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当时郝丁的感觉就是一股火“腾”地一下子从身上蹿起，从哪蹿的？心里？还是脚丫子？他不知道。20岁的小男子汉，脸上正是挂不住屈辱的年龄，“签就签！”他迅速拿起父亲事先已经准备好了的笔，乱云飞渡地在协议上签下了名字，然后跑回自己的房间，“砰”地一下把门摔得山响。这一声“山响”把突如其来的不解、委屈甚至从来没有过的对父亲的恨都从心里摔了出去。“炸弹”就这样引爆。
再晚一点孙子芳下班回来，她感到屋里和往常不一样，太静了。丈夫郝麦收坐在沙发上一个人沉着脸，儿子郝丁不知道是不是已经回来了，反正房门紧闭。接着丈夫告诉她：那个协议他和儿子已经签了，“你也过来签上字吧”。
采访中我发现孙子芳还有机会挽回僵局，就问：“后来您也在协议上签字了吗？您为什么签？您要是不签，这事不就没法成立，没法继续？”
孙子芳说：“我知道我们家郝麦收是个什么样的人，一旦他打算要干的事10头牛也拦不住。另外，他说签了这么个协议，郝丁就能早点自立，这事是早就跟我吹过枕边风。但道理上我想得通，只是事到临头，特别是看到郝丁签了协议以后反应这么大，一个人关在屋里，连我敲门都不开，我才知道事情麻烦了。”
随后发生的“故事”可想而知———“炸弹”引爆，儿子爆怒，老婆哭闹，父子冷战，好好一个家庭从此不得安生！抱大的一代“小皇帝”
要说郝丁，他自己也不反对，他是属于被抱大了的一代“小皇帝”。作为独生子女，他在家里享受着所有被娇惯的独生子女都能享受得到的一切。
1976年郝麦收还在沈阳部队工作，32岁做父亲，又是龙年得“龙子”，接到电报，高兴得他连件衣服都没顾得上换就急忙往火车站跑。到了车站，火车晚点（像是专门等着他），只是车门被挤得一团疙瘩，后来的人根本挤不上去，他又生怕火车开跑，情急中硬是求人帮忙把他从窗户塞进了车厢。正因为中年得子，郝麦收夫妇对郝丁宠爱有加，捧之怕摔，含之怕化。只是郝丁蔫儿淘，小时候大人觉得可爱，大了一点就开始让人担心，慢慢地，独生子女身上的一切毛病也都一一在他身上显露出来———不爱惜东西：苹果咬一口就扔，鸡蛋夹馍一口没咬也敢扔。动手能力差：六岁了还会把鞋穿反，六年级了还不会自己系红领巾。
没有自制力：什么东西都拆，家里的玩具、收音机，甚至爸爸挂在墙上的枪。
不负责任：上小学时逃学一个月，家里、学校都不见人，他却早、晚按点出去，按点回家，一个人整天在公园、马路上闲逛。不知深浅，胡作非为：抽烟、打闹，叫同学到家里来折腾，学李白斗酒诗百篇，用馒头蘸老白干，喝得一屋子孩子烂醉如泥。
对于这样一个“没出息”的独生子女，郝麦收说也说了，打也打了，但是任你家长怎么说教打骂，郝丁就是有他的小心眼儿：我就这么着，看你们怎么办？反正我是你们的独生儿子，再急、再气，还能不要我？活生生折磨了父母20年。到了他好歹读完了职业高中，气得望子成龙的郝麦收实在没法，不得不想出一个和儿子签协议的绝招儿，下“狠心”来好好整治整治皇帝老子也打造不了的他。这就有了“9·18”之夜，有了《父子协议》。
然而，事情之所以显得残酷，那是因为郝丁的身体。
郝丁出生时本是个“早产儿”，因为在娘胎里少呆了一个月，生下来就猫一样的可怜。不仅如此，落生后又赶上唐山大地震，大人都得住抗震棚，弱小的郝丁就被母亲送回了山西老家，请奶妈抚养。后来发现他身体实在很差，10个月后又被接回了天津。小的时候感冒发烧是常事，经常闹痢疾、肺炎，半夜三更由母亲一个人抱着去医院看急诊（那时郝麦收还没有从部队转业回到天津），可以说郝丁是在母亲的怜惜和抱怨中一天天“熬”大的。对于这么一个“病秧子”“小可怜儿”，母亲孙子芳只觉得能把他养活，别半路夭折了就谢天谢，哪里还有过高的期望要求孩子成龙成凤？因为我也是母亲，也有一个从小体弱的孩子，所以非常同情孙子芳。
我不知道天下像我们这样的妈妈会不会赞成郝麦收那样的做法，还是大多数人都宁愿自己的弱儿在父母的呵护下，以身体健康为第一，长大了也就靠父母安排一个一般一点的工作，谁会狠心用“协议”的办法强行把孩子推向社会，逼着他早点自立，只为了将来“有出息”？
孙子芳告诉我：她的思想并不是那么保守，在企业，她一直是搞政工的。如果按照她的本意，她是宁愿让郝丁平平庸庸的，也不愿意看着郝丁这么受自己父亲的折磨。“天下的父亲和母亲到底不一样，郝丁毕竟是我一个人惊一天险一宿地把他带大的，现在都长到二十几了，你看他还是那么瘦小枯干，要是依着我自己，我可下不了他父亲那样的‘狠心’。”她说着，几次忍不住泪，弄得我心里也潮潮的。
