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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可获得利益；因为如果英格兰生产棉织品的利益大于瑞典一半，而生产生铁的利益只大于瑞典四分之一，而且，如果英格兰可以按照瑞典自行生产时所必须支付的价格将棉织品卖给瑞典，那么，英格兰换取瑞典的生铁，将同生产棉织品一样获得大于瑞典二分之一的利益。在同外国人做生意时，我们常常能以小于外国人自己生产时所需花费的劳动和资本来获得他们的商品。这种交易对外国人仍然是有利的，因为他在交换中得到的商品，虽然我们生产时所花费的较少，但是他自己生产却需较多的费用。”
为了说明两国之间在什么情况下会交换商品，在什么情况下不会交换商品，詹姆斯·穆勒先生在《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中曾经假设，波兰在毛织品和谷物的生产上都具有超过英格兰的有利条件。他首先假定，这两种商品的优势同样大；毛织品和谷物在波兰各需100天的劳动，在英格兰则各需150天的劳动。“由此产生的结果必然是，英格兰用150天劳动生产的毛织品如果运到波兰．将等于波兰用100天劳动生产的毛织品；因此，如果与谷物交换，只能换得用100天劳动生产的谷物。但是，前已假设，在波兰需要用1OO天劳动生产的谷物，在英格兰需要花费150天的劳动。因此，英格兰用150天劳动生产的毛织品，在波兰所能换得的谷物，只相当于它在国内用150天劳动所能生产的数量：而且它在输入时还要付运费。在这种情况下，两国是不会交换商品的。”在这一场合，这两种物品在英格兰和波兰的比较生产费用被假设为相等，虽然它们的绝对生产费用有差既根据这个假设，我们认为，两个国家限定各自的产业只生产两种产品中的一种，而从国外输入另外一种，并不能由此而节省劳动。
如果两个国家的两种物品不仅绝对生产费用不同，而且比较生产费用也不同，情况就不是这样了。詹姆斯·穆勒先生继续说：“如果在波兰用100天劳动生产的毛织品，在英格兰需用150天劳动来生产，在波兰用100天劳动生产的谷物，在英格兰要用不少于200天的劳动才能生产，那就会产生交换的充分诱因。英格兰用150天劳动生产的毛织品，虽然只能在波兰购得用IOO天劳动生产的谷物，但是，波兰用100天劳动生产的数量，却同英格兰用200天劳动生产的数量一样大。”因此，英格兰由波兰输入谷物，而以毛织品偿付，就可以用150天劳动来换得需花费它200天劳动来生产的物品；这种交易每次进行都可以节省50天的劳动；而且，不仅对英格兰是节省，绝对地说也是节省。因为，这不是在损害波兰的情况下获得的，波兰以它花费100天劳动所生产的谷物，换得了如果在国内生产也要花费100天劳动的毛织品。因而，按照这个假设，波兰无所损失但是，它也没有从这种交易中得到利益，输入的毛织品如果在国内生产，也要花费同量的劳动。要使波兰能够从这种交易中获得一些利益，就必须对英格兰的所得作若干扣除；波兰以100天劳动所生产的谷物，在英格兰购得的毛织品，必须多干波兰以同量劳动所能生产的毛织品，因而必须多于英格兰以150天劳动所能生产的毛织品。这样，英格兰要换得需要它花费200天劳动来生产的谷物，就必须花费150天以上（虽然不到200天）的劳动。因此，英格兰不再独占两国因相互交易而共同节省的劳动总量。
第三节 通商的直接利益在于增加世界上各种生产力的效率
从以上论述，我们可以看出国际交换的利益（易言之，对外贸易的利益）何在。将它可以使一些国家借此获得它们自己完全不能生产的商品这一点略去不计，它的好处在于能使世界上的各种生产力得到更为有效的利用。如果相互交易的两国试图在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内，为它们自己生产目前相互输入的物品，那么，两国的劳动和资本就不会具有现在这样大的生产性，两国也不会获得如果将劳动和资本用于生产（为本国，也为别国）劳动效率相对最高的物品而可能获得的那么多商品。因而，两国生产物的增加，便是从事贸易的利益所在。很可能存在如下的情况，即，两国之中有一国的各种生产能力可能全部不如另一国，它的劳动和资本如果全部移至他国，则可得到最有利的运用。为使荷兰适于居住而投入的劳动和资本如果移至美国或爱尔兰，就会产生大得多的收益。如果一切物品都在对生产具有最大的绝对的便利的地方生产，则整个世界的生产物将比现在更多，或者所花费的劳动比现在更少。但是，至少在现代，国民是不会大规模迁移的户因而，当一国的劳动和资本仍留在本国时，假如本国不拥有任何在生产上具有优势的物品，这些劳动和资本就应当最有利地用来为本国市场和外国市场生产其不利程度最小的物品。
