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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袁剑
前言
一个盛世的金融寓言
大约是2002年的夏天，一位很年轻的朋友跟我谈起了周正毅。我几乎是下意识地接了一句：这个人快要出事了。那个时候的周正毅，正是香港娱乐界中红得发紫的新闻人物，是国内富豪榜上的“上海首富”。一年之后，当周正毅、刘金宝事件又一次让所有人张口结舌的时候，这位由于工作关系与周正毅颇有些接触的朋友很好奇地问我，你当初怎么知道周正毅要出事了？旋即，他似乎自己找到了答案：是的，这家伙的确太高调了。按照这位朋友的理解，正是“高调”——这种在中国文化中最需要避讳的个人性格，导致了周正毅的毁灭。不幸得很，对于中国最新一代“富人”们，这恰恰是一种错误的理解。真实的逻辑可能恰好相反。不是“高调”导致了他们的毁灭，而是即将毁灭的处境导致了他们的高调。就周正毅而言，当他从地底下突然冒出来开始频频曝光，并“不经意”地将他“上海首富”名声出口转内销的时候，正是他最缺钱的时候。换句话说，获得某种“富豪”的名声，实际上是他们更大规模融资计划的第一个步骤。与人们的想象不同，对于许多中国“富人”来说，曝光经常是他们主动策划的一个结果，而不是相反。在中国，借钱依靠的是某种名声、权力以及某种道德上的“善行”，而不是他的资信（这样说，可能有点侮辱中国金融机构专业能力的意思，但周正毅将上海几乎所有银行悉数套住的闹剧说明，事实的确如此残酷。而且，周正毅还套住了被外界普遍视为中国模范银行的香港中银）。在中国特殊改革环境中一路走来的富人们恐怕没有人不明白这个道理。这就是为什么在周正毅最缺钱的时候，还要向上海市科委的SARS研究机构捐献2000万元研究经费的真正原因。其目的非常清楚，越是缺钱的时候，越要向别人显示自己有钱，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借到更多的钱。这个荒唐而奇特的秘诀屡试不爽，成就了无数中国新时代的“富豪”。周正毅不过是其中之一。所以，对于那位年轻朋友的分析，我最后的结论是：如果没有猜错的话，他（周正毅）一直就是“负翁”。实际上，周正毅早就将自己曝光的目的广而告之。在刚刚成为香港娱乐新闻宠儿的时候，周正毅就直言不讳地表达了自己的企图，“我周正毅的新闻要从娱乐版上转到财经版上”。显然，周正毅是在为自己塑造某种名声，以便进一步借钱。对于周正毅的这种高调表现，那些对中国特殊转轨时期企业生存方式稍微有所了解的人，都会将此视为某种警讯。但讽刺的是，我们的专业金融机构对此却充耳不闻。有报道称，周正毅所涉及的贷款达到100亿左右。但如此之大的贷款规模，却没有一家银行对周正毅做过最起码的资信调查。其实，对周正毅这种用最原始的谎言所累积起来的“负翁”帝国，银行只需要一次简单的专业调查就可以立即揭穿。但在这方面，我们的专业金融机构似乎显得异常“迟钝”和“外行”。很清楚，像周正毅这类具有冒险偏好的“负翁”们之所以能够用巨额银行贷款创造出一个个脆弱的“富豪”神话，真正的问题并不是出自这些“负翁”们，而是出自中国的金融机构本身。而问题的真正诡异之处却在于，这些让人耻笑的低级错误为什么会普遍地、长时间地附着在中国金融机构身上呢？难道中国的职业金融家们真的如此低能吗？如果答案不是这样，那么我们就只能将这些层出不穷、令人难堪的丑闻归咎为一种制度的“故意”。在中国金融界有一个被普遍认可的说法，以上海为中心的中国华东地区是中国金融资产质量最好的地区。其基本特征是经济增长率高，银行不良资产率低。这种令人愉快的组合与中国东北地区低经济增长率、高银行不良资产率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也同样使高经济增长率、高银行不良率的中国华南地区相形见绌，但周正毅事件却强烈暗示我们：这可能同样是一个神话。如果情况果真如此，那就意味着，在中国的金融版图上，已经没有一块低风险地带。从这个角度观察，中国的金融实在是岌岌可危。金融，常常被人形象地比喻为经济的血脉，这大致指出了金融在现代经济体系中的核心地位。由于金融技术的发展以及金融体系的日益复杂，金融在今天已经被赋予了越来越多的专业和神秘色彩。不过，就金融应该具有的本质功能而言，金融完全是普通人可以理解的东西。简单说，金融就是将资金或者资本有效配置给那些能够创造财富的企业或个人。不管现代金融的技术色彩如何浓厚，体系如何复杂，金融的这个本质功能可谓亘古未变。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发现，中国的金融体系已经高度异化。