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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解释说，所谓的和平竞争——为市场、利润、原材料、投资出路而争斗——必然导致军事冲突。竞争的逻辑不是继续竞争，而是形成垄断。由于每一资本主义大国寻求提升它们的地位，它们就彼此冲突起来。
相反的观点认为，主要经济大国相互联系的情形是：它们互相出口，互相投资，互相依赖对方的市场、资源等等，因此它们之间的战争将因为具有太大的破坏性，以致不会发生。1914年7—8月第一世界大战的爆发对这一问题给出了答案。
战争产生的巨大破坏性表明资本主义已经走完了自己的进步时期。托洛茨基认为，战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生产力对民族国家这一政治形式的反对。资本主义大工业，它培育的经济过程已使世界分成民族国家实体完全不再适宜这种形式。正如几世纪前资本主义的兴起宣告像补丁被子一样由王国、公国和封邑组成的封建主义的崩溃一样，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使民族国家这一政治形式完全不合时宜了。
但是资本主义不能解决它自己所促成的民族国家问题。经济的增长——生产过程超越边界和大陆——导致全世界的生产商有必要有意识地合作，来运行全球经济体。然而，建立在争夺市场、资源和利润基础上的资本主义不能担当这一责任。任一资本主义大国，为了加强自己的地位，不得不击退对手，以使自己从一个大国变为世界强权。这导致它们中的所有国家——英国、德国、奥地利、法国、日本、它们的卫星国和同盟国，最后还有在西方正崛起的巨大强国——美国，都陷入了互相的公开冲突之中。
托洛茨基认为，无产阶级解决帝国主义复杂情况的惟一出路是以社会主义方式组织全球经济。战争是帝国主义在它发展的最高阶段力求解决它不能解决的冲突的办法。无产阶级必须用社会革命的办法来反对这一办法。
列宁认为，无论战争结局如何，即使一段新时期的和平建立了，它也只能是一个暂时现象。资本主义大国注定陷入无休止的瓜分和重新瓜分世界的战争。19世纪资本主义对市场利润的竞争发生在无数的相对小的企业之间，现在被垄断公司的形成所代替了。列宁说“以小业主为基础的私有制，自由竞争，民主，——所有这些被资本家及其报刊用来欺骗工农的口号，都已经成为过去的东西。资本主义已经成为极少数，‘先进’国家对世界上绝大多数居民实行殖民压迫和金融扼杀的世界体系。”（《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5页）
社会主义不是一种让人向往的理想的实现，而是一种必然。否则人类就要被拖入第一次世界大战所带来的那样严重的野蛮主义，——这一战争正是源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的矛盾。
伍德罗，威尔逊的十四点计划
以这样的历史视角为基础，布尔什维克组织和领导了俄国革命。这场革命的最初目的不是仅仅在一个落后国家建立社会主义，而是为世界革命打响第一枪。
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则提出了另一蓝图。1919年他带着14点计划来到凡尔赛谈判会场，这一计划建立在开放外交、贸易自由、民主和民族自决基础上，企图规范国际秩序和结束第一次世界大战这样的冲突。
“十四点”计划的中心是力求抑制苏联这一第一个工人国家的存在对整个资本主义体系构成的威胁。
1919年凡尔赛条约远没有为和谐的发展提供条件，反而为新的灾难创造了条件，——1929—1932年的大萧条、法西斯在德国的兴起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这些事件都发生在该条约签署后仅20年。
“反攻”对“遏制”
美国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上升到更强大的地位。然而，苏联的存在对它的全球野心构成一个持续的障碍。
在美国统治阶级中关于应采取什么战略的问题出现了冲突。一派主张“反攻”——不计任何代价推翻苏联和中国的毛政权。另一派主张“遏制”。在以后时期这两派在很多重要问题上都发生了争论。在朝鲜战争中，杜鲁门政府几乎要使用核武器。麦克阿瑟力主在朝鲜和“满洲”边界使用30—50颗原子弹。在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中，军方部分人准备和苏联进行全面的核战争。在越南战争中，军队中又有人主张使用核武器。