第四节 通商的直接利益不在于输出品有销路或商人有利得
在进一步讨论以前，让我们将上述有关国际贸易利益的见解，同有关这一问题的曾经很流行而且现今仍相当流行的其他各种理论比较一下。
按照我们现在叙述的学说，对外贸易的唯一直接利益在于输入。一个国家或者可以通过对外贸易获得本国完全不能生产的某些物品，或者可以获得它必须用比生产供偿付用的输出品所花费者更多的劳动和资本才能生产的某些物品。因而，这一国家可由同一劳动和资本获得其所必需的商品的更充分的供给；或者以较少的劳动和资本换得同样的供给，而以剩余的劳动和资本生产其他物品。庸俗的理论无视这种利益，认为通商的利益在于输出2似乎一国对外贸易的利益不是由其所输入的物品构成，而是由其所输出的物品构成。人们在谈到同外国通商的益处和可取之处时总是说，它能扩大国内生产物的市场，增加本国货物的消费，为剩余产品找到销路。我们只要想到迄今就商业问题发表意见的作家和领袖人物总是属于销售阶级，就不难理解这种意见了。这实际上是重商主义理论的残余，按照这种理论，货币是唯一的财富，出售，或换句话说，以货物交换货币，（对国内没有矿山的国家来说）是致富的唯一方法，而输入货物，也就是说，失去货币，则是对利益的相应扣除。
只有货币是财富这种观点早已过时，但它却留下了许多残余；甚至破除这种观点的亚当·斯密也持有不能不追溯到它的某些见解。亚当·斯密关于对外贸易的利益的学说是，对外贸易为一国的剩余生产物提供销路，使该国的一部分资本能自行补偿，并带来利润。这种说法所包含的观念同人们清楚地看到的与此有关的现象是不相容的。剩余生产物一词似乎含有这样的意思，即，一国生产其所输出的谷物或毛织品，是迫不得已的；因而，不由本国消费的那部分生产物，如果别国无需求，也不消费，则生产出来就毫无用处，或者如果不生产，则相应的那部分资本就会闲置不用，该国的总生产量就将相应减少。这两种推测都是完全错误的。一国生产超过本国需要的可输出物品，并不是出于什么内在的必然性，而是因为这是本国得到其他物品的最便宜的方法。如果这种剩余物品的输出受阻，该国就会停止生产这种物品，而由于不能提供等价物，它也不再输入任何物品；曾经用来生产输出品的劳动和资本，就会用来生产原先由国外输入的其所需要的物品；或者，如果其中有一些物品是本国不能生产的，就用来生产代用品。生产这些物品所需的费用，当然要大于先前生产用以从国外换取这些物品的输出品所需的费用。但是，这些物品的价值和价格将按比例提高；因而资本恰如用于为国外市场生产物品时一样，可以从收益中获得补偿，并获得普通的利润。唯一受到损失的（在带来暂时不便的转变实现以后）只是一向消费输入品的人们；他们将被迫停止使用这些物品，而消费他们不大愿意使用的某些代用品，或者为继续享用这些物品而支付高于过去的价格。
关于通商对一国有什么利益，通常的看法含有许多错误。当通商被说成是国民财富的源泉时，人们的注意力往往集中在商人所获得的巨大财富上，而不是放在消费者所付的较低价格上。实际上，如果商人不享受独占特权，他们的收益是不会大于国内使用的资本所获得的利润的。如果有人说，现在用于对外贸易的资本在国内市场上派不上用场，我可以回答说，这是我在前面某一章 中已经论述过的一般生产过剩的谬论；但是，在这一特殊情况下，事情是很明显的，毋须再诉诸任何一般理论了。我们不仅知道商人的资本会找到用途，而且知道它会找到什么用途。所产生的资本用途大抵等于其所失去的用途。输出停止，相等价值的输入也会停止，因而一国收入中过去在输入品上花费的部分，将很快在国内生产的同种物品或代用品上消耗掉。通商实际上是使生产物便宜的一种方法；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最终得到利益的人是消费者；当然，无论买主以其货币购得的物品是多还是少，商人最终也会获得利润。我们这样说并不否认商品价格降低会起提高利润的作用（前面已经提到了这种作用，后面还要加以充分讨论），也就是说，我们并不否认，如果降价的商品是劳动者所消费的商品，从而对决定利润率的劳动费用产生影响，则利润就会提高。
第五节 通商在经济上和道德上的间接利益，比直接利益更大
以上论述的是对外贸易带来的直接经济利益。但是除此以外，它还有间接的作用，应该看作是更高一级的利益。一是市场的每一次扩大都具有改进生产过程的趋向。为比国内市场大的市场进行生产的国家，可以采用更广泛的分工，可以更多地使用机械，而且更有可能对生产过程有所发明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