它不仅很少起到有效配置资源、促进社会财富增长的作用，反而经常沦为特殊利益集团掠夺社会财富的首选工具。中国金融的这种功能异化，在近年来中国改革逼近要素和产权阶段之后，已有愈演愈烈之势，并呈现出系统化的特征。这就是说，中国金融系统正在成为我们这个时代大规模财富转移的主要手段。有趣的是，就在写作这个前言的时候，我读到了一位思想大师在一百多年前对当时金融的一个惊人相似的概括。他说，“金融是对内的掠夺，战争则是对外的掠夺。”说这话的人是卡尔·马克思。对于我们来说，在自己的书中以这样的方式提到卡尔·马克思的名字，多少会让人有些局促和尴尬。不过，我还是不得不承认，马克思的洞察，对一百多年之后的中国金融，仍然是相当适用的。这或许是一种巧合，但我也同时发现，在更加宏大的视野上，当今中国的确与马克思那个时代有某些类似的处境。只不过，由于语境的改变，这种时代困境在中国知识分子的视野中不知不觉地消失了。
在整个资本主义文明的发展过程中，金融居功至伟。但金融能够起到这种作用，并不是自然而然的。它必须有一系列的有形的制度和无形的文化作为支撑。没有这种支撑，金融就可能走向反面。正如我们在中国的现实中所看到的那样，金融实际上已经成为一架不折不扣的财富再分配机器。其中所隐藏着的腐败、不公、低效率本质与金融以及财富令人艳羡的华丽外表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不过，中国金融的令人不安之处远不止于此，在一片歌舞升平之中，中国金融实际上已经成为一颗能量巨大的定时炸弹。就像亚洲金融危机一夜之间洗劫了许多亚洲国家几十年积累的财富一样，中国金融的定时炸弹一旦引爆，其后果可能具备同样的灾难性。惟一不同的是，这种来自内部的洗劫后果还没有在中国充分呈现出来。这对于我们经过20多年改革、含辛茹苦所换来的这个盛世，实在是一个莫大的隐患。然而，究竟是什么制度缺失导致了中国金融功能的严重异化呢？中国金融虽然被一致公认为中国改革中成效最差的一个领域，但这并不表明这是一个改革最少的领域。实际情况甚至恰好相反。与其他诸多领域相比，金融领域在制度、技术、监管方面的创新和改革似乎一点也不少，但最后的结局却是：中国金融体系的风险在加速度上升。其中原因并不复杂，更不需要那些看上去特别尖端的金融理论才能诊断。在我看来，这个原因相当浅显，那就是，我们缺乏一个监督机制。这个监督并非是被金融专业人员搞得神神秘秘的那种行政监管，而是指那种自下而上的社会监督，指的是一种社会各主体之间的相互制衡。在当下中国，我们甚至可以将它简化为更具操作性的舆论和信息开放。这几乎是每一个读书识字的人都能理解的东西，绝无任何高深之处。没有这种自觉的、从公民个人利益出发的监督，任何完美和严厉的行政监管都无济于事。事实上已经有人指明，中国目前对金融体系的行政监管是世界上最为严苛的，但其令人沮丧的效果却尽人皆知。直到目前为止，中国金融体系仍然属于行政权力机关，而非那种被置于法律管辖之下的市场组织，这种情况决定了中国金融体系必然成为社会监督的又一个例外。这就是中国金融体系功能蜕变的一个最根本的原因。其他的诸如所有制、监管体制、公司治理结构之类的原因尚在其次。完全可以肯定地判断，如果一直受到舆论的充分监督，中国金融体系的现状就绝不会像今天这样令人提心吊胆。许多经济学家以专业的虚妄和良知的羸弱将自己局限于“纯经济”的自我陶醉之中，却对这样一个基本常识熟视无睹：没有监督的权力必然是腐败的权力。这个真理不仅对权力适用，对看上去不像权力但实际上就是权力的中国金融体系同样适用。在这个意义上，开放舆论，实在是医治中国金融顽症的第一要务。之于中国危如累卵的金融体系，其紧迫性更是刻不容缓。
金融体系具有这样一种特征，它是直接经营“钱”的，或者说它是直接经营“财富”的。这个特征决定了，只要它“愿意”，它就可以使人在转瞬之间变成“富豪”，就像刘金宝让周正毅变成富豪那样。在中国社会中闯荡的冒险家们，早就洞悉了这一秘密。所以，在中国社会中那些突然冒起的财富巨子们大都有地下金融家的秘密身份。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构成周正毅财富帝国的，除了地产之外（这是中国经济中另外一个财富转移的快速通道），剩下的就是赤裸裸的金融机构。在周正毅的帝国中，几乎囊括了证券、期货等几乎所有金融业务。可以涉足的金融领域都涉足了，不能涉足的金融领域也通过官商勾结方式达到了同样的目标。只要没有剧烈的外部冲击导致现金流突然中断，这种金融帝国即便亏损累累，也不容易在短时间内垮掉。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许多冒险家们要争先恐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