怎么办呢？郝丁已经软软弱弱地长到了20岁，父亲郝麦收却就是因为他长到了20岁还那么软软弱弱地不成器才决定逼他，一场战争不可避免。郝麦收把《父子协议》看成一场志在必得的“实验”，那么郝丁呢，他成了什么？我问他知不知道自己的角色？郝丁苦着脸：怎么不知道？用我同学经常嘲笑我的话说：“我就是我父亲实验室里的那只完全被动的‘小白鼠’！”冷战
1996年的“9·18”，郝麦收和儿子郝丁签下了《父子协议》，由于儿子无法接受“四不管”的“苛刻”条件，父子俩展开了长达半年的“冷战”。在这半年的“冷战”中，郝丁根本不和父亲说话，有的时候连晚饭也不出来吃，得由母亲端进他的房间，等他吃完了再悄悄地去收拾。
一边，父子俩在“僵持”，两个人都在暗暗较劲；另一边，母亲孙子芳经常叹气，实在憋不住了就和丈夫吵，要丈夫收回成命，终止合同，打电话给开发区的朋友马上替儿子安排个工作。
郝麦收呢，这段日子何尝好过？
往日亲昵的儿子不仅不再叫一声“爸爸”，同在一个屋檐下见了老爸如同仇人，而且更要命的是郝丁尽管已经在协议上签了字，但这份协议在他心里根本就没有“生效”。郝丁根本就没把这件事当真，他用无言的敌视来煎熬着父亲的“良心”，还是“我就这么等着，看你怎么办？”“我就是不出去找工作，就在家里24小时地睡大觉，看你有本事哪一天真的把我一脚踢出门？”有的时候郝麦收实在看不下儿子的横眉立目，他也曾一个人老泪横流地躲在屋里一遍遍地问自己：“我这是何苦，何苦呢？”
多少个尴尬的白天、夜晚，郝麦收尽管心里犯着“堵”，却始终坚守着自己的阵地。他知道他正在和儿子斗志，他明白这个时候时间在考验儿子，也在考验自己，无论如何他都不能后退。
家庭革命家庭革命（2）
采访中我不断地深究郝麦收究竟为什么一定要用《父子协议》的形式逼迫郝丁自立，难道就没有其他办法？难道这种办法不觉得让儿子实在难以接受？难道这么做一定会收到理想的效果？做实验成、败两存，难道他就真的不怕失败？这种实验万一失败，往小里说他和孙子芳年过半百了可能会从此失去儿子的爱；往大里说儿子会不会因为不能理解父母的做法，在这段时间里出什么事？什么事？比如离家出走，四处碰撞，遇到坏人，酗酒赌博，吸毒鬼混，甚至抢劫偷盗，违法入狱。毕竟今天的社会越来越复杂，到处都是陷阱，什么都可能发生，那样不是反而把孩子给糟蹋了吗？郝麦收被我问得有些无奈。他告诉我，他也明白现在社会上危险处处存在，他的赌注押的是自己的宝贝儿子，不是一个学术课题。当家长用“协议”这样冷酷的办法对待自己“不争气”的孩子的时候，他实验的对象是人，的确不是一件东西。但是郝麦收没有丝毫的后悔，采访中他用几个小时的声情并茂、激昂陈词，起码让我看到了他的考虑、他的协议出台并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对这件事他已经深思熟虑了很多年：
讲老实话，我也并不是没有想过其他的办法。20年来我已经说破了嘴，但是光靠说，孩子只当耳旁风，多了还逆反。俗话说“响鼓要用重锤敲”，说教不是重锤，那是软锤子，敲不响，也不管用。怎么才能让儿子真正独立？我觉得非得找一种特殊的力量让他震撼，引起他强烈的情绪激荡。为什么一定要找契约这种方式？商品社会对人最好的制约手段就是“合同”。因为协议是你自己签的，说明你同意这么做。国家现在要走向法治，要依法治国，我想我也可以在我们家里尝试着“依法治家”。1992年，我们单位开始办老年婚介所，采取协议的方式，让再婚的双方对各自婚前的财产归属、婚后的生活有一个书面约定，结果证明，这种办法的稳定率很高，没有《婚前协议》的老人再婚的离婚率如果在70％，我们的就只有5％，这些都是我的参考指数。我是可以在开发区给郝丁安排一个工作，但他后半生的路可怎么走？中国的孩子大多数只有一次断奶，那是物质的断奶，我觉得他们需要第二次，第二次是精神的“断奶”。我知道我现在做的这件事情很多人不理解，很多人都反对，包括我父亲。但是我们中国几千年的父母对孩子都是“无限责任公司”的经理，传统文化缔造的父子关系都是一种“双向依赖”的关系，子代靠父代养育长大，父母要供他们上学，给他们找工作，给他们盖房、买房，帮他们结婚，甚至以后还要替他们看孩子，为此付出了几乎全部的精力；孩子长大了呢，必须按传统习俗孝敬父母，给他们养老送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