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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有些情况下,中国的家族企业在与其竞争对手展开竞争的过程中,也可能采取一些类似黑手党的行为,但中国的顾客仍然能受到有帮助的尊重。两个国家都有他们自己展开竞争的方式。
货币问题
普天之下,莫非王臣
——中国的一句古谚语
货币供应太重要了,不能将其委托于政府。
——米尔顿·弗里德曼
东西方大约在同一时期发明了货币,但他们对货币的利用却大不相同。在中国,传统上都是由政府提供货币,以便于征收赋税;在西方,从根本上说,政府提供货币是为了推动商业交易。两种文化中,银行在创造货币供给方面都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两者的相似性几乎仅仅如此。
西方国家的银行作为一个独立的、赢利性企业运作;它们帮助创造货币供给,这是个人借贷的副产品。许多年前,西方银行以借款者个人的性格为基础提供借款,但这种做法没有流行开来。现在,银行都是根据信誉——而不是个人的值得信任的品质——提供借款。他们提供借款的基础是收回借款并获得一定盈利的风险加权的可能性。他们以财务报表为依据提供借款,当借款风险看上去相当大的时候,他们根本不会提供任何借款。这样,不同的机构就发挥出一定的作用,如牛仔们创建的风险资本公司。一切都与对风险-收益的权衡评估相关。
中国所有的银行都属于政府,他们吸收和借出货币都出于社会性目的。通常并不开展与盈利相关的基于风险-收益计算的活动,至少在近几年之前都是如此。并且,直到最近,中国才出现了公开的从事冒险业务的金融机构,与风险资本相关的业务刚刚起步发展。我之所以知道这一点,因为我参与了其创始期的活动。
如果中国的一家企业陷入困境,政府的银行就感到有义务为他提供更多的资金,以确保工作单位和整个社会的和谐。当然,如果美国的一家企业陷入困境,结果就是公司可能丧失借款能力,并且其股东也会抛售手中的股票。在近几年之前,几乎没有一家中国企业出现破产,而西方的许多企业则走向破产倒闭。
第九章 哲学:东方与西方是如何看待企业的(2)
即使在今天,中国的企业家从银行取得借款所依靠的,并不是有吸引力的投资机会,而是其来自某个享有盛誉的家族的身份。“祖父似的”银行家可能就会从“财库”中取出一部分钱分给企业家。借款的基础仍然并不是企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获得利润的潜力:货币的时间价值并不存在。相反,金钱所具有的社会和谐价值决定了谁将能够获得它。获得金钱者可能会将其部分用于某些在牛仔们看来是非法的用途上。然而,对中国的企业家来说,这些用途则可以巩固更广泛的社会和谐领域中的关系。某些在西方国家中被看作犯罪的事情到了东方则具有了相当的合法性。
非营利性部门
当然,中国也有一些大型的商业化企业,同时也存在数以百万的小型的、以家庭为核心的企业。国家拥有所有的大型垄断企业,这些企业没有直接的竞争对手。过去皇帝拥有一切,现在,是国家拥有一切。
从某些角度看,中国的大型企业有点像美国的非营利性部门。对这两者而言,都不存在损益表的问题。投资与营运资金根据预算进行分配,而不是以其盈利能力为依据进行分配。中国的国家所有的银行所发挥的作用有点像美国的United
Way
慈善组织——尽管严格说来,他们并不提供捐款。但他们的确是根据社会性方面的优先顺序进行资金分配,而不是按照商业顺序进行分配。亏损的大企业可以并且能够持续存活许多年,而那些规模更小的私有企业则可能因为缺少资金而苦苦挣扎:破产所带来的社会后果是令人难以接受的。尽管西方人认为这种做法让人不可思议,中国人则认为这很正常。毕竟,以皇帝为核心的垄断已经具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
United
Way丑闻使引起了许多美国人的愤怒:管理层建立起个人控制的帝国,大肆挥霍钱财,对那些为贫困者和身有残疾者提供捐款的人们毫不负责。在中国的国有垄断型企业中,也存在着同样的行为,但那里的人们却容忍了这一现象的存在。当西方的媒体记者对这些行为感到义愤填膺的时候,中国人则将他们的矛头指向了西方社会中——尤其是美国——“令人难以容忍的”管理层的工资及其得到的分红。中国人的工资水平仍然很低,并且决定工资水平的是社会地位,而不是个人的绩效表现。在中国人眼里,美国的管理者就是贪婪的化身。
双方的差异分类
