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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个不能实现的奢望。朝廷看看拖着不是回事，决定成全曾国藩的心愿，许曾国荃辞职。可是空出来的浙江巡抚这个缺，由谁替补？却颇费斟酌。
朝廷也知道左宗棠的意思，最好是让蒋益澧由藩司升任，而浙江藩司一缺，则由左宗棠保荐。无奈蒋益澧的资望还浅，并且这样处置，在曾国藩的面子上太难看。朝廷调和将帅，决不肯轻易予人以偏袒某人的印象，所以左宗棠的意愿是不考虑的了。
要考虑的是：第一，新任浙江巡抚确需清廉练达的干才，因为太平军对诸省的控制，以浙江为最，善后事宜亦最难办，非清廉干练，不足以胜任。
第二，此人要与左宗棠没有什么恩怨，而又能力曾国藩，甚至李鸿章所支持，然后浙江的善后事宜，才能取得邻省的援助。第三，战乱已平，偃武修文，浙江巡抚是战后委派的第一员封疆大吏，也是恢复文治的开始，所以此人最好科甲出身，如果有过战功，更为理想。
结果选中了一个很理想的人。此人名叫马新贻，字谷山，先世是回族，从明太祖打天下有功，派在山东卫所当武官，定居曹州府菏泽县，已历四百余年之久，因此，马新贻除了信回教以外，彻头彻尾是个山东土著。
在马新贻的新命传至浙江的同时，江西传来了一个重要的消息，幼天王洪天贵福被俘了。
* * *收束与太平军作战的军务，却还有相当艰巨的镇压起义的大任，需要部署。
恭王、文祥的计议，犹有三处起义要平眼，才能臻于太平盛世。这三处是：第一，南撤的太平军余部，第二是中原的捻军，第三是西陲的回民起义。
幸好人才之盛，冠绝前朝，恭王与文祥决定托付四个人去平这三处的起义。
第一个仍然是曾国藩。在十月初一曾国荃功成身退，率领裁撤的湘军回湖南的同时，朝中有一道廷寄递到江宁，说“江宁已臻底平，军务业经蒇事，即着曾国藩酌带所部，前赴皖鄂交界，督兵剿贼，务期迅速前进，勿少延缓”。
这所谓“贼”，便是捻军。
捻军原以皖北为根据地，自经僧王全力攻剿，转战到湖北、河南一带。
张乐行虽死，他的侄子张宗禹亦非弱者，加以陈玉成的旧部赖文光因天京已破，由关中回师，已成孤军，自然而然地与捻军合流，声势大振。朝廷深知僧王的马队，追奔逐北，与捻军战来战去的打法，并非善策，一旦疲于奔命，为捻军反扑，非大败不可。同时，又因为僧王的身分尊贵，连西宫太后都不能不格外优容，是位极难伺候的王爷，指授方略，则“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稍加督责又怕惹恼了他，索性独断独行。因此，倒不如设法让他交卸军权，回京享福，才是公私两便之计。
能代僧王指挥数省的，只有一个曾国藩。不仅威望足够，而且他那“先求稳当，次求变化”，以静制动，稳扎稳打的作风，亦正可救僧王之失。至于筹饷之责，朝廷也想到了一个必不可少的人。
这个人就是李鸿章。上谕派他接替曾国藩，暂署两江总督，江苏巡抚则调慈禧太后的恩人，漕运总督吴棠署理。上谕中虽未明言，曾国藩带兵驻扎皖鄂交界，后路粮台由李鸿章负其全责，可是这样部署的用意是很明白的，第一，曾、李师生，“有事弟子服其劳”，天经地义，第二，李鸿章带兵，曾国藩替他筹过饷，如今曾国藩带兵，自然该李鸿章筹饷，第三，两江最富，是海内最主要的一处饷源，所以谁当两江总督，都有筹饷的责任。
这样的安排，就大局而言，不能算错，只是委屈了曾国藩，便宜了李鸿章与吴棠，可也就顾不得那么许多了。
再有一个是杨岳斌。他是与彭玉麟齐名的水师名将，本名杨载福，因为同治皇帝这一辈，玉牒谱系上第一字为“载”，不免有犯讳的不便，所以改名岳斌。当江宁未下以前，他已升任陕甘总督，打算赋以数平回民起义的重任。回民起义不仅生于陕甘，也生于云南与新疆。云南将次平服，而新疆方兴未艾，朝廷寄望于新封子爵的鲍超，特降温旨，认为新疆平乱，“非得勇略出群如鲍超者，前往剿办，恐难壁垒一新”，所以命曾国藩传旨鲍超，在他回籍葬亲的两月假期一满，“即行由川起程，出关剿办回乱”。恭王和文祥知道鲍超好名，特地拿乾嘉名将杨遇春，与他相提并论，很灌了一番米汤。
上谕中说，“从前回疆用兵，杨遇春即系川省土著，立功边域，彪炳常。
