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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太长。做了最大增补的是关于《利率》的一章 ；该章所采用的大部分新材料以及很多细小的改进，我受益于友人凯纳斯教授的建议和批评。他是当前最科学的政治经济学家之一。
［在1865年“大众版”中对序言所作的增补］
除将所有的外语引文和大部分外语词句译成英语，并将看来是多余的极少数引文全部或部分删去以外，本版完全据第六版翻印．过去作为附录重印的有关作者同《每季评论》在法国土地所有状况问题上进行的论战的文章，本版也删掉了。
第七版序言［1871年］
本版除了少量的文字修改以外，同原先的“文库版”和“大众版”完全一样。自从这几版出版以来，在供求理论及罢工和工会对工资的影响问题上作过几次有益的讨论，由此我们增进了对这些问题的了解。但其成果，在作者看来，还没有成熟到可收入政治经济学综合著作的地步。由于类似的理由，对于根据新近的条例对爱尔兰土地法进行的修改，要推迟到多年的经验表明这一用意良好的尝试已在处理爱尔兰经济制度最大的弊病中所起的作用时再予评论。
绪论
在人类活动的每一个领域，实践都长期领先于科学。对自然力作用方式的系统研究，是长期努力将自然力应用于实际以后的产物。因此，将政治经济学看作科学的一个分支是最近的事。但是它所研究的主题在各个时代却必然是人类所主要关心的事情之一，并在某些时代，是最最关心的事情。
这个主题就是财富。政治经济学家们声称是讲授或研究财富的性质及其生产和分配规律的，包括直接或间接地研究使人类或人类社会顺利地或不顺利地追求人类欲望的这一普遍对象的一切因素所起的作用。并不是任何一本政治经济学著作都能论述甚或是列举出所有这些因素，但总要尽量阐明制约它们起作用的规律和原理。
每个人对财富指什么都有一对于日常用途来说是足够正确的看法。与财富有关的研究不会同人类所关心的任何其他研究工作混为一谈。谁都知道致富是一回事，而有知识、勇敢或仁慈是另一回事，研究一个国家如何才能富裕，和研究一个国家如何才能自由、公正或在文学、艺术、军事、政治方面声名卓著，是完全不同的两个问题。实际上，这些事情全都间接地有联系并且相互影响。一国人民有时会先富起来才得到自由，有时又先自由了才富起来。一国人民的信仰和法律对他们的经济状况起很大作用，而经济状况通过对智力发展和社会关系的影响，又作用于人民的信仰和法律。但是，这些事情虽说密切相关，可又有本质上的区别。人们对此从来没有异议。
本书不打算给名词所表达的概念穿凿入微地下精确的定义，只要所表达的概念足够明确，能满足实际需要就行了。但是，尽管很少有人认为，在象什么是财富这样简单的问题上，概念会发生严重的混乱，可历史上确曾出现过这样的概念混乱。理论家和政治家在某一时期都曾普遍地受到这方面的影响。许多世代以来，概念的混乱引导欧洲的政策走上一条彻头彻尾错误的道路。我指的是从亚当·斯密的时代以来被称为重商主义的一套学说。
重商主义流行时，在国家全部政策中都或明或暗地将财富看成只由货币或贵金属（没有铸成货币的贵金属是能够直接转变为货币的）组成。按照当时流行的学说，有助于一个国家积累货币或金银块的无论什么事情都会增加其财富。而将贵金属从一个国家运出则会使其变穷。如果一个国家没有金银矿藏，它唯一能借以致富的产业便是对外贸易。只有这个产业才能带来货币。在货币上出多于入的任一贸易部门，不论以别的形式获得的收益多么多，多么有价值，都会被看作是失败的贸易。货物的出口受到优待和鼓励（甚至靠极耗费国家人力物力的方法），因为出口的货物规定要用货币偿付，有希望由此而得到金银。除贵金属外任何东西的进口，都被看作是国家的损失，损失额相当于进口物品的全部价钱，除非输入是为了再出口以获取利润，或除非作为国内某些企业的材料或工具，因而使出口物品能以较低的成本生产并从而提高出口数量。世界商业被看成国家之间的斗争，为了争夺现存金银的最大份额。在这一竞争中，只有使别的国家受到损失，或至少防止它们有所得，一个国家才能有所得。
一代人的普遍信念——若不靠智慧和勇气进行非凡的努力，当时便没有人能够摆脱它——常常到下一代时会变得如此明显地荒谬可笑，以致唯一的困难是去想象当时人们怎么会相信它。货币是财富的同义词这种学说就是如此。现在把这种观念作为严肃的意见来对待，似乎太可笑了。它看来象是童年时期的一个不成熟的幻想，只要任何成年人讲一句话就马上可以纠正。但可以肯定，如果生活在其流行的日子里，无人会幸免于被迷惑。日常生活和生意所造成的联想协力于促进这一观念的形成。只要这些联想是考察这一问题的唯一媒介，我们现在认识到的显而易见的谬论就似乎是自明之理。事实上，若一旦有了怀疑，它就站不住脚了。但如果一个人不熟悉描述和思考经济现象的某些方式，他就不大会对这种观念提出疑问。而只是通过亚当·斯密和其解释者的影响，人们才对这些方式有了大体的理解。
