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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福特为了应对日、德汽车的挑战，决定生产一款“斑马”汽车。原计划三年半下线，后来被强行压缩成两年。这就意味着以前可以在生产之前进行的设计改动，都要变成边生产边变更了。在批量生产前，厂里对十一台样车进行了撞击测试，结果有八台没有达到国家高速公路安全管理局（NHTSA）的安全标准，另外三台都是由于油箱经过了部分改动才通过测试的。于是，福特面临着一种“质”与“量”的抉择——要么更改油箱设计，推迟生产时间，一年后上市；要么继续生产，按规定时间上市销售。
如果事情到此为止，许多人都会不自觉地支持福特的决定。所以，我想展现一下福特公司当时貌似科学的决策与量化分析过程，在你们面前放一面镜子，让你们自己去发现问题的所在。为此，我从目前美国大学本科及MBA教学中比较流行的一本《现代财务管理基础》教材中找到了福特的决策思路——令我吃惊的是，它竟然是支配华尔街的金融投资者们的“主流思想”：
为了确定是否应该继续使用原有的油箱设计，福特公司决定使用资本预算方法来检验重新设计之后将会产生什么样的预期成本和社会收益。为此，他们对相关变量进行了估值，甚至对如果发生车祸死亡，则人均死亡成本为20万美元。他们的计算明细如下：
社会收益
节省
180人死亡，180人重伤，2100辆车报废
单位成本
死亡：人均20万，重伤：人均67万，报废：每辆车700元
总收益
（180×200000）＋（180×67000）＋（2100×700）=495M
改善成本
销售
11M辆微型车，15M辆轻型卡车
单位成本
每辆微型车11美元，每辆轻型卡车11美元
总成本
125M×700=1375M
结论是什么？显然，进行安全设计改善的成本要远远大于它所带来的社会收益，因此，福特决定保持原来的设计，按期投放市场。直到1977年才满足了NHSTA的标准，设计出一种防破裂油箱，并于第二年被迫召回1971年至1976年间生产的所有“斑马”进行油箱更换。
而这期间，共有700～2500人由于“斑马”的问题死于车祸；由于“斑马”后端导致的事故而对福特起诉的，高达50起。其中，著名的“詹姆斯诉福特汽车公司案”，判决被告福特公司赔偿受害人惩罚性赔偿金125亿美元；“理查德诉福特汽车公司案”，判决被告福特公司除赔偿受害人300万之外，并判罚金125亿美元；“朱迪姐妹诉福特汽车公司案”，福特公司被指控犯有刑事杀人罪……
《质与量的战争》 第二部分 战争的本质（8）
所以，不要轻视这个“一支笔的试验”，因为它道出了一个铁的事实——技术风险能够由可能性变为突发性的事实。换言之，数量思维的风险就在于往往陷进财务指标的“黑洞”而漠视事物整体性的变化与“质变”，或精于对“小概率事件”的算计，而忽视了对技术背后心理学、甚至伦理学规律的认知与把握。
“快乐返工”
我们依然拿一支铅笔来说事。我曾为美国某著名的铅笔企业做过辅导，这家公司的产品已经基本上独占了全球的市场，就是在这一过程中，我发现所谓“一支笔的试验”绝不是一种实验，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现实。
这家公司在中国有一家独资企业，当我第一次去辅导他们的时候，我惊奇地发现，他们都认为他们在中国生产的产品是高于世界其他地方的，所以他们的管理体系和管理制度非常完善。可是，当我提出要看看他们的管理报告的时候，他们拿给我的是一本厚厚的，用美式的规格和彩色打印的报告书。但是，这不是我想看到的管理的报告，而是全部产品的统计图表。我便对他们的质量总监说：“我要的不是这个，我要的是你们平时的管理报告。”
这位质量总监眨着大眼睛，不解地问我：“这不就是吗？”
我笑着说：“我要看你们的管理报告，而不是技术指标。”
她看看我，又看看眼前的报告说：“就是这个呀，杨老师，您到底还要什么呢？”
我说：“不对，你的定位和你的职责是对整个公司负责，对不对？”
“是！”
“那你们一定是已经通过了N多的体系认证，是不是？”
“是！”
“这些认证体系一定会要求你们自我评审，对不对？”
她点了点头。
我说：“好，我想看的就是你的评审报告。”
她说：“这就是呀！”
我说：“不可能。我在其中怎么没有看到销售部门的、财务部门的、行政部门的、设计部门的……”
