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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mans grabbed an empire where the Chinese grew one。
然而，在某种程度上，罗马与中国很相似。对皇权的继承通常说来比较有秩序。创新发明同样也很多——尽管或许没有中国的发明那么轰动。整个社会也是采用等级制，要服从尊重并服从权威统治：the
family gathering around the homestead’s sacred hearth to honor the father of the
house； seen in China as a microcosm of the grander order of the
empire。但罗马帝国本身包含着一些走向自我毁灭的因素，而中国则成功地克服了诸多的威胁，发展了起来。
罗马人还是给西方人留下了某些使得甚至当今的中国人仍然感到困惑的东西：罗马的法律。在西方，法律的重要性超过了一切，这一点要归功于罗马。在中国，法律也存在，但对法律的解释权仍然属于统治者。
文明的三个支柱——东方与西方
至此，我已经将东西方的发展历程追溯到了2000多年以前，这足以进一步分析两种文明所具有的不同的根基是如何形成的。事实上，任何一种文明都有三个核心支柱：哲学、宗教与科学/物质文化。然而，西方文明的支柱与东方文明的支柱截然不同。在哲学方面，体现在“我”与“我们”之间的差异；在宗教领域，体现在“一神”与“多神”甚至是根本没有神的差异！在西方，“我”与“一神”相关；在东方，人们与已经去世的祖先、神乃至自然相关。或者说他们与外部世界——绝对现实自身，即“道”——相关。在科学与物质文化领域，西方人问“为什么”——寻求每一结果的实体原因；东方人问“是什么”——来自于经验观察的现实。牛仔们生活的现代世界的三个强有力的支柱是传统的希腊文明，龙生活的世界的支柱则是发根于土壤之中的大树的三个树干。
商业传统——东方与西方
经济传统是第三个支柱的一部分，并且东方与西方传统也存在显著的差别——自西方文艺复兴开始以来，这方面的差异尤为突出。设想一下，你对于15世纪早期的情形有着全面的了解（you
have an all…seeing view of the early 15th
century）。在中国，你可能看到皇帝通过颁布正式的法律法令禁止中国人开展国际贸易，谴责那种承载着大量越洋垃圾的船艇腐烂在码头的现象。皇帝认为国际贸易可以会威胁到其帝国内部的和谐，因为国际贸易对其权威造成了外部威胁，并且使得那些处于社会底层的、不劳而获的商人有了权力。一切都必须以中国人的资本为核心。
就各个地区而言，正如我们曾经多次提到过的，中国商人在其邻居面前的地位都是相当低的，要必恭必敬地争取一些交易的机会。如果某个商人足够幸运的话，他的这种必恭必敬可能会为其长子换取到文职人员的职位，以此为家里赢得更多的财富。学者拥有统治权。儿子踩着父亲的肩膀向上发展。
同时，在威尼斯共同国，富裕的商人家庭可能会与来自法国的商人就一轮船高质量的威尼斯布料而进行大宗交易。法国商人可能会用他在意大利的卢卡（Luca）的一家银行机构的支票支付布料款。记帐时将采用复试记帐，以避免商人开户行的员工出现欺诈性行为。富裕的维纳斯商人在其所在城市中那些从事优质威尼斯服装生产与交易的人群中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他的儿子别无所求，只希望能够继承其家业。
简单地说，西方的社会等级次序与东方的社会等级次序似乎是恰恰相反。在中国，最受到重视的就是学者，然后是抵住、农民和工匠；处于社会最底层的是商人，然后是士兵和不法之徒。在处于最低层的这两类人中，后一种经常干些小偷小摸的事情，the
former did a lot of bowing。
在西方，随着罗马帝国的衰落，军人和拥有土地的贵族们——包括教士——站到了社会等级金字塔的等短。接下来是商人和学者，然后是工匠，处于最下层的是农民。有些西方人认为盗贼总是处于社会顶层。
这种颠倒过来的社会等级秩序对于后来的历史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因为中国强调学者可以作为统治者，在其帝国内运用和谐的工作进行统治，相对说来，中国变得比较内向，应有地抗击后来出现的入侵者。通过压制外贸活动，中国统治者使得商人阶层永远都处于低人一等的地位。相反，在西方世界，军人的卓越地位最终孕育了一个肮脏的、充满战乱的封建时代。从事商业贸易的西方人则成为西方商业和工业革命的直接引导者，这反过来又推动了现代西方经济的发展。中国则错失了这些革命机会。
