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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系统性的缺陷。质量管理实际上是一条以“质量链”为核心的管理系统，就企业来讲，主张的是从客户端到客户端的“完整性”的价值链；就国家监管部门而言，则是强调一条利益相关方的“责任链”，这两条平衡国家利益与地方利益、全局利益与局部利益、企业利益与消费者利益的链条，使“问责制”有了可操作的平台，也使得市场监管、工厂监督得到有机整合，从而提升政府质量监管人员、企业质量人员的责任感，使其责权利（责任、权力、利益）相匹配；让“打假”和“评优”对企业来说不再是商业行为，从而回归质量本源。同时，这两个链条是食品安全的保障系统，但目前在食品质量管理中存在着链条系统脱节现象。
《质与量的战争》 第一部分 一个需要重新定义的世界（11）
4体制上的缺失。就目前我国的食品质量政府监管系统而言，由于体制和机制上的原因，造成“市场”与“工厂”、工商业与农业、国家利益与地方利益等方面冲突，缺乏有效而通畅的监管体系及其信息，使得监管成本居高，效率低下；另一方面，监管缺乏战略性，做事往往习惯于在技术层面上就事论事，而且不善利用法制建设武器，往往出现行政指令代替“质量标准”的情况。
质量管理就是竞争力
杨钢博士提出，分析中国食品安全中出现的质量问题，关键是质量管理问题，而质量管理不仅仅是单纯的管理方法与系统，更是一种管理职能与国家间的竞争能力。
世界先进国家的质量管理范例证明，质量就是竞争力。早在1983年的美国白宫生产力会议上，就开宗明义地确定了质量的概念——“对一个组织的质量衡量方面的管理与其他任何方面的管理并没有什么不同，它包括战略的形成、目标的制定、行动的完善、计划的不断执行以及运用控制系统对信息反馈进行监控并采取的相应行动。”美国政府明确提出，如果质量仅仅被简单地看作是一种控制系统，那么，它将永远得不到实质上的改进。由此，美国政府大力推行质量管理和政府质量管理，使经济很快就从遭受日本发起的“质量战”打击的低落状态下得到解放并快速发展。其中，美国著名质量管理宗师菲利浦？克劳士比倡导并实践“第一次把正确的事做正确”的零缺陷质量管理理念，掀起了全球性的质量革命，奠定了质量与竞争力的领导地位。
杨钢博士师从克劳士比大师，秉承“全球思维、本土行动”理念，领导着美国克劳士比中国学院，推进“第一次就把正确的事情做对”的零缺陷管理的本土化研究与实践，培训了中国航天、中石油、华为、海尔、联想等上万家中外优秀企业。这些企业在推行“零缺陷”管理后成为了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杨钢博士分析，农业企业担当着食品安全的重任。近年来国家采取多种措施解决食品质量安全问题，提出“从田头到餐桌”，在源头上解决食品安全的对策，但还是出现问题，关键是缺乏“第一次把正确的事做正确”零缺陷的质量管理体系。
杨钢博士举例说，他曾在北京北四环路南边的小商铺前看到一个醒目的广告牌——“德国品质，绝对放心，日本原装，品质保障”，对自己震动很大。而最近在超市里看到大家在乳制品面前挑挑拣拣，拿起来、放下，又拿起，再放下。显然，在消费者的心目中，质量是信任的标志和诚信的象征。这恰恰触及到中国制造的软肋，同时，也从中透照出“中国品质”的发展方向。众所周知，日本产品曾经是劣质产品的代名词，但他们通过质量管理，极大地提升了国际竞争力和全民生活品质，这也成为举世瞩目的现实；随后，韩国制造、中国台湾制造等也相继演绎了不同国家与地区的“灰姑娘”的故事，而品质就是那只改变产品命运的“水晶鞋”。毋庸置疑，我们只有加强质量管理，提升质量竞争力，才有可能打造出“中国品质”的新形象。
……
最后，杨钢博士语重心长地对记者说，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的理念是“管理不在知，而在行”。通过食品质量安全问题，唤醒人们重新领悟质量管理的深层意义，可以使我们平添一种责任感与使命感，在“中国制造”向“中国品质”转型的特殊时期，坚持科学发展观，用“第一次把正确的事做正确”的零缺陷管理战略，固守“比黄金还贵重”的道德底线，构建中国食品质量安全预防管理体系，才是打造中国食品信赖度，提升全球质量竞争力的最佳途径。
《质与量的战争》 第一部分 一个需要重新定义的世界（12）
由于这篇文章的影响力很大，《科技日报》也专门派记者对我进行了专访，希望我专门围绕着农业企业，尤其是那些“都市农业”企业谈一谈“如何提升农企的质量竞争力”。
