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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重组谁？证券市场在中国改革中的历史定位
十年历程，中国证券市场已经从小市场变成了大市场，已经从边缘走向了主流，它开始并将继续以日益深刻的影响力进入我们的日常生活。面对中国股市目前这种可以预料的荒诞格局，我突然很奇怪，我们为什么整整沉默了十年？我很奇怪，我们为什么任凭那些早就可以解决的问题积累到今天这样的程度？中国经济中一个包袱最轻，最有希望的“增量”为何又变成了一个需要大动手术的“存量”。我敢担保，中国股市的十年发展绝对不是出于我们对证券市场的无知。我们可以也完全有能力避免许多基础性错误（比如国有股流通问题）。历史虽然走出来了，但本来可以改写。就中国证券市场的建设，我根本就不相信有什么“路径依赖”。
我不知道中国股市是否面临拐点，但我觉得，中国股市的确需要一场高分贝的讨论。因为，如果我们继续“依赖”现有的路径走下去，我们将付出更加高昂的代价。
十年回眸。
股市十年，不算长，也决不能算短。十年，美国已经出了雅虎，出了思科，日本也出了软银。而我们呢，我们出了什么？我们出了银广夏，出了环保股份，出了东方电子。如果把中国股市与美国相比有点过分苛刻的话，那我们也不至于出大批做假账的上市公司吧。要知道，中国股市如此这般的“伟大成就”是在中国宏观经济连续高速成长的情况下取得的。强劲的宏观背景下，为什么掩盖着如此凋蔽的微观景象？我真不知道，那些对中国股市“爱护有加”，口口声声要把中国股市比做“婴儿和孩子”的人，他们的“爱”从何而来，他们的信心又从何而来？难道我们一定要变回“弱智”，我们才不“偏激”，我们才是善良和善意的吗？
2001年年初，吴敬琏先生说了一声“赌场”，算是为中国股市做了一个总结。这立即刺激了一些人的神经。有些人甚至大搞诛心之论，翻出十几年前的旧账，说老先生十几年前就反对股市。然而，现在的中国股市真的就比一个赌场更好些吗？我看未必。
衡量一个股市“好坏”的惟一标准，就是看这个股市能不能有效的配置资源。能不能将稀缺资源配置到那些更有效率，能够为社会创造更多财富的企业中去。比照这一标准，中国股市恐怕只能算“坏”的股市。因为它将大量资源配置到低效率的国有企业中去了，配置到“专业造假”的企业中去了。从整体上讲，中国股市实际上是在对社会资源进行“逆配置”，它正在毁灭资源。有些人将中国股市十年的成就总结为“挽救了非常多的国有企业”，这在我看来，这恰恰是中国股市毁灭资源的确凿证据。事实非常清楚，那些进入证券市场的国有企业，除了圈了一笔又一笔的钱以外，什么东西也没有学会。所有固疾依然如旧。而中国证券市场股东制约的缺失，使国有企业的软约束特性变本加厉。中国股市实际上成了国有企业另外一个任意提取的“财政黑洞”。中国证券市场根本就是一个无效甚至“负效”的市场。用一种大家都熟悉的方法来概括，中国股市顶多也就是个倒三七开。如果一定要为中国股市找一点什么成就的话，那可能就是：我们从巨大的代价中学到了点什么。
谁重组谁？
证券市场本是历史送给中国改革一份天大的礼物，但可惜的很，我们又与机遇开了一次玩笑。
按照渐进改革的思路，证券市场属于“增量”部分。与其他“增量”相比，证券市场无疑是包袱最轻，潜力最大的“增量”。它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力无论怎么估计都不过分。这一点，中国知识界并不是今天才认识到的。所以，证券市场在中国经济改革中的历史定位一开始就是非常清晰的：它是重组国企以及以国企为代表的中国旧经济的一件秘密武器。这是一个重组的市场。重组，是证券市场贯穿中国经济改革始终的惟一使命。对于许多改革者，这是一个惊天动地但却不可告人的“阴谋”。这个天机，被人一语道破：重组中国。语言虽然诗化，却是击中要害。
然而，就像我们今天所看到的那样，证券市场非但没有能重组国有企业，没有重组旧经济，反而被旧权力、旧经济、旧文化彻底重组了。中国证券市场变成了“国情”的受难者，变成了徒有其表的改革道具。难道，这就是中国证券市场的历史宿命吗？
