不完全相关，然而，实际工资的水平还是被认为决定于协议所确定的货币工资。所以，古典学派的理论假设，对于劳动者来说，削减货币工资，他们的实际工资也总是会下降。实际工资趋向于与劳动的边际负效用相等的假定，显然是认为：劳动者自身处于这样一个位置，他能够决定自己所从事工作的实际工资，尽管他不能决定这一工资水平下的就业量。
简单来说，传统理论强调：雇主与劳动者之间的工资协议决定了实际工资水平。所以，如果雇主之间存在互相竞争，劳动者之间又没有社团组织的限制，那么，如果劳动者愿意，就可以使劳动者的实际工资与这一工资水平下雇主愿意雇用工人数量的边际负效用相等。如果情况不是这样，那就不可能有任何理由希望实际工资与劳动的边际负效用趋向于相等。
必须记住，古典学派的结论是打算被运用于劳动者整体的，而不是仅指单个劳动者可以通过接受被其他劳动者拒绝的、较低的货币工资而就业。他们的结论是基于这样一个理念：在封闭社会中，货币工资的一般水平下降时，实际工资至少在短期内将会随之有不同程度的下降。这个结论还被认为适用于开放社会。
现在我们知道，雇主与劳动者之间的工资协议决定了实际工资水平的假定，并不具有不证自明的正确性。但几乎没有人试图检验或驳倒这一观点，因为这一说法与古典理论的一般论调远不一致。
由上文可知，关于古典理论的第二个假定前提，存在两个非议之处。第一个非议与劳动者的行为有关。货币工资不变时，因物价上涨而导致的实际工资的下降，一般不会使现行工资水平下的劳动供给量低于上涨前的实际就业量。如果假设劳动供给量确实会下降到那样的程度，那就相当于认为所有愿意接受现行工资水平而未能找到工作的人们，只要生活费用稍微提高就不再愿意工作了。
关于另一个更基本的非议，我们将在本书以下各章中逐渐展开，它源自于我们所怀疑的实际工资一般水平直接决定于工资协议的假定。因为，对于劳动者整体来说，可能没有任何方法使相当于货币工资一般水平的工资品与现行就业量的边际负效用相等。也可能没有别的方法，使劳动者整体能够通过修改与雇主们就货币工资达成的协议，而将实际工资水平降低到某一给定值。我们将努力证明：实际工资一般水平首先是由某些其他因素决定的。本书的主题之一就是阐明这个问题。我们还将辨明，我们对于置身于其中的经济体制怎样运转还有基本的误解。三
货币工资谈判所影响的不是每个就业者的平均实际工资，而主要是实际工资总额在不同劳动者群体之间的分配。实际工资的一般水平则由经济体制中的其他力量决定。
幸运的是，劳动者们倒是比古典学派的经济学家更具理性的经济学者，尽管是无意识地做到的。就抵制削减货币工资而言，即使现行货币工资的实际商品购买力高于现行就业量的边际负效用，他们也会抵制削减货币工资，尽管这种货币工资的削减很少或从未涉及全体劳动者；相反，他们不会抵制实际工资的减少，而实际工资的减少是与总就业量增加相联系的，尽管此时货币工资仍保持不变，除非减少的数量大到可能使实际工资低于现行就业量的边际负效用。这时，不论对货币工资的削减数量多么小，每个工会都将会采取一些抵制措施。但是，既然没有一个工会想着为生活费的每一次上涨都罢工，因而工会并非像古典学派所说的那样对就业量的任何提高都增加阻碍。四
尽管古典学派不承认第三类失业存在的可能性，我把这类失业称为严格意义上的“非自愿”失业。
为了论述的方便，我们所定义的“非自愿”失业不包括“摩擦”失业。我对“非自愿”失业定义是：当工资品的价格相对于货币工资有轻微上升时，如果愿意在现行货币工资水平下工作的劳动供给总量和在此工资水平下的劳动需求总量都大于现行就业量，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