鲍超务当督率诸军，肃清西陲，威杨万里，以与前贤后先辉映。该提督忠勇性成，接奉此旨，必即遵行，以副朝廷委任。“话说得很恳挚，而命曾国藩传旨，亦有暗示他帮着催劝之意。无奈曾国藩对湘军的急流勇退、明哲保身，早有定算，鲍超是他的爱将，当然要加意保全，所以只是照例传旨，并不劝驾。
再有一个朝廷寄以重望的，便是左宗棠，他是现任的闽浙总督，由江西瑞金为鲍超所败，而转入福建境内的李世贤、汪海洋两大部队，顺理成章地该由他负责攻击。
左宗棠不是怕事的人，对此亦自觉当仁不让，义不容辞，可是朝廷一连串的处置，却使他既气又急，愤愤不平。
首先大夫所望的是，浙江巡抚派了马新贻，蒋益澧落了空，也就等于是他失去了浙江这个地盘。其次是李鸿章调署两江，名位已在己之上，使他侵不舒服。复次是在江西的陕甘总督杨岳斌，奉旨迅即到任，朝廷责成浙江每月拨给陕甘协饷十万两，并先筹措八万银子，作为杨军的开拨费用。
为此，左宗棠的肝火很旺，每日接见僚属，大骂曾国藩、李鸿章和郭嵩
焘。这样骂了几天，怒火稍减，想想既不肯辞官归田，就得有声有色地大干一番。军务是有把握的，就是饷源越来越细，得要找个足智多谋的人，趁马新贻未曾到任以前，好好筹划妥当。
这个人自然非胡雪岩莫属。“雪翁”，他说，“你看，挤得我无路可走了！你算算看，我该到哪里筹饷？哪里都难！”
两个人将十五行省一个一个地算。除开穷瘠的省份，有饷可筹的富庶之地，都已为他人早着先鞭，江苏、安徽是两江辖区，曾、李师弟的势力，根深蒂固；江西沈葆祯，对待曾军的前例，足以令人望而却步；山东、山西供应京恼，而且两省巡抚阎敬铭、沈桂芬清刚精明，都不是好相与的人；湖北食用川盐，在沙市设局征盐厘，收入相当可观，可是官文是督抚中唯一的一个旗人，有理无理，皆受朝廷袒护，不容易打得进去；至于天府之国的四川，有骆秉章在那里，顾念旧日宾主之谊，自然不好意思唱一出“取成都”。
“福建穷得很，我能筹饷的地方，只有贵省与广东了。广东该给我的饷不给，可恨郭筠仙，心目中只认得曾涤生、李少荃。此恨难消！”左宗棠停了一下又说，“至于马谷山，听说倒还讲理，不过既是曾涤生所保，又是李少茎的同年，不见得肯助我一臂。雪翁，你看我该怎么办？”
胡雪岩默然。因为他觉得自己的处境很难，左宗棠的知遇要报答，而浙江是自己的家乡，为左宗棠设谋划策，可不能挨地方父老的骂。
胡雪岩一向言词爽利，而且不管天大的难事，一诺无辞，象这样迟疑不答的情形，可说绝无仅有。左宗棠微感诧异，不免追问缘故。
“不瞒大人说，我很为难。大人现在只有浙江一个地盘，粮饷当然出在浙江，筹得少了，不够用，筹得多了，苦了地方。说起来是我胡某人出的主意，本乡本上，我不大好做人。”胡雪岩又说，“如果大人兼署浙江巡抚，我还可以出出主意，截长补短，见机行事，总还兼顾得到。现在换了马中丞，我又是分发江西的试用道，是大人奏调我在浙江当差，大人一离浙江，我当然不能再问浙江的公事，眷后局的差使亦要交卸，何况其他？”
他一路说，左宗棠一路点头，等他说完，做个“稍安毋躁”的手势答道：“你刚才所说的情形，我完全清楚，我们要好好谈谈。万变不离的宗旨是：雪翁，你仍旧要帮我的忙。怎么个帮法，我们回头再商量，现在先谈你的难处。诚如所言，我现在只有浙江一个地盘，粮饷只有着落在浙江，而且要定一个确数，按月一定汇到，连日子都错不得一天。雪翁，凡事先讲理，后讲情，情理都站得住，还争不过人家，我当然也有我的手段。”
胡雪岩不知他最后这几句话，意何所指？只能就事论事，问一声：“大人预备定一个啥数目？”
“你看呢？”左宗棠放低了声音说：“我们自己人，我告诉你实话：我的兵，实数一万八千，不过筹饷要宽，照两万三千人算。”
胡雪岩的心算极快。士兵每人每月饷银、军粮、器械、弹药、马料，加上营帐、锅碗等等杂支，平均要五两银子，两万三千人就是十一万五千两。
另加统帅个人的用途，文案、委员的薪水伙食，送往迎来的应酬费用，每个月非十五万银子不可。
这笔巨数，由浙江独力负担，未免太重，胡雪岩便很婉转他说道：“闽浙一家。福建拨给浙江的协饷，前后总计，不下三百万两之多，如今福建有事，当然要帮忙。而况大人带的又是浙江的兵，理当由浙江支饷。不过，浙江的情形，大人是再明白不过的，如果能够量出为人，事情就好办了。”
成语是量人为出，胡雪岩却反过来说，倒也新鲜，左宗棠便捻着八字胡子，含笑问道：“何以谓之量出为人？倒要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