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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东翁这句话,我可以放心放手了。今天我借花献佛,先告个罪,将来要请东翁恕我专擅之罪。”
说着他举杯相敬,王有龄欣然接受,宾主如鱼得水,在座的人亦都觉得很愉快。轰然祝饮,闹过一阵,重拾中断的话题。
“现在要谈有事不可怕事。”吴委员提高了声音说道,“索性也请老夫子举例以明之。”
秦寿门略略沉吟了一下说“有事不可怕事者,是要沉得住气,气稳则心定,心定则神闲,死棋肚里才会出仙着。大致古今律法,不论如何细密,总有漏洞,事理也是一样,有时道理不通,大家习焉不察,也就过去了,而看来不可思议之事,细想一想竟是道理极通,无可驳诘。所以只要心定神闲,想得广、想得透,蹈瑕乘隙,避重就轻,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亦并不难。
刚才提到‘ 钉封文书’,我就说个钉封文书的妙事。在座各位,“他看着王有龄问道,”想来东翁一定见过这玩意?“
“见过。”王有龄答道,“原来钉封文书,用意在示机密,亦不光是州县处决犯人非受领钉封文书不可,访拿要犯也用钉封文书。久而久之,成为具文,封套上钉个‘瓣’,用细麻绳一拴,人人可以拆开来看,最机密变成最不机密,真正是始料所不及!”
“一点都不错。这件妙事,毛病就出在‘人人可以拆开来看’上面。钉封文书按驿站走,每经一县,都要加盖大印。公事过手,遇着好事的县大爷,就拆开来看一看依旧封好。有这么一位县太爷,鸦片大瘾,每天晚上在签押房里,躺在烟铺上看公事。这天也是拆了一封钉封文书看,迷迷糊糊,把那通文书在烟灯上饶掉了,”
这一下,那县太爷才惊醒过来,烧掉了钉封文书,是件不得了的事!急忙移樽就教,到刑名师爷那里求援。
“封套在不在?”那刑名师爷问。
“封套还在。”
“那不要紧!请东翁交了给我。顺便带大印来。”
县太爷照办不误,等封套取到,那刑名师爷取张白纸折好,往里一塞,拴好麻绳,盖上大印,交了回去。
“交驿递发下一站!”
“老夫子,”县太爷迟疑地问道:“这行吗?下一站发觉了怎么办?”
“东家,请你自己去想。”那刑名师爷说,“换了你是下一县,打开来一看,里头是张白纸,请问你怎么办?”
秦寿门把那个故事讲到此处,不需再往下说,在座的人应都明白,显然的,有人发现了是张白纸,也不敢声张,更不敢多事退回去。因为倘或如此,便先犯了窃视机密文书的过失,这与那学政的“位列前班,理无后顾”八字,有异曲同功之妙。
“刑名虽是‘法家’,也要多读老庄之书,才能有些妙悟。”王有龄感叹着说,“人不能有所蔽,有所蔽则能见秋毫,不见舆薪。世上明明有许多极浅显的道理,偏偏有人看不破,这是哪里说起?”
这番议论一发,便把话题引了开去。闲谈到夕阳衔山,方始散席,依旧荡桨回城。第二请钱谷师爷杨用之,在西湖里的一条画舫上设席,陪客依旧是胡雪岩和周、吴两委员。
由于阜康钱庄创设以后,预计是要用湖州府和乌程县解省的公款,作为资本,这与钱谷师爷有密切的关系,因此胡雪岩对杨用之,特别笼络。杨用之赋性忠厚老实,是最容易对付的人,以胡雪岩的手腕,把他摆布得服服帖帖,颇有相见恨晚之感。
其实胡雪岩的手腕也很简单,凡是忠厚老实的人,都喜欢别人向他请教,而他自己亦往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胡雪岩会说话,更会听话,不管那人是如何地语言无味,他能一本正经,两眼注视,仿佛听得极感兴味似地,同时,他也真的是在听,紧要关头补充一两语。引申一两义,使得滔滔不绝者,有莫逆于心之快,自然觉得投机而成至交。
杨用之的本事不怎么好,但以他的性格随和,所以交游甚广,加以遇着胡雪岩,不知不觉地提起了谈兴,讲了许多时人的轶闻,最后谈到湖州府的人物,他提起一个人叫钱江,问王有龄认不认识?
“我听说过他,是湖州府长兴县人,曾跟我们福建的林文忠公,一起遣戍伊犁,由此出名。听说他是个奇士。想来林文忠公所赏识的人物,总不会错的。”王有龄问道:“怎么老夫子忽然提到这个人,莫非有他的新闻?”
“也好说是新闻。不过这条新闻,与各州县利害关系甚大,还不知道朝廷的主张如何?”
“喔,要请教。”
“这要从一位达官谈起,雷以諴其人,东翁总知道?”
