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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即便是大多数制造部门的主顾，也不是其主要的主顾。但是，虽然这一特定产业部门本身可以扩展，可它却是靠整个社会来补充其减少了的流动资本。如果该部门的劳动者避免了失业，那是因为失业分摊到了所有劳动人民头上。如果他们中的一些人沦为非生产性劳动者，靠自愿或法定救济为生，那么国家的总产量就会相应减少，一直到正常的积累过程将其补足为止。但如果劳动阶级的境况使他们能承受工资的暂时下降，被解雇的劳动者为其他职业所吸收，则他们的劳动仍然是生产性的，社会总产量的减少得到了弥补，尽管工人遭受的损害并未得到补偿。我把前面已经讲过的东西重复一遍，是为了使人对下面这一点有更深的印象，即一种生产方式不一定因为能使某种商品卖得便宜些，就会增加整个社会劳动的产物。售价降低一般会使产量增加，但却不是必然会使产量增加。不增加产量的情况仅仅是一种在理论上有可能出现的例外情况，而不是实际经常出现的情况，其原因前面已经说过，后面还有更详尽的说明，这里就不再说了。
用大生产体制代替小生产体制所节省的很大一部分劳动，是资本家自己的劳动。如果100个拥有小资本的生产者分别进行同一业务，则每个业主也许要花全部精力来管理企业，至少没有时间或心思去干别的事。而一个拥有相当于他们资本总和的制造商，雇用10个或12个办事员，就可以管理他们的全部业务，还有空干别的事。小资本家通常事无巨细都要管，而大资本家则把有些事交给下属去做。小农场主要亲自犁地；小商人要站柜台；小织布商要踩动自己的织机。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职能的联合是不经济的。业主要么把其指挥才能浪费在了日常事务上，要么他只适宜于做指挥工作，因而把日常事务搞得一团糟。然而，必须指出，有人十分重视节省这种劳动，但我却不这样看。毫无疑问，花在监督很多小资本上的劳动要比花在监督大资本上的劳动多得多。然而，小生产者通常感到自己是主人，而不是某个雇主的奴仆，由此而为付出的这种劳动获得了充分的补偿。可以说，如果他们看重这种独立性，他们就会甘愿为此付出代价，甘愿减价出售其产品来同大商人或大制造商竞争。但他们不能老这样干，同时又能维持生存。因此，他们逐渐从社会上销声匿迹。在延长无望的挣扎中耗尽了自己小小的资本以后，他们或是沦为雇佣劳动者，或者依靠别人生活。
第二节 合股原则的优点和缺点
合并许许多多小资本形成大资本，或换言之成立股份公司，极大地促进了大规模生产。合股原则的优点很多而且很重要。
首先，很多事业所需要的资本量超出了最富有的个人或非公开性公司的财力。任何个人都无力修筑从伦敦到利物浦的铁路；即便建成铁路后，任何个人能否经营其运输业务，也是值得怀疑的。诚然，政府既能修建铁路，也能经营其运输业务；在合作尚处于早期阶段的国家，只能指望政府来搞需要大量资金的工程，因为政府可以通过征税获得所需的资金，而且也已习惯于管理大事业。然而，由于人所共知的以及后面要详细说明的原因，当有别的可采用的办法时，政府管理工业活动通常是最不适宜的。
其次，有些事业虽然并非个人绝对不能经营，但个人经营的规模和连续性却无法满足社会日益增长的苛求。个人完全能够从英国向世界各地发出客船和邮船，在出现股份公司以前就已有人这样干了。但是，随着人口、贸易和支付手段的增加，公众已不再满足于偶然的机会，而要求班轮定期开出，对某些地方每天开出一两次，对另一些地方每周开出一次，对另一些地方必须每月两次定期开出大型豪华轮船。很显然，要维持这样昂贵的定期的业务周转，需要有多得多的资本和多得多的合格管理人员，而这不是个别资本家所能做到的。还有另外一些事业虽然完全可以用小资本或中等规模的资本来经营，但却需要有大笔认购的股金来向公众担保金钱方面的契约将得到履行，特别是当业务的性质要求很多人愿意把自己的钱托付给有关的企业时，例如银行业和保险业的业务。合股原则对这两个行业是非常适合的。然而，由于统治者的愚蠢和自私，我国直到不久以前还用法律禁止这两个行业采用合股原则，禁止集资办银行和海损保险公司，目的在于给予政府特许的机构、即英格兰银行和两家保险公司（即伦敦交易所及皇家交易所）以有利的垄断地位。