第五章 传统（4）
如何在商业领域取得成功
如果你生活在500年以前，要写一本题目为《如何通过真正的驱力取得商业领域的成功（How to Succeed in Business by Really
Trying
Hard）》的书，你会写到哪些内容呢？如果你生活在中国，你的书中将涉及到有关政府方面的事务以及如何左右统治者使他们为你的目标的实现提供帮助。如果你生活在西方，你书中的内容则会重点讨论如何在极其不确定的环境中从事商业活动以及如何利用最新技术获取赢利。在西方，你所拥有的最大资产逐渐成为你所拥有的人——这些人越聪明越好。在中国，所有最聪明的人都在政府部门工作，向你征收赋税。
一切皆未发生变化——一个商学院的成功故事
最近，我亲自了解到这一现象——在商业领域和政府里，从来就没有发生过任何变化。2001年秋，我在北京的清华大学为该校的eMBA班的同学做报告。清华大学是中国一流的工程技术类高校，相当于美国的MIT。在我开始讲有关“跨文化与跨语言商业技巧”的有关问题之前，我收集了一些有关该校管理学院的背景信息。似乎这个学院的名气直接来自于那些成功的毕业生及其前任院长——朱鎔基——的领导才能。朱先生从1984年开始担任该学院院长，直到最近成为中国的总理。在中国，学者仍然处于领导者阶层。
朱先生亲自将清华大学定位与北京大学的光华管理学院的主要竞争对手。（光华管理学院就相当于哈佛大学商学院，北京大学就是中国的哈佛——由此你可以看到所存在的激烈的竞争。）在某种程度上，他的这种做法体现了他有关哪些人可以吸收进他的MBA计划中来的哲学：只有那些有可能成为对中国有利的未来最杰出的商人的人才可以成为其MBA计划的一部分——这是一种相当中国式的思维方式。当然，美国最好的商学院招收那些最为优秀的个人。这里又出现了“合作群体与个人”的问题。
按照朱先生的哲学观点，他最器重哪些人呢？那些年龄在30多岁、已经在中国政府部门有一定的工作经历，并且已经或者即将开始他们的商业活动生涯。为什么呢？因为中国的社会－政治制度比较独特，实行一党执政并且只有一种占据主导地位的规范商业行为方式。因此，在中国，要在商业领域内取得成功，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要了解政府系统是如何运作的，尤其是那些直接实施各种规章制度的地方性政府的运作机制。（在东欧也存在大致相似的情形）。在中国，古老的儒家市民服务传统仍然存在——那些最精明、最不留情面的人进入了政府部门。今天，对从事商业活动来说，所能经历的最好的培训就是某种政府职位！
为什么朱先生以前教过的学生都相当成功呢？清华大学培养出来的中央政府官员要比其他任何教育机构都多。这里的毕业生占据着中国中央政府300个最高职位（副部级以上）中的60多个。与这些官员之间所具有的校友关系，使得清华大学的MBA学生们大为受益。这种现象再一次确证了那句古老的谚语——不是你知道什么，而是你认识谁。
凭直觉而言，牛仔们对于这种看上去似乎乱伦的关系的反映是很消极的。但在美国也存在一个与此相当相似的机构，即所谓的“旋转门（revolving
door）”，主要存在于“military…industrial
plex”以及其他受政府管理的行业中。在旋转门制度下，那些最为优秀的商业领导人不仅仅是被吸收进政府部门，而且被吸收进政府的管制实体中——这些管制实体试图控制的恰恰就是他们在其中工作的企业！政府的成功取决于要了解企业是如何运作的：以贼擒贼。赢得了政府抚恤金以后，这些商业界的领袖们就利用他们的关系而被吸纳进那些与此相似的受政府管制的企业中去，进一步为他们提供帮助。乱伦是最好的。
在中国，这种门通常只是向着一个方向敞开；而在美国，这扇门在不停地旋转。不管在哪个国家，使一切真正运转起来的都是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或者说是关系。传统中所积淀的人类本性总是能战胜当时流行一时的潮流。
具有分歧的传统
东方代表着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形成的稳定性：
和谐就是一切。由神和人类所组成的整个宇宙都处于一种和谐的状态。万物都是彼此联系的，and peace and abundance can only e
about through it。
保持人类和谐需要那些经受过训练的学者兼管理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