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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汇问题上，周小川似乎有一种信念。他曾扼要但却非常准确地谈论过这个信念：货币自由则优，不自由则劣，货币不自由表明当局信心不足。这是我们看到过的周在货币自由兑换方面最为明确的表态。不过，曾经亲眼目睹过金融风暴所卷起的惊涛骇浪的周小川，深知汇率问题对中国的特殊敏感性。在同一个问题上，他也曾不无困惑的问道：“人民币完全可兑换好不好，资本市场完全对外开放好不好？对此不能轻易下结论。”这多少有点自问自答的味道。这种发问方式体现了他在这个问题上的某种两难和犹豫。不过最终（但却十分艰难），他好像还是说服了自己：“信心与货币可兑换程度有密切关系，从经常项目可兑换到资本项目可兑换，对提高信心有积极作用。”但从一个旁观者的眼光看，投资市场（当然包括国际外汇市场）的经验表明，投资者对货币的信心从来就是难以捉摸的。它与货币可兑换性之间的联系，起码不像逻辑上来得那么清楚。量子基金、长期资本管理基金等对冲基金惊险的投机历史表明，这个市场上人性因素所造成的波动，相当骇人听闻。索罗斯就曾经透过他二流哲学家的眼光，以艰涩的语言描述过这个市场的复杂性。在我们看来，这个市场“晦涩难懂”的程度远远超过索罗斯的语言。
纵然有这些困惑，但我们还是相信，以周小川对“适时”的理解，在不远的将来，人民币扩大波动范围的时机正在到来。注意，周小川先生在1997年年底，中国外汇储备刚刚1000亿美元的时候就已经表示：“我国补充储备不足的目标已经实现，可不刻意追求外汇储备的增长。”而截至2002年9月底，这个数字已经达到2600亿美元。显然，周小川就任央行行长的时候，已经是“适时”的时机。调整汇率波动范围，不仅在他的职权范围之内，也同时关系到他是否能够很好地履行另外一项更为重要的职责。因为不断膨胀的外汇占款所引发的基础货币的大量投放，将直接增加基础货币的管理难度。而这，将与周小川作为央行行长的法定职责发生冲突。因此，我们判断，如果周小川的思路在这几年没有发生不为人知的重大变化的话，那么可以预期，在人民币可兑换性问题上，周小川将有所作为。
对改革的改革
在完成了对周小川时代中国金融改革——不算短但显然非常不完备的描述之后，我们还要做一个“不太专业”的总结。
我们要特别提示：实际上，无论是中国证券市场还是中国银行体系所潜伏的巨大风险，都来源于一种我们所称的“体制性风险”（或许还有比这更恰当的表述）。这种风险超过在金融市场为大家所熟知的“系统性风险”，更远远超过由于个别制度缺失而发生在个别领域的所谓“道德风险”。这种风险不仅体现在金融领域，而且“暴露”于转型期中国的几乎所有领域。它无所不在，但又超过任何一个专业术语所能把握的范围。那么，什么是“体制性风险”呢？简单说，它是由文化及政治双重败坏所导致的，蔓延于所有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普遍失范状态。一句话，它是一种价值体系被全面颠覆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中，个人、组织的行为几乎完全失去了可预测性。在中国的经济领域中，这种风险经常体现为制度的缺失，和技术的单调。但实际上，这只是一种假象。就像在中国证券市场中以及其他领域中所体现的那样，我们防范风险的制度和技术不可谓不多，但人们怎样理解和怎样使用这些制度和技术，却可能导致非常不一样的风险控制后果。
公平地说，这种风险是每一个转型国家都会遇到的问题。所谓转型，首先是而且最终也是价值体系的转型。于是，价值体系的转型是所有转型最核心的意义所在。在这一点上，我们与那些惟经济甚至固执到惟增长主义的信徒，有着根本的分歧，抑或截然相反。在他们看来，那些发生在（或者仅仅是表现为）经济领域的风险，可以通过专业工具甚至可笑的数学公式加以发现、控制、缓解、直至消除。这种倾向，在中国一些经济学家那里表现得格外突出。但事实上，这只是一种荒谬绝伦的错觉。在这方面，我们可以举出很多例子，以坏账为例，当所有的人都有足够的道义上的理由欠账不还的时候，银行风险实际上已经无所不在了。一个很黑色的笑话嘲讽了中国的这种现状：现在，连乡下的老农民都知道获得贷款是一条致富的捷径。当然，老农民是绝少有这种机会的。而这种现状，恰恰是中国缺乏精神目标的转型所导致的。换句话说，这是我们前面20年改革的一个“重要成果”。在这个意义上，改革的敌人正是“改革”本身。这是许多人都不能接受的事实，但它的确是中国下一阶段改革（如果有的话）的一个基本历史背景。