我还没有说完，她的眼睛瞪得更大、更圆了，不解地问我：“这也是属于我管吗？不对吧，这怎么会归我管呢？我只是负责质量啊！”
“那你到底负责管理什么呢？”我问，“你的职责范围到底在哪里呢？”
她突然笑出声来，然后很干脆地站了起来：“嗨，杨老师，原来您问的是这个呀！这样吧，您请跟我来。”
于是，我跟着她穿过办公区，绕过几个走廊和一道又一道的门。来到他们的生产车间。她带着我来到一扇大门前，告诉我：“杨老师，我们到了，就是这里！”
她推开大门，带着我走了进去。我一下子就被机器的轰鸣声包围了。她指着生产线上那些穿红衣服、带红帽子的人对我说：“杨老师，您看，这些就是我的人。走，我带您去看看我们到底在干什么。”
见我们走过去，一位主管迎过来打招呼。总监把我介绍给他，他便陪同我们，边走边做介绍。我发现，每一个带着红帽子的工人都在认真地做着两件事——一是在不断地挑挑拣拣，二是把挑选出来的产品进行修补。我注意到，戴红帽子的和生产线上戴蓝帽子的人数基本上一样多。他们特别地对我说：“这些人可都是我们挑选出来的骨干啊，眼睛很毒，没有什么能够骗过她们的眼睛，而且她们的技术出众，修补的能力非常之强，绝对是我们公司质量的保障啊！”
我特意站在那里观察了一段时间。没错，她们态度认真，表情严肃，手法娴熟，确实值得公司为他们自豪。不过，那么多挑出来的东西在等待着她们的返工和修补，我真担心她们的身体是否能够吃得消。总监看出了我的顾虑，笑着对我说：“这个根本不需要担心。她们很愿意加班呢，可以多挣钱嘛。而且，最重要的是，她们很有成就感啊！”
《质与量的战争》 第二部分 战争的本质（9）
是啊，看到这些年轻的女孩子们每天都把青春花费到快乐的返工上，我一时也不知该说什么了！
这让我又想到了在那家非常有名的本土手机公司的经历。他们原本是生产BB机的，后来转为生产手机，势头非常强劲，也拥有不小的市场。我曾经去辅导过他们几次。记得有一次，我在他们的生产车间看到各个班组标示出的某个百分比的“合格率”指标的时候，就问他们：为什么要用这种比例来表示呢？难道不能取消吗？他们说不行，整个行业都是按照这个比例来的。我问：“能提高吗？”他们回答说：“基本上很难再提高了。”我又问：“好统计吗？”得到的答案是——难度不小。
走着走着，我看到厂区的一角被隔离出来，还有两条生产线，近百人在那里忙碌着。便问陪同我的高管：“那是一个什么工厂？”他告诉我：“那是我们的返修工厂。”
“返修什么？”我问。
他说：“很简单，就是客户到我们的维修点维修，不能维修的，全部都拿过来，在这里集中返修。”
我问：“为什么要这么做？”
他说：“这没有办法，因为质量嘛。你知道，质量总是要经过挑拣、经过检查才能产生的。况且我们人是不可能完全检查出问题来的。所以就等着返修嘛！”
我又问他：“如果你是消费者，你什么样的情况下才会把你的手机拿到工厂来返修呢？
他说：“基本上不可能，除非我实在不得已了。”
“即使是经过了所谓优质返修之后，你对这家企业会有什么样的一种感知呢？”我问。
“那基本没有下一次了，也就是一锤子买卖。”
我说：“好了，那你知道了，这个巨大的返修工厂对你们企业意味着什么呢？”这时候，他们往往很无奈地摇摇头，说：“唉，杨老师，我们非常感谢您的提醒。不过，没有办法啊！这是我们老板决定的，我们只能去执行。”
于是我对他们说：“如果再这样下去的话，最后的结果，我可以告诉你们：你们一定是‘飞’不起来了。”
当然，这句话他们是不爱听的，但是，几年过去了，回过头来看，我当初的预言已经成为了现实！
不过，也有一件让我没有想通的事，那就是我在*年前去过的一家国内著名的空调生产企业。当时，他们的高管们对未来的市场竞争充满期待，而且雄心勃勃。
我当然关心的是他们如何对待质量以及如何管理质量的。但事实上，我很失望。因为他们对于质量的认知，基本上是停留在我们前面所说的“生产力时代”，不仅以成本和产量为导向，而且完全依靠检验来满足“质量标准”。记得他们的高管曾经带我去参观他们所谓的“秘密武器”，我当时也十分好奇。那是一座独立的工厂，基本上不许外人进出。生产线上有几百人在不停地操作着，一派繁忙的景象。而当我得知这是一家“检验工厂”时，我简直目瞪口呆！
我说：“你们将会因此付出代价。”他们哈哈大笑，说：“杨老师，这一次你可说错了，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