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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货币的创造和控制与国家主权联系起来的政治神话在著名的“最优货币区”理论的蜕变中，找到了其在经济上的对应物。该理论是获得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罗伯特·
蒙代尔开创的。他长期以来一直是减少国家货币数量主张的一位多产的倡导者。这项理论在以后几十年里成为货币国家主义的一项准科学的基础。
像20世纪60年代初的大多数宏观经济学家一样，蒙代尔持有一种现已基本上丧失信誉的战后凯恩斯主义思维定式，他所笃信不疑的是，决策者在面临经济学家所说的对供求的“冲击”的情况下微调国民需求的能力。他的开创性文章《最优货币区理论》中提出的问题是：“货币区的适当范畴是什么？”他评论说：“乍一看来，这个问题也许是单纯学术性的，因为国家货币是否有朝一日会被放弃，让位于任何其它的安排，这一点看来并不属于政治可行性的范畴。”
蒙代尔接着主张在世界上的各个地区之间实行弹性汇率，在每个地区实行本地区的多国货币，而不是在国家之间。然而，经济学家们接受了蒙代尔对弹性汇率在解决对不同的“地区或者国家”产生不同影响的经济冲击问题方面的利弊的分析。他们认为，这是把现有的国家当作自然的货币区域来对待的一项理由。因此货币国家主义获得了合理的科学依据。从那时起，许多主流经济学家逐渐认识到，偏离“一个国家一种货币”的主张是错误的，起码在没有事先的政治一体化的情况下是如此。
由于经济学家们确立了货币和国家特征之间的联系（就像中世纪的神学家使亚里士多德和耶稣得到调和一样），所以各国政府采纳了最优货币区理论，作为对货币国家主义的主要的知识辩解。
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一贯对利率、贷款的到期日，甚至还有信用的受益者实行严格的控制——因为所有这一切都要求切断与世界其余国家的金融和货币联系，并严格控制国际资本流动。其结果是，这种流动的发生主要是为了解决贸易失衡或者为直接投资而融资。而本国的金融体系却仍然薄弱和欠发达。但今天的经济增长越来越多地有赖于做出投资决策。这种决策通过全球金融体系来融资和制订。（通过低成本的日元借贷，以便为在欧洲的投资提供资金，同时在美国的期货交易所针对日元的升值采取对冲措施，这已经不再是异乎寻常的。）因此，这个全球体系的不加限制和高效率的准入，而不是各国政府操纵狭隘的货币政策的能力，对于未来的经济发展来说已经变得至关重要。
但是，由于外国人往往不愿意持有发展中国家的货币，所以这些国家本国的金融体系结果基本上被孤立在全球体系之外。它们的利率往往大大高于国际市场，其贷放活动往往非常短暂——在大多数情况下只有几个月。其结果是，许多发展中国家都依赖美元获得长期信贷。因此，资本的流动变得很危险，不论有多么必要：在发展中国家，一旦货币贬值，本国人和外国人都迫不及待地打量抛售本国货币，因为货币的贬值使得该国更加难以偿还外债——由此产生了今天的国际金融体系危险的不稳定状况。
虽然最优货币区理论并没有解释其中的任何问题，但是从推进全球化的观点看，这些问题却是阻碍发展的严重障碍。发展中国家的货币国家主义与这一过程的本质发生矛盾，因而使今后出现金融问题的可能性增大。
危机中的货币
为什么最近几十年来出现一系列货币危机的问题变得如此严重？只是从1971年，就是尼克松总统正式使美元与黄金脱钩的时候起，在全球四处流动的货币才不再是对任何实物的索取权。全世界的货币现在都是政府魔术般地变出的纯粹的主权表象。这种货币的绝大多数都是没人要的：人们不愿把它们当作财富，就是今后会起码像过去一样具有购买力的东西而持有。各国政府可以要求在与国家的交易中使用本国货币，从而迫使本国公民持有本国货币。但没有受到如此强迫的外国人则会选择不这样做。人们只愿意持有美元（和少量其它货币），作为黄金货币的替代物，在这样一个世界上，把货币与主权挂钩的神话是代价巨大的，有时还是危险的。货币国家主义就是与全球化不相容。即使这只是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才变得明显，情况也一直都是这样。当时，全世界的政府都使本国货币丧失了内在的价值。
