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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力。最后，会连这样粗劣的饭食都不能自给，若无人供养则必死无疑。要不然就得根本改革迄今为止他们不幸地在其下生活的经济制度。这种紧急状况迫使立法机关和国民给予注意，但很难说有多少效果。因为弊端是根源于这种土地租佃制度。在这种制度下，除去害怕饿死以外，人民的一切勤俭动机都被清除，国会所提出的解决办法甚至连这一点都加以消除，而代之以给予他们申请救济的法律权利。对纠正弊害的原因，除空话以外什么也没有做，虽然由于这种因循误事国库花掉了几千万镑。
“没有必要”（我说过）“费力去证明爱尔兰经济弊端的真正基础是投标佃农制度；当由竞争来确定农民的地租成为这个国家的习惯做法时，期待勤劳、活力、死亡以外的人口限制、或轻微地减轻贫困程度，都无异于镜花水月。如果我们务实的政治家没有成熟到承认这一事实，或如果他们从理论上承认这一点，但却没有足够的实际感受因而不能对它制订出处理方针，仍然会有另一个他们难以回避的纯粹实际问题。如果人们迄今所赖以为生的收获继续处于靠不住的状态，则除非对农业技术和勤劳给予某些新的、重大的刺激，否则爱尔兰的土地再也不能供养象目前这样的人口。该岛西半部的全部产品，即令不交地租，现在也无法长期养活它的全体居民。在他们的人数由于迁走或饿死而减少到适应于他们低水平的勤劳程度以前，或者如果找不到一种方法可以使这种产业的生产能力大量提高，他们一定总是帝国每年税收的负担。”
自从写了这些以来，发生了一些预料不到的事件，使爱尔兰的英国统治者摆脱了好些麻烦事，而这些事本来会因他们的冷淡和短见而给予他们公正的处罚。在投标佃农制度下的爱尔兰再也不能向其居民提供粮食了。国会采取了救济办法，但它只是促进人口增加，对生产却毫无刺激。然而，爱尔兰人民由于始料未及的原因而得到解救（并非出于政治上的明智）。自助移民——威克斐制度（靠先移出者的收入支付后继者的花费）按自愿原则大规模地实施了，目前已把人口降到在现行农业制度下能够得到工作和口粮的数目。以1851年的人口调查和1841年作比较，人口减少了约150万。随后的人口调查（1861年的）表明，人口又减少了约50万。这样，爱尔兰人以移民到这块富饶的大陆来得到了一条出路。这块大陆能够在不降低生活水准的情况下供养全世界好几代增加的人口；爱尔兰的农民也注意到大洋彼岸的人间天堂，将其作为摆脱撒克逊人的压迫和大自然的暴虐的可靠的避难所。无可置疑，不论今后由于在爱尔兰普遍推行英格兰的耕作制度，甚或象苏塞尔兰郡那样，将整个爱尔兰改成牧场，农业劳动的出路会减少到什么程度，失去工作的人们会以与1851年以前3年100万爱尔兰人前往美国同样的速度移居美国，而且同样无需国家出钱。认为一国的土地只是为了几千个地主的利益才存在，只要农民交纳了地租社会和政府就履行了自己的职责的人们，无妨由这一结果考虑一下怎样才能使爱尔兰的难题得到圆满的解决。
但是，现在已不是能坚持这种蛮横主张的时代了，人心也不许如此。爱尔兰的土地，不，任何国家的土地，都属于该国人民所有。称为地主的个人从道德和公正原则来说，都只有收取地租或得到地价作为补偿的权利。对于土地本身，需要考虑的最重要的问题是采取什么占用方式和耕作方式对当地的全体居民最有利。当大多数居民因对他们及其祖先在这里过苦难生活的国家的公正原则感到绝望，纷纷到别的大陆寻求他们在国内得不到的土地所有权时，收租的地主也许会感到这对自己非常有利，但是帝国的立法机关应该用另一种眼光来看待这种几百万人民的不得已而移居国外。如果一个国家的居民由于政府没有为他们提供适于居住的地方而大批出国，政府就应该受到批评和谴责。地主的合法权利所具有的金钱价值毋须减少分文，但是，爱尔兰的实际耕作者要求在爱尔兰做到在美国所做到的事情——耕者有其田，这是正当的。
