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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这一家可以很好地耕种15英亩土地。……这样，我们就会明白”（这是几页详细记述和计算的结果，）“一个仅有一小笔资本和15英亩良好沙地的勤勉的男子，靠铁鍬耕作，不仅可以维持自己的生活，养活一家人，交付适当的地租，而且可以在他的一生中积蓄一大笔钱。”但是，他用以做到这一点的坚持不懈的勤劳，很大一部分不是花费在单纯的耕作上，而是为了在遥远的未来取得报酬而花费在土地本身的改良上——这种勤劳与不付地租没有任何关联吗？如果不以事实上的永佃权或某种许诺为前提，或不以在租入的土地上勤恳地劳动和实行节约，日后确实可以成为自耕农为前提，这种勤劳能够做到吗？
至于他们的生活方式，“佛兰芒的农场主和劳动者的生活比英国同一阶级的人们节俭得多；除星期天和收获期以外，他们很少吃肉。脱脂牛奶、马铃薯和黑面包是他们的日常食物。”那些在欧洲走马看花的旅行者，以此为依据，断言欧洲大陆任何国家的农民都过着贫困和悲惨的生活，它们的农业制度和社会制度是失败的，只有英国的制度才能使劳动者得到幸福。不论英国的劳动者是否幸福，他们只是在这一制度下才确实永远不会试图过得更好些。英国的劳动者习以为常地认为一个劳动者不花光他所挣到的全部收入是不大可能的，因而，他们惯常把节俭的征兆误认为贫穷的征兆。请看一下对这个现象的正确解释。
“因此，他们逐渐获得资本，他们最大的抱负是自己拥有土地。他们热切地抓住每一个购买小农场的机会，土地的价格由于竞争而大大提高，因而土地带来的收益几乎不超过购地价款2％的利息。大地产逐步消失，并分割成若干小块，它们都以高昂的价格出售。但是，国民的财富和产业不断增加，它们散布于群众之中，而不是积聚在几个人的手里。”
这样的事实是人所共知和容易理解的，但人们大为吃惊地看到，有的人不以佛兰德的事例来推奖自耕农制度，相反地却认为它是对自耕农制度的一种警告；其理由仅为一种设想的人口过剩——这是从布拉邦特和东佛兰德的农民在发生灾荒的1846－1847年间陷入贫困推断的。我所摘引的一位熟悉这方面情况的著述家（他不靠任何经济理论来支持自己的说法）的证词，表明了这种贫困无论它可能严重到什么程度，都不是由于这些小农在正常情况下无法充分供应他们必须供养的一切人的需要而造成的。它来源于这些人耕种自己的土地，生产自己所需要的食物这一基本状况，就是说，季节旺淡的后果必须由他们自己承担，不能象大农场主那样转嫁到消费者身上。如果我们回忆起1846年的收成——所有的谷物都部分歉收，而马铃薯则几乎全部付诸东流，那么，在这样一种稀有的灾难中，6英亩土地（其中一半用于种植大麻、亚麻或菜子）的生产物不足以供应全家一年的口粮，就毫不足怪。但是，我们不应拿佛兰芒的不幸的农民去同耕种几百英亩土地的英国资本家作比较。如果这个农民是一个英国人，他不是那个资本家，而是资本家雇用的一个散工；那么，在收获不足的时期，散工的生活就不会困苦吗？我以为，没有理由可以相信，在歉收程度相同的情况下，比利时会比其他国家更为贫困。
第六节 关于英法海峡群岛自耕农制度的证词
英法海峡群岛自耕农制度的优越性具有极为有力的证据，除上述许多引证外，我还要在这里援引有关这些岛屿经济状况的部分描述。这是一位著述家通过个人观察并对别人提供的资料进行精心研究以后作出的，威廉·桑顿先生在他的《为自耕农请愿》（该书在材料和写作技巧方面颇具特色，应当看作是有关这一问题的标准著作）中就根西岛的情况作了如下的叙述：“从这样狭小的地区运送这么多产品到市场上去，这在英国也很难看到。这件事本身就可以证明，这些耕作者一定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贫困，因为他们已成为自己生产的产品的完全所有者，所以他们出售的当然只是自己不需要的那一部分。他们在生活上的称心如意对任何观察者来说都是显而易见的，希尔先生说：‘我发现根西小岛是我过去接触过的社会中最幸运的社会’。乔治·黑德爵士说：‘旅行者无论走到什么地方，都可以看到那里的生活很舒适’。英国游客第一次徒步或驱车越出圣彼得港的范围时，极其意外地看到的是在其风景中稠密地散布着住宅的外观。不少住宅类似本土中层阶级人士的住宅；但是，他难于猜出住在其他一些住宅中的是哪一类人，虽然这些住宅一般对农场主来说并不够大，然而对散工来说从任何方面看都过分漂亮。……确实，全岛除少数渔民的小屋以外，任何住宅都不家英国本土农场劳动者的普通住宅那样简陋。……卸任不久的根西岛行政官德·黑尔布罗克先生说：‘打量一下英国农民的茅舍，并拿它们同本岛农民的村舍作比较’。……乞丐完全看不到了。……贫民，至少是身体健康的贫民，几乎同乞丐一样罕见。储蓄银行帐目也就根西各劳动阶级的生活一般都很富裕提供了证明。1841年，英国本土约1500万的人口中存款人数不到70万，即每20人有1人存款，平均存款额为30镑。在同一年，根西26000人口中存款人数为1920人，而平均存款额为40镑。”有关泽西岛和奥尔德奈情况的证词具有类似的性质。