合股或合伙经营的另一个优点，是公开性。公开性虽然不是合股原则的必然结果，但却是该原则的自然结果，并且在某些重要情况下已成了强制性的。在银行业、保险业和其他完全依赖信用的行业中，公开性比起已缴的大量资本来是取得成功的更为重要的因素。个人开办的银行发生重大亏损可以保密；即令在亏损已大到会引起银行倒闭的情况下，银行家仍可以维持好些年，试图恢复其地位，结果是更为悲惨地破产。但定期公布账目的股份公司却不那么容易隐瞒亏损情况。账目即便被窜改，也仍具有某种抑制作用；股东若在股东大会上对账目的真实性表示怀疑，便会使公众有所提防。
以上便是合股经营优于个体经营的一些方面。但看一下问题的另一面，就会发现个体经营也有大大优于合股经营的一些方面。其中主要的是个体经营者对事业成功的关心程度要大得多。
股份公司的管理机构主要由雇员组成。尽管董事会负责监督经营管理并且实际上也由董事来任免经理，但他们仅在个人所持有的股份的范围内，与公司经营的好坏有切身利益，而他们的股份常常是公司资本的很小一部分，通常也只是董事本人财产的很小一部分，而且他们一面参与公司的管理，一面从事许多其他对其自身利益来说同样重要或更为重要的事情；除了雇用来的管理者外，没有人把股份公司的经营管理当作主要关心之事。但经验表明，表达日常经验的谚语也证明，雇佣者的经营管理不知要比切身利益者的经营管理差多少倍，不得不雇人管理企业时，“主人的眼睛”一定要盯牢。
经营管理好一个工业企业，需要有两个完全不同的条件，即忠诚和热情。雇来管理企业的人，其忠诚是可以放心的。当其工作是严格地有章可循时，不容易昧着良心去捣鬼，一旦失职饭碗就会被打破。但要使一家大企业生意兴隆，需要做许许多多事情，这些事情都无法事先确定，不可能将其转化成明确无误的责任。首先最为重要的是，要求领导人时时刻刻把企业放在心上，不断地拟订增加利润、节省开支的方案。不大可能指望一个受雇于他人、为他人利益管理企业的人，会如此强烈地关心企业的事情。人类的实践活动已证明了这一点。请看一下整个统治阶级和政府部长们的情况。委托给他们的工作是所有职业中最有趣和最激动人心的；国家的兴衰同他们的自身利益是息息相关的；而且公众对他们的毁誉褒贬，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对此人们有最强烈的感受和最广泛的了解。然而，绝大多数政治家却无所用心，对所有这些诱惑无动于衷。他们很少考虑造福公众的计划，除非不闻不问会给他们带来更多的麻烦；他们除混日子以外什么打算也没有，以此来逃避舆论的指责。小而言之，所有雇用过工人的人都有充分的体验，即工人只要不被解雇，就思想尽量少干活儿。再就家庭仆役来说，除非长期相处和相互照顾已使仆人变得忠心耿耿，具有了某种共同利益感，否则，只要是无法立规矩的事，主人的利益就得不到照顾，这是大家都看得很清楚的。
股份公司的另一个缺点是不会精打细算，所有大企业在某种程度上都有这一缺点。在管理大笔资本和大笔生意时，特别是当经理与其没有多少自身利益时，人们往往对小笔金额是毫不在乎的；似乎犯不上为小笔金额费神，而且不计较这些鸡毛蒜皮的事还会得到慷慨大方的美名。但是小利能聚沙成塔，小花费也会造成大亏损，对此大资本家是很清楚的，也知道应建立相应的制度，如果严格执行这种制度，就可杜绝大企业中常见的习惯性浪费。但即使建立了真正节约的制度，股份公司的经理也很少竭尽全力在企业的每件小事情上坚持不懈地贯彻执行这种制度。
根据这种考虑，亚当·斯密提出了这样一条原理，即除了在银行和保险等大体上可以照章办事的行业外，永远不能指望股份公司在没有垄断权的条件下维持下去。不过，亚当·斯密常对正确的原理加以夸张，以上所述，就是其中一例。在他生活的年代，除了他提及的那类公司外，很少有股份公司不靠垄断能持久兴旺；但从那时以来，已有了不少这样的公司。联合精神和联合能力两者的持续增长，无疑还会产生更多这样的公司。亚当·斯密只注意到独资业主会坚持不懈地以较旺盛的精力来管理自己的企业，而忽视了很多会抵消这种即令是具有很大优势的因素。
其中最重要的抵消因素之一，涉及领导者的智力水平和所具有的活力。个人利益的刺激是努力的某种保障，但如果智力低下，再努力也是没有用的。在大部分靠资本家个人经营的企业中必然会出现这种情况。当企业规模较大，且能提供足够的报酬吸引较优秀的求职者时，就有可能为企业管理部门和所有低级熟练工作岗位挑选有学问和教养的人员。他们的聪明才智足以补偿他们对经营结果的关心不足。他们比普通人精明，即令只使用一部分心思，也能发现普通人竭尽全力也看不出的获利机会。他们的知识较丰富，看事情看得比较准，使他们得以少犯错误，而别人遇到获利机会却唯恐犯错误，不敢进行越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