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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第三种猜测最有可能，那就是德隆在熊市中的反常表现应该被归结为德隆的资金紧张。缓解资金紧张的办法有两种，一是收缩战线，另一条就是进行更大规模的融资以图补救。显然，德隆选择了后者（当然，从来不会束手就擒的德隆此时可能已经别无选择）。排除德隆的背景因素，德隆在熊市中不断控股上市公司、证券公司以及地方商业银行的举动可以这样理解：这不是志得意满的德隆在高歌猛进，而是身陷困局的德隆在继续冒险；不是其他庄家比德隆更愚笨，而是德隆比这些庄家有更大的胆量、更强大的融资网络和更坚强的意志。的确，德隆把局作大了。这虽然符合德隆的性格，但却是一条显而易见的危险道路，在不断扩大资产规模的同时，德隆也在不断放大整个市场的系统风险。匪夷所思的是，言之凿凿要将监管进行到底的监管当局为何独厚于德隆？有趣的是，德隆的草莽性格和路径依赖困局为德隆意外地赢得了一个好名声：善庄。据朗咸平先生估算，“德隆系”运作成本70亿左右，而帐面利润在50亿左右。这还是郎咸平2001年的估计。事实上，加上2001年到2004年这段时间，德隆在老三股上的运作成本可能高得惊人。这个成本中不仅包括各种法定的交易费用，也肯定包括应付监管的各种“公关费用”。账面利润毕竟是虚的，但维持成本却是真金白银实实在在堆出来的。我的两位合作伙伴曾经对中国上市公司进行过多次流动性排名，他们惊讶地发现，德隆老三股的流动性赫然排入前列。这是德隆与其他庄股最显著的区别之一。
不管是银行还是德隆自己在为老三股提供流动性，但这个结论证实，德隆用以维持股价的成本要显著高于其他庄股。这样算来，德隆在老三股上的盈亏将是一个巨大的负数。如此坐庄，在常人眼里肯定是疯子的作为。但德隆显然不是常人，它是长于算大账的战略家。在德隆那里，除了作为连环抵押的资金源头之外，老三股实际上是一个它要精心打造的品牌，一个具有展示作用的形象工程。在这个形象工程背后，德隆将开辟更为广阔的看不见的战场。老三股没有人接货不要紧，但品牌的威力却是无穷的。有了这块超级庄家的金字招牌，只要听说是德隆的庄，市场上的庄家崇拜者就会趋之若骛。德隆，实际上是在利用老三股的市场品牌在暗中推销它的其他“系列产品”。就系统性而言，德隆的确是在中国证券市场推进品牌战略的第一人，意识和胆量上都让其他庄家望尘莫及。这个时候的德隆显然已经成长为中国证券市场中的头号战略家。德隆确实敢赌，学习能力和领悟力也非同一般。对于那些持有或者曾经持有老三股的普通投资者（这种人到后期应该已经极少），德隆的确是善的，但对于那些持有德隆坐庄的其他股票的投资者呢？很显然，德隆之善仅仅止于老三股。
其实，以中国证券市场普遍被接受的道德标准，庄家无所谓善恶。跟庄可能盈利也可能亏损，庄家自己也如此，庄家的存在实际上已经成为这个市场上一种正常的市场风险。这虽然是一个令人悲哀的道德标准，但却一直是中国证券市场的一个事实。在这个意义上，人们并没有充足的理由责备作为庄家的德隆。德隆利用明面上老三股品牌将自己拔高为所谓善庄，以赢得在中国非常有力量的道德资源，彰显了德隆在2001年之后在舆论上的窘迫。但在有常识的人那里，庄家成为散财童子的说法只能是童话或者传说，其说服力为零。如果德隆真正是散财童子的话，那么庄家德隆到那里找钱去？德隆的失足显然不是在它作为庄家的道德缺陷上，而是在其他地方。德隆究竟利用它富有想象力的品牌战略坐了多少庄、赚了多少钱，我们不得而知。但从德隆后期尴尬的现金流状况可以看出，这种战略虽然匠心独具，但效果并不如德隆的期望。事实上，从“爱多”、“秦池”等现成的品牌灾难来看，要在短期内通过巨大投入来打造品牌，其风险远远高于收益。而证券市场投资者的智力，也绝不会比一般市场消费者更低。他们实际上是比普通消费者更难啃的一块骨头，更何况，中国新兴资本市场的容量相当有限。这样，市场的容量和投资者智力就在德隆——这一群雄心勃勃的战略家面前，竖起了一堵高高的围墙。德隆纵有再坚强的意志，再出色的智力，再机敏的反应，也无法跨越这个现实的约束之墙（这其实是中国庄家普遍遇到的一个困境）。