桑顿先生就英法海峡群岛小农经济的效率和生产性提出了充分的证据，并将其效果总结如下：“由此可知，在英法海峡两个主要岛屿的农业人口密度同不列颠相比，一个大1倍，另一个则大两倍。在不列颠，每22英亩耕地只有一个耕作者，而在泽西则每11英亩耕地有一个耕作者，在根西为每7英亩耕地有一个耕作者。然而，这些岛屿的农业，除耕作者以外，还要分别供养其密度相当于不列颠4倍和5倍的非农业人口。这种差别并不是海峡群岛的土壤或气候良好所造成的，因为泽西岛的自然条件比英国南部各郡恶劣，根西岛的自然条件也不比英国南部各郡好。这种差别完全是农场主们勤奋照管和大量施肥的结果。”他在另一个地方说：“1837年，英格兰大农场中小麦的平均产量仅为21蒲式耳。任何一郡的最高平均产量也不超过26蒲式耳。自那时以后，全英格兰的最高平均产量为30蒲式耳。在泽西岛（该岛农场的平均面积只有16英亩），按照英格利斯的记述，1834年每英亩小麦的平均产量为36蒲式耳；但官方提出的数字表明，在到1833年为止的5年内为40蒲式耳。在格尔恩赛（该岛农场的平均面积更小），按照英格利斯的说法，每英亩4夸特可以认为是好收成，但这还是很一般的收成。”“在英格兰，人们认为每英亩30先令对中等土地来说是一种很合理的租金，而在英法海峡群岛，除非常差的土地以外，每英亩土地的租金至少是4镑。”
第七节 关于法国自耕农制度的证词
自耕农制度不适宜的看法通常源自法国；人们常常断言法国是在可能是最恶劣的农业条件下取得其成果的。由于土地的细分，它将很快陷入（如果不是已经陷入）饥饿的深渊。如此背离事实的看法为什么这样普遍地流行，其原因很难说明。在法国大革命以前，法国的农业极其惨淡，农民处在极端贫困之中。在那个时候，他们并非象现在这样普遍地拥有土地。然而，确有不少地方的土地在很大程度上是农民的财产，其中有很多对普遍恶劣的农业和普遍的贫困来说是极其引人注目的例外。在这一论点上的一个无可争议的权威——阿瑟·扬，是顽强地反对小农场的学者，现代英国农业学派的领袖。他在1787、1788和1789年几乎走遍了整个法兰西。当他看到非常优越的耕作方法时，毫不犹豫地承认它是自耕农制度的产物。他说：“离开了索佛，我就惊奇地看到一大片土地，那里除了巨大的岩石以外似乎什么都没有，然而其中大部分都已围住，并且在极其勤奋的照料下种植作物。每个人都有一棵檄揽树、桑树、杏树或桃树，在这些树之间散布着葡萄树；因而可以设想，整个地面是被零零散散地混杂在一起的这些植物和凸出的岩石覆盖着的。这个村庄的居民的勤勉应当受到奖励；如果我是法国的部长，我就会嘉奖他们。他们会很快地把自己周围的一切荒地变成园圃。一小群勤勉的庄稼汉之所以化岩石为沃土，我认为，这是因为那些东西属于他们自己，如果他们受到同一万能原则的激励，他们也会化荒地为沃土。”他又说：“走到罗森达尔，”（敦刻尔克附近）“勒布伦先生很有礼貌地带我参观了他对那里的沙丘所作的改良。在当地和市镇之间、盖了许多小巧的房屋，每座房屋都附有园圃和一两块用篱笆围住的田地。这些田地原先都是极其恶劣的沙土，色白如雪，现在已由于人们的辛勤劳动而得到改良。私有财产的魔术把沙土变成黄金。”他还说：“走出甘奇以后，我惊奇地看到人们在灌溉方面作出了极其巨大的努力，其程度远远超过我过去在法国所曾见到的；随后我又经过布满耕作良好的梯田的崇山峻岭。在圣劳伦斯有很多水浇地。这个景色对农民来说是非常迷人的。从刚奇乘车穿越崎岖不平的山地，是我在法国的旅行中最赏心悦目的事情；到处是热火朝天的劳动和欣欣向荣的景象。这里有一种活力，简直可说是一往无前、无坚不摧。它使峻岩披上了绿装。如果询问其原因何在，对有常识的人来说是有失体面的；这必然是由于人们享有所有权。让一个人牢固地拥有一块充满岩石的荒地，他会使它变成一个园圃；让他以9年为期租种园圃，他会使它变成一片沙漠。
在他对西比利牛斯山脉的山麓地方所作的描述中，他不再谈他所推测的，而只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