在日常交谈中，财富总是用货币表示的。如果问一个人有多富，得到的答复是他有几千镑。所有的收入和支出，所有的得益和损失，用来使人致富的每一件东西都是用出入多少货币来计算的。的确，在一个人的财产账上不仅包括他所实际拥有的或者应归于他的货币，而且还包括一切其他有价物品。然而，有价物品不是以它们本身的性质登录在账上，而是按它们能卖多少钱来登记的。如果它们的卖价降低，虽然这些物品本身还是一样，其所有者的富裕程度就会被认为降低了。同样确实的是，人们不会因有钱不用而致富，他们必须愿意为了获利而把钱花掉。那些靠做生意致富的人，是通过用钱易货和用货易钱来做到这一点的。前者和后者都是这一过程的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但是，为了获利而购买货物的人，会再把货物卖出去换取货币，以期赚更多的钱。因此，即令对这个人来说，赚钱似乎也是整个过程的最终目的。他常常并不付钱，而是付出某些别的东西：买进等价的货物，用来抵消他所出售的货物。但他是按货币价格接受货物的，相信这些货物带来的钱，最终会超过购买它们时所花的钱。一个商人做大量生意，迅速地周转他的资本，在某个时候手头上只有很少的现钱。但他只有在资本可转换成货币时才会感到对他有价值。净收益尚未以货币偿付或记入贷方以前，他不会认为交易已结账。他歇业时，要把全部所有都转换成货币，只有在转换成货币之后，他才认为获得了收益。似乎货币是唯一的财富，货币的价值是获得财富的唯一手段。如果现在问一下，除了满足本人或其他人的欲望或享受以外，还为了什么目的要去弄钱，重商主义的拥护者根本不会对这个问题感到为难。确实，他会说，这些是财富的用途，并且当只限于购买本国商品时是非常值得称赞的用途。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以你所花去的款项，使你的同胞致富了。如果你乐意，把你的财富花在任何嗜好上都行。但是你的财富不是这些嗜好，而是你花在嗜好上的货币总额或年货币收入。
虽然有很多事情使重商主义所依据的前提条件看上去似是而非，但重商主义断然把货币和其余各种有价财产区别开来还是有一些理由的，尽管理由很不充分。的确，我们在衡量一个人因拥有财富而得到的好处时，不是看他实际享有多少有用而合意的物品，而是看他对一般有用而合意的物品拥有多大支配权，即看他在应付紧急需要或满足欲望方面有多大能力。而货币本身便是这种能力。在一个文明国家内，所有其他物品似乎只因能换取货币才具有这一能力。拥有任何其他物品，便仅仅是拥有这一具体物品。如果你不想要这件物品而想要另一件物品，你首先要把它卖掉，或者如果可能的话，费很多事，花很多时间寻找持有你想要的物品并愿意和你进行物物交换的人。但是用货币你就可以立刻买到市场上出售的任何东西，因而一个人拥有的若是货币，或是可以迅速转换为货币的物品，那么在他本人和别人看来，他所拥有的就不是某一件物品，而是可以用货币随意购买的所有物品。超过一定数量的财富所具有的最大效用，不是它所买到的享受，而是其拥有者具有的达到一般目的的能力，没有任何一种财富能象货币那样直接和有把握地具有这种能力。只有货币这种财富不仅能用于某一用途，而且还能立即转而用于任何一种用途。这种区别尤其会对政府产生影响，因为它对政府有重大意义。文明国家的政府若不能征得货币租税，则得自税收的好处便很少，因为如果它要支付大笔意外的款项，特别是如果为了征服别国或不被别国所征服（这在近代以前是国家政策的两个主要目标）而需要在国外支付战费或补助费，则除了货币以外几乎没有别的支付媒介可供此用。所有这些原因共同使得个人和政府，在估算其财力时，几乎只重视实际有的（in esse）或可能有的（in posse）货币，而把所有别的东西（当把它们看作是其财源的一部分时）仅仅看作是获得货币的间接手段，因为只有获得了货币，才能对欲望对象拥有无限的而又即时的支配权，这便是重商主义者对财富观念所作的最好解释。
然而，谬论终归还是谬论，尽管我们发现了一些表面原因使它看起来似乎有道理。当人们开始（尽管是以不完善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