是的，我们是历史中的人，但我们同样是可以创造历史的人。是的，我们有“路径依赖”，但这并不代表我们不可以另辟蹊径，有所作为。如果我们只能是历史的奴隶，中国证券市场只能依赖过去的“路径”一路走下去，那我们凭什么对这个市场的未来抱有信心呢？是凭愚蠢的盲目乐观还是凭无为而治的哲学信念？如果是中国所谓根深蒂固的“国情”造就了证券市场的今天，那么我们又有什么理由期望，一觉醒来，这个国情就彻底改变了呢？中国证券市场的这种畸形格局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任何犹豫与拖延都只能使股市挟持的人质更多，都只能使问题更复杂，代价更巨大。幸好，还有“入世”，这是又一个天赐良机，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现在，是所有关心中国证券市场的人主动行动，创造历史的时候了。
全流通，一个不容回避的激进改革。
中国证券市场的问题既然很难从内部解决，我们应该试一试从外部解决的办法。以压促变，虽然有些权谋的意味，但也绝对是一个名正言顺的解决之道。“入世”正是为中国股市提供了一个操刀激进改革的绝好机会。
不管出于什么原因，流通股和非流通股的人为划分，已经成为中国证券市场最可怕的顽疾。当初对国情一个不经意的“依赖”，竟造成中国证券市场十年剧痛。无论是一股独大，还是重组操纵，这种荒唐的“人为划分”都难辞其咎。其中利害，大家早已了然于胸。那么，国家及法人股在一个较短的时间内全面流通，究竟会让我们付出多少代价呢？
或许，我们会继续损失几千亿甚至上万亿的市值，但这些市值本身就是被虚拟出来的，本身就是中国股市特有的一种泡沫。看看国有股高价减持的情况，我们就会很清楚，要想按泡沫价格兑现，是多么的一厢情愿。全流通，只会使这个市场真实的价值增值，而不是减值。或许，投资者会遭受惨重的亏损，但实际上，这种亏损早已发生，不过是潜亏变明亏而已。如果我们相信中国经济和中国股市还有未来，投资者暂时的亏损是可以在未来得到补偿的。而如果解除中国股市这个最大的“悬念”，市场的不确定性将会大大减少。中国投资者被严重扭曲的政策预期将会得到有效矫正，我们可以从此告别对政策的依赖，我们可以按照市场本身而不是别的什么标准去放心投资。最坏的可能是，我们将会看到一批证券机构的破产并由此引爆银行的潜在问题，形成一场局部的金融危机（绝不能低估这种风险），但这也没什么。因为问题又不是今天才存在，它早就在那里了。用市场化的手段消灭一批劣质金融机构，重整中国金融，早就是应该做而一直没有做的事。用两三年的低迷甚至休克换中国证券市场几十年的长治久安，怎么算都值得。所有人都想回避痛苦的改革，试图用“小聪明”找到捷径，但这往往演变成贻害无穷的讳疾忌医。趁着中国证券市场还没到病入膏肓的程度，动一次大手术是非常必要的。
2001年9月上旬，当人们还沉浸在“9·11”事件的震惊之中，中国政府已经悄悄宣布：外资可以以控股方式收购各类（包括大型）国有企业。这对中国股市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中国股市全流通的最大的意识形态障碍已经被清扫，意味着中国股市已经走到一次激进变革的门口。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现在东风就要来了。有些人希望把中国股市做成一个大“局”，然后再让外资来接盘，这当然有点痴人说梦。但如果中国经济能够向着正确的方向走，中国的股市能够得到有效的清理，一旦技术性障碍被端掉，大量外资流入中国证券市场的确是可以预期的。这就是中国证券市场可以搞激进改革但却能够免于死亡的最大理由！
当然，一次激进改革也不能使中国股市一了百了，但总算可以还它一个“应该”有的状态，总算可以还它一个正常的功能。
第三部分 我们得了什么病
第45节 我们得了什么病
这种以集权主义文化为基础的国民性的一个典型特征就是：自我负责精神的严重缺失。在这种文化的逻辑中，政府的政策是个人行动惟一或最重要的根据。他们当然地认为，只要按照政府的政策去做，就理应而且肯定会得到回报，而根本不必顾忌这种行为是否违背理性。他们无须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原因很简单，因为政府会对自己负责。值得指出的是，这种政府“全能”的迷信在中国证券市场的各种参与主体那里都表现得异常顽强。这种暧昧的一致性使得中国的投资文化发生了严重畸变。这种文化疾病，正是中国证券市场种种弊端最深层的由来。
李老板的老鼠仓
李老板长得又高又胖，天生一付老板的身材。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