良好的政策应当适应这种正当的要求。有些人既不了解爱尔兰，也不了解海外的任何国家，他们把英国的习惯做法当成社会和经济优越的唯一标准，把投标佃农转化为雇佣劳动者作为改善爱尔兰不幸状况的唯一方法。但这只是改进爱尔兰农业的方法，而不是改善爱尔兰人民处境的方法。散工的地位不会使缺乏远见、节俭和自制习惯的人们具有这一切。如果爱尔兰农民普遍地变成靠工资生活的人，而人们的旧习惯和精神状态没有变化，那么，我们所看到的只能是四、五百万散工过着与过去投标佃农所过的生活同样不幸的生活；即，同样安分守己地过着苦日子，同样轻率地多生孩子，也许甚至同样无精打来地工作。因为他们不会全体被解雇，即使被解雇，他们也可以靠济贫税过日子。如果使他们成为自耕农，效果就大不一样。一个在勤劳和谨慎方面有许多东西要学习的民族——在勤劳美德方面众所周知在欧洲居民中是最低的——要获得新生，就必须以强有力的刺激激励这种美德，而这样的刺激目前无过于土地所有权。使耕作者同土地建立永久的利害关系，可以保证他们坚持不懈地辛勤劳动，是目前防止人口膨胀最有效的方法（虽然不是十分可靠），如果这一方法无效，则其他任何方法也许更加起不了作用；那种弊害不是单纯的经济对策所能消除的。
爱尔兰的情况在它的需要方面与印度相似。在印度，虽然不时犯一些重大的错误，但从未有人建议，以农业改良的名义将农民赶出他们占用的土地；人们曾经谋求的改良旨在使他们的租地权更加稳固。只是在如下两种人之间意见有所不同，一种主张给予农民永久租地权，另一种则认为缔结长期租约已经足够。在爱尔兰也存在同样的问题。无可否认，即令在爱尔兰，在有时可以看到的某种地主的名义下，长期租约也会产生奇迹。但这些租约必须在租金较低的条件下签订。靠长期租约是不足以排除投标佃农制度的。在投标佃农制度存在的时候，租约总是长期的；21年和“三代并存”是通常的租地期限。但地租是由竞争决定的，其数额比佃农所能支付的要高得多，因此佃农同土地不存在有收入权益的利害关系，也不能靠努力取得这种权益，租约的长处几乎只是名义上的。在印度，在政府没有轻率地将土地所有权让给柴明达尔的地方，它是能够防止这种弊害的。因为它本身就是地主，可以按照自己的判断来确定租金。但在私人成为地主的情况下，当地租是由竞争决定，而且竞争者是为生存而拼搏的农民时，除非人口极为稀少，使得竞争成为表面上的，否则名义地租是不可避免的。大多数地主都会攫取眼前的金钱和权力。只要他们能找到急于向他们提供一切的投标佃农，要靠他们从同情心出发克制这种非行是办不到的。
永久租地权对土地改良的刺激作用大于长期租约。这不仅是因为，长期租约，不论其期限如何长，在期限届满以前，得经历各种各样的短期租借阶段，直到租约完全解除；而且还有更根本的理由。道理也很简单，即令在纯经济学中也无需靠想象力来作解释。“永久”的效力比“最长期”的效力大；即令租期长得足以把子女及其所关注的一切人都包括在内，在他的精神境界高到公益（它也包括永久租地权）完全左右他的感情和欲求的程度以前，他不会以同样的热情去努力提高所租土地的价值，因为他同这块土地的利害关系是遂年减弱的。此外，如果永佃制象在欧洲所有国家那样成为土地所有权的普遍规则，则一种有限期的租种，不管租期多长，肯定会被认为是不值得考虑和有失身分的事情，因而人们不大会产生得到这种土地的热情，得到以后也不会对它怀有多少感情。但在一国实行投标佃农制度的时候，永久租地权问题变成次要的问题，而限制地租则成为重大的问题。资本家经营农场是为了获得利润，而不是为了获得面包。因此即令其所支付的地租由竞争决定，也不会有什么危险。劳动者所交纳的地租却不能这样，除非这些劳动者处在文明和进步的状态，这种状态任何地方的劳动者都还没有达到，在这样的租佃制度下也是不容易达到的。农民的地租决不是可以任意决定的，也决不是地主可以任意变动的，它绝对需要按惯例或法规固定下来。在没有确立象托斯卡纳的分益佃农制度那样的互利习惯的地方，理性和经验表明地租宜由当局规定。这样就把地租变成免役租，把租地农民变成自耕农。
为了在极大的规模上实现这样的变革，以达到完全废除投标佃农制度的目的，人们最容易想到的办法是靠国会的法令来直接而彻底地进行这一改革；例如，把爱尔兰的全部土地交给佃农所有，使现在实际支付的地租（不是名义地租）成为一种固定的租金。这是反联合协会在他们的宣传鼓动最有成效的时期以“固定土地租用权”的提法提出的一项要求。其最早、最热心和最顽强的倡导者康纳先生曾以“估价和永佃”的说法更为妥帖地表达这一要求。如果企求地主放弃的现在价值可以未来价值的增加给予补偿，则它对现存社会关系的破坏并不比斯坦因和哈登堡两位大臣所实行的办法激烈，他们在本世纪初期以一系列的敕令彻底改变了普鲁士王国的土地占有状况，从而成为该国的最大功臣而名垂青史。在曾著书论述爱尔兰问题的很有见识的外国人冯劳默尔和古斯洛夫·特·博蒙看来，这种补救办法确实而且显然是消除爱尔兰的弊病所必需的，所以他们很难明白，为什么这一办法至今尚未实行。
然而，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