从1945年到1973年这一时期在历史中称作战后繁荣时期。它经历了资本主义历史上最大的经济扩张。但是战后的平衡注定要破裂。到20世纪70年代中叶，世界资本主义进入一个新的不平衡期，直至今日仍未从中摆脱出来。经济条件的变化导致美国外交政策从“遏制”转向“反攻”。卡特政府开始在苏联位于中亚的加盟共和国煽动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本·拉登和其他反共伊斯兰原教旨团体正是在这一时期开始出现的。它们由沙特阿拉伯资助，并紧密地按照美国的目标而工作。
在20世纪80年代，里根政府通过巨大的军力增长来打破与苏联之间的平衡。在美国国内，它实施了一个平行的经济和社会计划，目标是扫除20世纪30年代新政之初和战后扩张期工人阶级所赢得的改良成果。
1991年苏联官僚最终解散苏联的决定为美国统治阶级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形势。它现在能在没有外部约束的条件下追求它的外交政策。这种变化了的形势在中东产生了巨大的后果。在1973—1974年，欧佩克国家策动的油价大涨使美国受到打击。1975年在统治圈中发生了关于有可能需要军事干涉的讨论。1979年伊朗巴列维王朝（该王朝是此前约25年通过美国中央情报局支持的一次推翻民族主义政权的政变建立的）被推翻，美国又遭到一次打击。
在20世纪80年代，为了削弱伊朗，美国不断地在背后支持萨达姆反对伊朗的战争。美国给伊拉克政权提供伊朗部队移动的卫星照片，并帮助它制造和使用化学和生物“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战争以伊拉克受挫而结束。它极其需要石油收入来恢复经济和维持军队。但是它的收入基础被科威特的做法破坏了：科威特通过提高供给和实际地从伊拉克油田抽走石油将油价压低了。伊拉克准备给科威特一个教训。在禀承美国意旨的情况下，——美国大使阿普里尔·格拉斯佩表示美国对阿拉伯内部冲突不介入，伊拉克发起了入侵。萨达姆很快发现，他可能因为美国政策转变而遭受打击。
美国曾通过伊拉克对伊朗施加压力。现在全球形势在变化，美国发现自己更强大了。萨达姆鉴于他在对伊朗战争的8年中得到了美国的支持，因此以为入侵科威特还会得到美国支持。但它成为美国1990—1991年组织战争的借口。
然而在1991年初，美国还不能确定它是否能越过联合国决定的框架来实施对伊拉克的全面入侵。而且，它相信，萨达姆政权将随着军事失败而崩溃。那时，美国认为超出联合国授权太冒险。
在接下去的十年中，我们可以看出美国外交政策和军事干涉的日益增长的单边主义。1990—1991年的海湾战争在联合国框架下进行。1999年对南斯拉夫战争在联合国框架外、在北约主持下进行。2001年对阿富汗战争由美国单边进行。现在它不顾它的一些北约盟国的公开反对，计划入侵伊拉克并建立一个傀儡政权。
我们已指出，美国外交政策的侵略性不断增强——从遏制到反攻到现在建立新形式的殖民主义——是和约30年前即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的世界资本主义变化和战后经济繁荣的破灭紧密相关的。
社会不平等的增长
这些社会变化的后果可以概括为：国家之间和国家之内不平等的增长。
上星期天在《纽约时报》上，著名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提到在财富和收入分配上发生的“地壳漂移”。他说，“不理解过去30年中发生的不平等的巨大增加的幅度、原因和结果，特别是不理解收入和财富惊人地集中于极少数人手中”，就不可能理解美国正发生什么。致富的过程与过去20年的金融寄生现象的大幅扩展以及对金融经济资源的掠夺紧密相关。人们很容易被公司丑闻的情节如贷款、经理认购股权等弄糊涂，但是事情很简单。所有这些复杂安排都是老练的公司战略对直接掠夺和犯罪活动的伪装。
这种黑社会因素的出现不应被看成是个别情况，它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经济自身运行中发生的正在深化的危机的表现。
而且，如果外交政策是国内政策的延续，那么掠夺伊拉克石油是美外交目标的中心有什么奇怪呢？或者，像威廉·塞德曼——美国商业电视频道CNBC的评论员和美国四位总统的高级经济顾问最近所说那样，对伊战争“很可能是我能所想象到的最最利好的事情”。
反对帝国主义和战争的斗争必须指向那导致帝国主义和战争的经济、社会秩序——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为此国际工人阶级必须联合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