于是，一个意外但却必然的结果出现了。德隆将博弈对手转移到证券市场之外，将庄家与中小投资者的博弈转变成庄家与整个社会资源和公共财富的博弈。由于银行、证券公司等掌握公共财富的金融机构以及庞大的国有企业普遍存在的软约束，这个隐蔽的博弈得以成立。而且，其可能产生的“利润”要比证券市场本身具有诱惑力得多。通过将庞大的公共财富（主要是银行贷款及各类国有企业资金）引入证券市场，再利用证券市场几乎完全敞开的漏斗（比如老鼠仓等），中国庄家要比一般意义上仅仅通过市场差价获取利润的庄家活得滋润得多。实际上，通过证券市场转移并重新分配社会公共财富，是中国庄家们最主要的生活方式之一。庄家从社会公共财富那里拿到的要比直接从证券市场中小投资者那里拿到的要多得多，引起的愤怒却要小得多。这种财富剥夺，虽然没有具体和直接的对象，但却是施加于全体公民的一种恶税。不幸的是，这种在中国做“大生意”的通行财技，竟然是中国社会近20年来公认的潜规则。在这个意义上，德隆（以及其他庄家）不过是芸芸众生中的一员，是中国改革文化一个漫画式的人格化代表。以普遍主义的立场，先知先觉的德隆无所谓善也无所谓恶，它的问题仅仅在于：它以激情的方式将这种财技发挥到了极至。德隆这种由领导人个性特征和企业路径依赖共同决定的激进战略，造就了一个独一无二的德隆，也为更大的灾难留下了伏笔。罕见的魄力、超乎寻常的意志以及令人印象深刻的学习能力（这一点我们还将在后面看到）虽然使德隆区别于一般的庄家，但德隆毕竟是庄家。德隆虽然在表面上极力否认这一点，但在心里，德隆自己大概也不会相信。老三股经典的庄股品牌放在那里，德隆要想为自己的庄家“出身”翻案，恐怕很难。德隆既然为自己量身定做了品牌，它就必须为这个品牌付出代价。在2001年监管风暴之前的庄家合法化时代，德隆一直是一场哑剧的主角。但这个哑剧的主角如此显眼，所以，一旦时代开始反省并重新清算的时候，作为一个象征，德隆就将成为首选的被告。哑剧的主角必须开始说话了，它将为自己辩护。现在，我们终于应该知道唐万里“我不相信激进变革”的真正含义了，它的潜台词可能是：作为一个既成事实，人们应该允许德隆从一个庄家渐进地变成别的什么东西，这就是德隆在监管风暴之后急切要告诉人们的另外一个德隆——民企德隆。
第14节 德隆是谁？（2）
民企德隆
在中国证券市场的哑剧时代，德隆一直是以超级庄家的面目示人的。这种以前曾经呼风唤雨的声名，在2000年之后，逐渐成为一种沉重的包袱。因为这个包袱，德隆非但得不到道义上的原谅，更容不得有半点财务上的疏失。但德隆既然已经大到无法悄悄淡出的地步（这本身也不符合德隆的性格），那就只好换一副面孔。2001年之后，德隆一改从前的低调，开始有节制的在媒体上露面，所要凸现的惟一主题就是：德隆是做企业的。在一次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唐万里甚至用富有感情的语气强调：“我最爱好做企业了，什么爱好都放弃了，一辈子都要做下去。”唐万里的话或许不假，但这与德隆是不是做企业的却是两回事。那么，德隆究竟是不是做企业的呢，或者，德隆在多大程度上是做企业的呢？做企业与做金融并没有什么道义上的高下之分，也绝无泾渭分明的划分标准。
德隆之所以选择前者，一方面是想洗刷自己的庄家恶名，尽快脱掉这一件不中用的行头；另一方面，其更深的用意，则是要说明这样一个问题：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德隆的主要现金流来源都在实业，而不是在金融。换句话说，德隆帝国的地基牢牢扎根于实业，并不会因为金融市场的风吹草动而稍有动摇。德隆介入金融完全是为德隆的实业服务的。这应该是普通人划分金融和实业的标准，也应该是德隆的标准。为了尽量在形象上靠近这个标准，德隆不声不响地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它不仅为自己的实业归纳出了许多特别适合中国人记忆的专用词汇，诸如“白色产业”（乳制品等）、“红色产业”（番茄酱等）、“灰色产业”（水泥等），还不断邀请经济学家、新闻记者到德隆的工厂参观考察。德隆甚至以叫板的方式点名邀请郎咸平（此人一直与德隆“过不去”）到德隆的工厂走一走、看一看。这种持续的媒体操作起到了部分效果，一个新的实业德隆正在逐渐覆盖它以前留给人们的形象。
然而，德隆这种急于昭告于世的新形象却与事实有相当大的差距。从一家个体照相馆起家，德隆据说已经有了18年的历史。用编年史的方法来记述德隆的企业史，不仅乏味，也不是本文可以胜任的。当然，更不符合德隆的性格。因为德隆喜欢精彩。只有足够精彩的故事才能够体现德隆。在进入中国证券市场并大红大紫之前，德隆已经有一些江湖名声。这源于德隆在京城的一家生意非常火爆的夜总会——这就是后来被媒体寻根刨底挖出来的JJ迪厅。这家夜总会现在被许多人认为是德隆的第一桶金。但这可能是一种误解。因为此时的德隆，实际上已经介入了相当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