第66节 一个时代的背影
中国的金融改革可能已经在不知不觉中进入了全面的发动阶段。对于中国的经济管理者来说，这可能的确是一个难以抉择的艰难时期。不过，凭借中国改革者高度的紧迫意识和在金融改革上多年来的知识及经验积累，我们宁愿相信，中国金融的一个新时代正在脱壳而出。风险迫近之时，可能也正是际遇降临之际，所有的大时代都具有这种令人紧张而又兴奋的戏剧性。
痛苦的经历是一种财富。对中国这个新兴的证券市场也不例外。经过两年多熊市的磨砺和反思，从2003年年末开始，熊市的痛苦似乎正在中国证券市场上结出果实。重要的是，它不仅仅反映在行情的回暖上，更反映在行政主管部门的成熟和政府的勇气上。中国证券市场已暖意渐浓。
在这短短半年的中国“证券史”中，首先应该提到的，是南方证券的崩溃。在2003年5月份我撰写的《券商之殇》一文中，我试图“不合时宜”地为中国的财经读者确立这样一种印象：中国券商的实际处境远不是景气周期所导致的亏损，而是技术上的破产。之所以“不合时宜”，是因为在当时看来，像南方证券这样的大型券商的倒闭，简直就是一件不可能发生的事情。而凭借一种学术“天真”，口无遮拦的直言，在成熟而世故的同胞们那里，就更是显得在故意夸张和耸人听闻了。然而，南方证券还是倒了，倒得那样突然，其速度甚至超出我们的预料。虽然对于一个早已存在的事实，我们早在半年前所作的“准确预测”，更像是一种讽刺，但无论如何，它都以一种迟到的方式透露了政府的勇气和决断。这种勇气和决断，正是南方证券事件的“突然”和“意外”之处。也是中国证券市场逐渐走上新路的一个强有力证据。
对于历史短暂的中国证券市场来说，南方证券崩溃所揭示的意义并不是中国券商在经营模式上的幼稚，更不是个别券商在管理风格上的浪漫，而是转型期中国证券市场在本质上的一种蜕变危险，那就是：洗钱。
作为一家与中国证券市场同步发展起来，欣逢中国证券市场盛世的大型券商，按理说，南方证券应该已经积累起了巨大的财富。但结局却非常嘲讽。12年之后，南方证券留下的是巨大的亏损。很难确切了解南方证券留下的亏损和坏帐“遗产”，但业界普遍的估计在百亿之上。这个估计可以从监管部门为料理南方证券后事所准备的应急资金的规模上，大致可以得到证实。不过，这个最后的静态数字与南方证券在12年持续经营中所“转移”的财富相比，恐怕就微不足道了。正是这种在金融面具下持续的利益输送，造就了南方证券一批又一批内部人的暴富。在中国的转型期，这种个人财富的迅速积累，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建立在掠夺的基础之上的。换言之，它是建立在另外一部分人的损失之上的。我们很难在道德上指责这些内部人，因为在我们看来，他们只是一个体制必然要产生的一批“幸运儿”。不是他们，就是另外一批人。真正可疑和可议之处则是，为什么这种体制能够长期存在？在中国证券和金融界，像南方证券这样的“金融搬运工”所在多多，绝非个案。
当南方证券将垮而未垮，中国财经媒体将矛头聚焦于南方证券的时候，南方证券最后一任掌门人阚治东颇为不平：像南方证券这样的公司，又不是一家！不经意之间，阚治东道出了中国证券市场一个让人将信将疑的秘密。虽然阚治东对中国证券业的判断是建立在某种揣测之上的，但这个判断可能十分接近真实情况。有趣的是，几乎所有的迹象都显示，从进入南方证券到离开南方证券，就连阚治东自己，也自始至终没有搞清楚南方证券的黑洞究竟有多深。因为就在南方证券被行政接管之前不久，阚治东还铁口直断，南方证券只需要20亿资金即可以起死回生。但实际情况与他的估计显然相去甚远。阚治东没有说谎，他真的搞不清。有报道称，在南方证券最重要也是窟窿最大的委托理财部门，办公室的主任竟然是公司孙姓老总的太太。这样的“人事安排”，阚治东能搞清楚才怪。当然，搞不清楚“黑洞之深”的远不止于像阚治东这类金融机构的老总们。
作为中国证券市场最高监管部门的中国证监会，恐怕也未必搞清楚过中国券商们真实的财务状况。否则，我们就很难解释，行政部门在为接管南方证券准备应急资金的时候，其金额为什么会一再突破。中国监管部门在南方证券事件中所表现出的这种狼狈，在中国的银行那里，也表现得同样真切。在南方证券出事之后不久的2004年1月8日，中国新成立的银监会紧急召集各大银行，赴京参加内部会议并下令银行收缩券商的融资贷款业务，此外，还要彻底清查各行对券商提供融资服务的真实情况。显然，南方证券真实的财务状况让他们始料不及。然而，作为证券公司主要资金供给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