“知道。”王有龄说,“此公湖北人,以左副御史会同河道总督巡视黄河口岸。前些日子看邸抄,说他自请讨贼,现在募了一万人,驻军江北高邮,扼守扬州东南,很打了几场胜仗。”
“是的,钱江就在他幕府里。”杨用之说,“有兵无饷,仗是打不下去的,朝廷的宗旨,反正只要你能募兵筹饷,自己去想办法,无不赞成的。听说钱江现在为雷军划一策,在水陆要冲,设局设卡,凡行商经过,看他所带货物,估价抽税,大致千取其一,称为‘厘捐’,除了行商,当地店铺亦照此抽税。收入颇为可观,听说各省都有仿照的意思。只是此法病商,朝廷或者不许。”
杨用之所谈的新闻,以及认为在创议中的“厘捐”会“病商”的见解,恰好给了王有龄一个机会,聘用刑、钱两幕友,他跟胡雪岩曾仔细谈过,刑名是外行,非倚托秦寿门不可,所以先要考一考他的本事。钱谷则王有龄自
己就很精通,但幕友的传统,向来独立办事,不喜东家干涉,平和的还表面上有所敷衍,专断的根本就置之不理,所以胡雪岩设计,由他自己用感情来笼络杨用之,而王有龄则要拿点本事给他看看,这样双管齐下,让杨用之怀德畏威,把他收服,才能指挥如意。所以王有龄听了他的话,觉得不妨趁些机会,展示所学。
“ ‘病商’恐未必!”他一开口就是辩驳语气,“本朝的赋税制度,异于前代,一遇用兵之时,必须另筹军费,以我看,开办‘厘捐’,比较起来,还不失为利多害少的好办法。”
这笼统一句话,是做文章的一个“帽子”,王有龄既有炫耀之意,便得从头讲起。自古以来,国家岁收的主要项目,就是地了与钱粮,明朗未年不断“加派”,搞得民不聊生,庄稼人苦得要死,到最后只好弃地而逃,此为“流寇”猖獗,终以亡明的一大关键。
清兵入关,到圣祖平定三藩之乱,始得奠定国基。鉴于前朝之失,颁发“永不加赋”的诏令,此为清朝的一大仁政,亦为满族得以长主中原的一大凭借。后世诸帝,对圣祖的这个诏谕,信守不坠。此外国家岁收,还有关税、盐课两项,但地丁占岁收总额的三分之二,既有永不加赋的限制,则岁收就有了定额。风调雨顺、刀兵不起的太平岁月,固然可以支应,但一遇用兵,额外的军费负担,即无着落,倘或水旱年荒,一面要减免丁漕,一面要办赈济,收入减少,支出增加,又如何应付?再如刀兵水旱一齐来,火上加油,两面发烧,更是件不得了的事。
“这有两个办法弥补,一靠平时蓄积。”王有龄从容议论:“虽然天子富有四海,国家收入与宫廷收入,还是有区分的。这个制度从汉朝就很完备了,‘大司农’掌国家度支,‘少府’管天子的私财。私财有余,国币不足,国家必乱。宋太祖平服十国,所得金银珍宝虽输于内府,但另行封存,称为‘封桩银’。他的打算是积到相当数目,要把‘燕云十六州’买回来。可惜徽宗不肖,以内府所积,用来起‘民岳’,才有金兵入寇之事。前明更不必说,户部穷得要命,宫内蓄积如山,到最后,白白便宜了‘流寇’。本朝就不同了,蓄只于国库而非内务府。”
接着王有龄便举了几个户部存银的数目,康熙四十八年到过五千万两,最后剩下八百万两,但雍正十三年的极力整顿,到乾隆即位时,库存到了前所未有的六千万两的巨数,以后乾隆四十六年,到过七千万两。但嘉庆以后就不行了,到道光朝更是每况愈下。
“先帝崩逝当时,户部存银八百万两,这三年来的数目不详。洪杨军兴以来,用财如流水,想来现在正是开国以来最穷的时候。”
这一番夹叙夹议的谈论,不但周、吴等人有茅塞顿开之感,就是杨用之也觉得长了一番见闻。钱谷一道虽是他的专业,却只了解一隅之地的财政,朝廷大藏,十分隔膜,现在听王有龄讲得头头是道,心里便有这样一个想法:这位东翁,莫道他是捐班出身,肚子里着实有些货色。
他想到了王有龄的出身,王有龄恰好也要谈到捐班,“弥补国用不足,再有一个办法是靠捐纳的收入。”他说,“捐官的制度,起于汉朝,即所谓‘纳赀为郎’。此后历代都有,但不如本朝的盛行。”
接着,王有龄便细谈清朝捐纳制度演变的经过,以及对中枢岁收的关系。
捐纳实缺虽由康熙为三藩之乱,筹措军费而起,但至雍正朝即成为“常例”,捐纳收入几为国家岁收的一部分,只是比例不大,平均总在百分之十五左右。
捐例之滥,始于嘉庆朝,它的收入常为岁收的一半,嘉庆七年那一年,更高达岁收总额百分之八十以上。
“捐例一滥,其弊不可胜言。”王有龄泰然说道,“我自己虽是捐班出身,但也实在叫我无法看得起捐班的。只要有钱,不管什么胸无点墨的人,都可以做官。做官既要先花本钱,那就跟做生意一样,一补上实缺,先要捞回本息。请问吏治如何澄清得来?”
“这也不可一概而论。”吴委员说,“赴试登进,自是正途,但‘场中莫论文’,要靠‘一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