我借此专门分析了“为什么农业企业缺乏竞争力”的问题，也在此摘录如下，期望同样能够引发诸位读者更深层的思考：
最近一些知名农企纷纷遭遇“寒流”，使得原本寒气逼人的食品业，俨然已经在消费者的心目中提前走进了冬天。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时候，我们才开始有时间反省：农企到底怎么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农企？喧闹之后是平静，但仿佛一下子跌回到“解放前”，平静中透着几分无奈和失落，叹息中有许多“假如……”
农企为什么缺乏竞争力？这是个大题目，不能一概而论。不过，要想弄清楚一件事情，最好的方法就是参与到其发展与实施中去，使用“零缺陷”方法中的“企业经营成熟度模型”，就可以让我们进入企业的运营与操作层面，具体地衡量与分析它们存在的状态，有什么好消息，有什么坏消息等等。
它基本上是从三个界面，也叫“*”来评估的，即人（People）、过程（Process）和利润（Profit）：
就农企而言，人的方面，包括理念、意识、素养、团队建设和管理风格等；过程方面，则包括流程、程序、知识、标准和运作能力等。显然，这两个方面的“成熟度”是处在较低水平的，必然也会造成利润的波动。那么，为什么还会有高利润的时候呢？别忘了，我们中国是一个机会市场，有时候抓住了机会，不用管理也能有很高的利润，甚至会成为“龙头企业”，但是这绝对不是常态。不过，却因此造就了一批怀抱“投机主义”情怀的人，他们懂得如何寻找投资机会，自然会把回报（利润）摆在第一，数量（销售）摆第二，然后就是成本，至于管理、标准、流程什么的，尤其是质量，基本上不在其考虑的范围内。
可想而知，当面临我们常说的“质量、成本和交付”产生矛盾的时候，谁会是第一个牺牲品呢？当然是质量。这也是为什么近来农企在质量方面纷纷“跳水”和“溃坝”关键所在。
至于大家看到的，诸如农企观念保守、头脑僵化，产权不清和治理结构不规范，产品档次低，经营机制落后，市场开拓意识差，不注重人才和科技的开发，而且，农业标准化落后，农产品质量监测手段粗陋等现象，都是一些管理表象，其背后是对“质量管理”的本质，尤其是对“管理质量”的本质的误区与迷思。
因为质量的本质就是价值创造，是让客户感到“物有所值”，是客户、供应商和企业员工眼中“诚信”的象征，是可持续的创利和形成竞争优势的保障；反之，就要付出代价——全球统计表明：质量代价高达企业税前利润的3～5倍。这才是我们在“冬天”开源节流的着力点！
这就是为什么人们把抓数量叫做“做大”。把抓质量叫做“做强”的原因。*总理曾经一针见血地说：“质量管理是企业管理的纲。”纲举目张，同理，质量与利润不能本末倒置，更不能舍本逐末。总之，抓质量，确实是“一本万利”之道，实施“都市农企质量工程”才是冬去春来的应对之策！
商人为什么要学哲学？
记得在“三鹿事件”之后没多久，我应邀参加了欧美同学会在长安俱乐部举办的“商界—名家午餐会”。午餐会由欧美同学会暨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副会长、商务部中国国际经济合作学会副会长王辉耀先生主持，长江商学院创始院长项兵博士作了《中国企业的全球化》的主题演讲。我之前曾与项博士有过多面之缘，便在席间过去和他打招呼，并向他请教关于“三鹿事件”折射出的中国品质的问题。记得他当时摇头苦笑，说：“这个问题很复杂，一下也说不清楚。”后来在演讲的问答环节，也有人问到此话题，他依然摇头苦笑，说：“这个问题很复杂，已经是企业价值取向的大问题了。以后再说吧！”我本人是非常钦佩项博士的，出席这次午餐会，多半也是冲着他来的。他是个个性十足，敢于直言的人，他领导的长江商学院也同样个性鲜明，善于创新的团队。然而，他此刻欲言又止，说些外交辞令，让我觉得有些失望和不甘心，便想在私下找他谈谈，可惜的是他回答完问题后，便匆匆地赶往机场了。唉，又是一个“国际化”的空中飞人！
《质与量的战争》 第一部分 一个需要重新定义的世界（13）
在回家的路上，我仍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到底是什么让这位曾敢于直言的学者选择了沉默和回避？要么是没有想过，要么是没有想透，也许，是想的太透了！毕竟，这位倡导中国企业家们要“站在月球上看地球”的学者起点太高了，许多人还是无可奈何地蹲在地下琢磨世界地图呢！看来，让这位学者说不出口的，正是需要先在地球上解决的大问题，那就是——大大小小的企业都在拼命地成长壮大，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