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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由此而确立的欧洲社会的新格局中，每个国家的居民可以认为是由两个不同的民族或种族、即征服者和被征服者以不同的比例组成的。前者是土地的所有者，后者是土地的耕种者。这些耕种者被允许按照一定的条件占有土地。这些条件由于是暴力的产物，常常是很苛刻的，但很少是完全奴役性的。在罗马帝国的后期，奴隶制就巳经广泛地转变成了一种农奴制。罗马人的所谓coloni与其说是事实上的奴隶不如说是农奴。而蛮族征服者的无能和不愿亲自监督生产，别无选择地只得允许耕种者从土地上取得某些实在的利益，以刺激他们干活。例如，强迫他们每周为领主劳动3天，而其余时间的出产则归他们自己所有。若要求他们供应城堡日常消费所需的各种给养，并常常向他们征调额外的东西。则只要满足了这些需要，就允许他们自行处理剩余的产物。在这种制度下，中世纪的农奴同现代俄国（在那里，直到新近实施了农奴解放措施以前，仍然基本上是这种制度）的农奴一样，并非不可能获得财产，事实上，他们的积累是现代欧洲财富的原始来源。
在这个暴力和混乱的年代里，能积聚一点点存粮的农奴，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赎回自由并迁移到某个从罗马统治时期保留下来而未被毁坏的城镇或设防村庄；或者不赎回自由，而潜逃到那里。在那个周围都是本阶级其他成员的避难所里，靠他本人和同伴们的勇敢，他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免受武士阶级的凌辱和勒索。这些获得了解放的农奴大都成了工匠，用自己的产品换取封建主土地上生产出的剩余粮食和原料以此为生。这样，欧洲便呈现出与亚洲各国极为相似的经济状况。不过亚洲各国只有一个君主和一大群宦海沉浮的宠臣和官吏，而欧洲则有一个人数众多和相当稳定的大土地所有者阶级，后者远不及前者穷奢极欲，因为他们就个人来说拥有的剩余产品要少得多，而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还要用大部分剩余产品供养他们的家臣。由于社会的好战习俗以及政府无力给予保护，当时大土地所有者为了自身的安全必须豢养一批家臣。这种社会状况同经济上与之相对应的亚洲政体相比，使个人地位较为安稳固定，而这正是它有利于进步的一个主要原因。自那时起，经济进步从未中断过。人身和财产的安全缓慢地但却稳步地增加。有益于生活的技艺不断进步。掠夺不再是积累的主要来源。封建的欧洲发展成了商业和制造业的欧洲。在中世纪后期，意大利和佛兰德的市镇、德国的自由城、法国和英国的某些市镇，住有大批精力旺盛的工匠，以及很多富有的自由民。这些人的财富是靠制造业或买卖制造业产品获得的。英国的平民、法国的第三等级以及北美洲大陆上的中产阶级，通常便是这些人的后代。由于这些人喜欢节俭，而封建贵族子弟挥霍成性，前者便逐渐取代后者成为大部分土地的所有者。这种自然趋势有时因颁布旨在将土地保持在现有所有者家族手中的法律而受阻，有时又因政治革命而加速。渐渐地，虽然比较缓慢，在所有文明程度较高的国家内，土地的直接耕种者脱离了奴隶或半奴隶状态，尽管他们所获得的法律地位和经济地位在欧洲各国大不相同，在由欧洲人后裔在大西洋彼岸建立的各大社会也大不相同。
世界现在有几个广阔的区域，它们拥有的各种财富，在丰富程度方面过去是难以想象的。不靠强制的劳动，每年从土地上便可获得大量的粮食。这些粮食除了养活实际生产者外，还养活着同样数目、有时甚至更多的生产无数种便利品和奢侈品或从事运输业的劳动者，还养活着大批指挥和监督这种种劳动的人员，除此之外，还养活着比最奢华的古代社会多得多的从事非直接生产性职业和无业的人员。在同一块土地上（至少是在同一区域内）种植出的粮食可养活比以前多得多的人口；而且可以十拿九稳地养活，欧洲早期历史上常见的、目前在东方诸国仍周期性地发生的那种饥荒，已经看不到了。除了食物的数量大大增加以外，质量和品种也大大改善和增加了，与此同时，食物以外的便利品和奢侈品不再只限于供人数很少的富裕阶级享用，已大量普及到很多日益扩大的社会阶层手中．这种社会的集体财力是空前巨大的，可以用来作一番惊人的事业：例如供养舰队和军队，修建公共工程，不论是有用的还是装饰性的；兴办国家慈善事业，如为西印度奴隶提供赎金，建立殖民地，教育当地人民；简而言之，可干一切要花钱的事业，而无需勒紧居民的裤腰带，甚至不必牺牲他们的主要的享受。