但是，作为货币学的逻辑与历史问题有悖常理，对全球化持批评意见的最著名的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热情支持了货币国家主义，作为对货币危机所造成的经济混乱的补救方法。当千百万人，包括本国人和外国人，由于担心即将发生的债务拖欠而抛售本国货币时，斯蒂格利茨的解决办法就是使本国货币与世界脱钩：降低利率、贬值、封锁金融流动，以及拒绝向借款人放贷等。恰恰是这种思维——朝着20世纪30年代的孤立主义的大倒退——乃是影响了现代全球化的危机周期的根源。
强势美元？
对于像美国这样一个多样化的经济大国来说，浮动汇率在经济上相当于一场微不足道的牙痛。它们经常需要填充物——其形式为公司金融对冲和积极的全球供应管理——但却从未动过任何大手术。这有两个原因。其一，进口价格上涨时，美国人从国外购买的许多东西就可能会被国内生产迅速和廉价地取代。出口价格下跌时，他们在国外出售的许多东西就可能会被转移到国内市场。其次，外国人也乐于把美元当作财富持有。
对较小和比较落后的经济体来说，情况就不是这样。它们在增长，往往还有纯粹的生存方面依赖进口，但没有美元就不能为其付款。它们怎么办？就要收回它们据说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市场夺走的主权，通过用美元替代没人要的本国货币（就像厄瓜多尔和萨尔瓦多5年前所作的那样），或者用欧元替代（波斯尼亚、科索沃和黑山的做法），从而一劳永逸地结束货币危机。就美元化所带来的好处来说，厄瓜多尔堪称楷模：这个陷入不断的政治动乱的国家却一直是经济稳定的堡垒，经济增长稳定而强劲，通胀率也是拉美最低的。无怪乎其新的左派总统拉斐尔·科雷亚不得不放弃其去美元化运动，以便争取选民的支持。把厄瓜多尔与多米尼加共和国加以对比。后者于2004年遭受了一场毁灭性的货币危机——一场不必要的危机，因为其85％的贸易都是与美国进行的（这个数字相当于美国一般的一个州与美国其它州之间贸易所占的百分比）。
人们经常争论说，只有对小国来说，美元化才是可行的。毫无疑问，国家小有助于使过渡简化。但是就连巴西经济也不到加利福尼亚的一半。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对获取美元的更大需求可以毫无痛苦地（并在有利可图的情况下）做出妥协，而又不会以任何方式牺牲其对美国国内物价稳定所做出的承诺。美国政府如果是开明的话，就会在人们持有更多美元的时候退还它通过造币利差所获得的利润，从而使更多的国家在政治上实际上采用美元更加容易，代价也更小。（为了获得美元，实行美元化的国家把美国国库券等附带利息的资产送给美联储。对于这种资产，美国在其它情况下本来必须支付利息。）2000年的国际货币稳定法案本来会使这种退还成为美国官方的政策，但是这项立法在国会中夭折了，因为克林顿行政当局担心，它看上去会很像一项新的外援计划，因而没有予以支持。
波拉尼断言，由于人们永远也不会接受外国不兑现纸币，所以不兑现纸币永远也不能支持对外贸易。美元就是作为这样一种全球货币出现的
但是，作为今天的全球货币，美元的特权地位并非天赐。美元最终仅仅是通过信用支持的另外一种货币。而其它国家今后之所以愿意接受它，是为了换取与它过去所买到的东西不相上下的有价值的物品。这样一来，就使美国政府机构承担了巨大的负担，必须证明这种信用的合法性。不幸的是，这些机构未能承担这一负担。不顾后果的美国财政政策正在削弱美元的地位，甚至在美元作为全球货币的作用不断扩大的时候也是如此。
40年前，就在布雷顿森林以美元为基础的金汇兑本位崩溃前几年，法国著名经济学家雅克·吕埃夫写道，这个体系“达到了如此荒诞的程度，以致有推理能力的任何人脑都无法为其辩解。”今天，美元风雨飘摇的地位是类似的。美国能够维持长期的国际收支逆差，而始终不会感觉到其影响。汇到国外的美元立即就会以贷款的形式，就是作为在国外毫无用途的美元回到国内。吕埃夫打比喻解释说：“如果我与我的裁缝达成协议，不管我付给他多少钱，他都当天就当作一笔贷款归还给我，我对从他那里订购更多的西装就不会持任何反对意见。”
由于美国的经常项目逆差达到占GDP6。6％这一巨额数字（为了维持它，每天必须输入大约20亿美元），所以美国处于一种值得庆幸的地位，就是成为中国裁缝的西装买主，而中国裁缝则立即以贷款形式——在美国的情况中一般就是购买美国国库券——退还了买主的付款。出现经常项目逆差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受到预算赤字的刺激（后者每增加1美元，就会使前者大约增加20美分到50美分）。由于缺乏改革来限制寿命更长的人口的医疗保健和养老金方面的联邦政府“应得权利”开支，所以在今后10年里，预算赤字将会猛增。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