我们各自企业的差异主要可以分为三类:(1)对企业收益的展望;(2)企业之间的关系;(3)企业的行为规则。牛仔们眼中正常、健康的盈利,往往被龙看作是贪婪的象征。牛仔强调把个人和企业竞争作为充分发挥每个人潜能的手段;龙则强调个人与个人之间以及工作单位之间的合作,以突显平等与社会和谐。牛仔喜欢在游戏开始之前就明确地制定游戏规则,并且要求所有的参与者都要身体力行,同时西方的法律制度也可以满足这种要求。龙仍然对非人情化的法律心存疑虑,更为看重人际关系的作用:制定法律的统治者是不停变化的,而关系则是永远存在的。接下来的几章中,我们将进一步详细讨论上述三个方面的差异。
牛仔的资本主义
在掠夺性行为中,处处可见与性有关的比喻。
在筹集资本过程中,绩效要比个人所具有的特点更为重要。
对风险的计算与权衡决定了能否取得资本。
竞争是个人的事情、直接的。
商业活动在方向上通常是直线的。
对市场的分析往往是非人性化的,并且通常都是通过间接的方式接触到“顾客”。
龙的社会主义
在寻求帮助的行为中,处处可见与家庭有关的比喻。
你认识谁事实上要比你知道什么重要的多。
社会收益的计算与权衡决定了谁将能够从“财库”中获得钱。
竞争是间接的、不受个人影响的。
商业活动是循环的。
从来不存在西方意义上的市场“分析”,商人通常都是直接向他们的“顾客”销售产品。
建议
1、
要避免所有与性有关的比喻!中国人不会在公开场合提到任何有关性的话题,也不会使用与性有关的暗语。任何美国人如果想尝试着玩一下有关性的幽默,必将会大大激怒中国人。
2、
避免使用美国式的营销语言,除非你的中国合作伙伴首先提到它。尤其要注意避免谈到顾客,避免提出对顾客进行详细的市场研究的要求。中国人几乎不可能提供这样的信息。然而,如果有礼貌地提出下述问题,则是完全可以接受的:“我们可能会赢得多少顾客?”
3、 要接受这一现实:中国人几乎总是采用首先与“顾客”建立起一种潜在的关系的方式间接地接触顾客。
4、 要有“财库”的观念。中国人对于筹集资金有着完全不同的态度与看法,你有必要对此采取合作的而非反对的态度。
5、 仔细思考一下下述案例——Transwitch公司。其中蕴涵了许多说明如何成功地使东西方人的商业模式结合起来的道理。
TRANSWITCH公司
发展中的“IC”战略与文化
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哈罗德·詹尼(Harold
Geneen)已经将ITT公司经营成世界上最大的集团企业。詹尼退休后,他的继承者对公司战略实施了重大变革,解散了国际性的大型集团企业,专注于部分核心业务,并将其最初的业务线——电信产品——进行拍卖。
第九章 哲学:东方与西方是如何看待企业的(3)
即将到来的销售活动使得斯图·弗拉辰(Stu Flaschen)——ITT公司的CTO(首席技术主管)兼公司高技术中心(Advanced Technology
Center)的领导(高技术中心是ITT公司所属的与贝尔实验室具有相同意义的部门)——倍感担忧。他担心那些技术熟练的研发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中可能出现严重的失业现象。“查理斯,我的确是为这些科研人员感到担心。我希望你能够为那些经过精心挑选出来的人做一次有关企业家的演讲。但你的演讲中切不可透露有关有些人可能会失去工作的信息。”我们同意做一场有关如何拓展高技术研发项目的市场前景的报告——事实上,创业的资金都来源于内部。那些作为精英分子参与这次活动的人应该能够体会到这场报告潜在的目的。
1984年夏,我们连续几个周末在位于马塞诸塞州的波尔顿的国际高尔夫俱乐部里会面。经过两次商谈,一位工程项目主管圣达奴·达斯(Santanu
Das)博士找到我,说道“查理斯,我很感兴趣”;他带着话语里带着印度口音。他的经历如下:
1969年,达斯博士身无分文地来到美国。进入位于密苏里州的圣·路易斯的华盛顿大学求学,事实上他的口袋里只有20美元。后来,他一直在拮据的经济条件下苦苦挣扎,相继完成了研究生学业,随后结婚并进入ITT公司工作。当我见到他的时候,他已经不再是单纯的工程技术人员了,并且已经沿着管理层级上升了几个层次。当1986年正式创立Alcatel公司的时候,,一天我接到了圣达奴的来信:“查理斯,现在我已经做好准备了。”
我向他解释到,你不可能仅仅从一个创业者开始。你首先必须做好两件事情:(1)一个管理团队和(2)进入企业家这个圈子。达斯博士有必要首先在一家小公司里工作一两年,这是一个更好的开始。凭借我们已经建立起来的关系网,他在华盛顿的一家光谱数据公司(Spectrum
Dig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