但是在现代工业社会的所有这些特点方面，各个社会间相互差别很大。虽然财富比过去多，但它们之间富足的程度却各不相同。即令在公认为最富的诸国中，有些国家对生产资源利用得比较充分，获得了相对于疆土来说比别国高得多的产量；它们不仅在财富的数量方面，而且在财富的增长速度方面也有很大差别。财富分配的差别比生产的差别还要大。在不同的国家，最贫困阶级的状况也大不一样，最贫困阶级之上的其余各阶级在人口比例和富裕程度上也有很大差别。参与土地产品初始分配的阶级在性质和名称上，各地也有不小的差别。在一些地方，土地所有者是独立的阶级，几乎完全脱离生产，在另一些地方，土地所有者则几乎全都是耕种者，亲自扶犁下田。在地主本人不耕种土地的地方，有时候在地主和劳动者之间，有一个中间媒介，即农业经营者，他付给劳动者口粮，提供生产工具，付给土地所有者地租以后获得全部产品；在另一些情况下，则由地主、受雇的代理人和劳动者共同分享土地产品。制造业的情形如何呢？有时制造业是由分散的个人经营的，这些人自备或租用所需要的工具和机器，除自己的家人外很少雇用外人；有时制造业则是由富有的工业家经营，他备有昂贵而复杂的机器，使许多人在一座建筑物里共同工作。商业活动方面也有同样的差别。批发业务固然到处都是由大资本经营的；但整个说来占用大量资本的零售业，有时是在小店里经营的，主要靠店主本人和其家人干活，也许还雇用一两个学徒，有时则由大公司经营，其资金由富有的个人或合伙组织提供，雇有人数众多的店员。以上是通常所谓文明世界的不同地方在经济现象上表现出来的差异，除此以外，我们前面所评述过的所有较早期的状态，在世界的某些地方直到今天仍然存在。美洲仍有狩猎社会，阿拉伯和北亚大草原上仍有游收社会；东方社会本质上依然如故；俄罗斯大帝国在很多方面至今仍和封建时代的欧洲没有多大不同。人类社会的每一重大形态，包括爱斯基摩人或巴塔哥尼亚人的社会形态，现在都依然存在于世上。
在财富的生产和分配方面，人类各民族之间的这些显著差异，同所有别的现象一样，肯定是由很多因素造成的。把这种差异完全归因于人们在不同时间和地点对自然规律和工艺技术掌握程度上的不同，是不够的。还有许多其他因素在起作用；物理知识的进步和传播的不均，既是财富生产和分配状况的原因，也是财富生产和分配状况的结果。
就各国的经济情况取决于物理知识而言，这是自然科学和建立在自然科学之上的工艺技术所要研究的问题。但是，就原因是道德的或心理的，依赖于各种制度和社会关系，依赖于人类的本性而言，这些则不属于自然科学的范畴，而是属于道德和社会科学的范畴，是所谓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
生产财富，从物质世界索取人类生存和享受的手段，显然不是一件随心所欲的事，而是有其必要条件的。这些条件中有些是物理方面的，取决于物质的性质，取决于人们在特定地点和时间对这些性质了解的程度。政治经济学不研究这些，而只是予以默认，让人们从自然科学或日常经验中去寻找原因。政治经济学把这些有关外部世界的事实同有关人类本性的其他真理结合起来，试图探索出一些次要的或派生的规律；这些规律决定了财富的生产，可用来解释现在和过去贫富的差异，以及预言财富会有什么样的增加。
与生产规律不同，分配规律在某种程度上是人为的制度，因为某一社会中财富分配的方式取决于通行于该社会的法令或习惯。但是，虽说政府或国家有权决定应该有什么样的制度，可它们却不能任意确定这些制度起作用的方式。它们对财富分配拥有的权力依赖于哪些条件，社会所接受的各种行为方式是如何影响分配的，这些同任何自然规律一样是科学研究的主题。
生产和分配的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