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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代的年轻的选民身上了。面对美国经济的“糟糕表现”以及布什政府的“无力回天”，无法容忍这样的现实的美国人把希望寄托在了下一届总统的身上，尤其美国的年轻人开始思考他们的未来了。于是，他们纷纷地站了出来！
这时，作为最年轻的候选人，奥巴马顺达民意，勇敢地提出“变革和希望”的主张：“Change——WeCanBelievein！”号召新一代的美国人站出来一起来改变这个国家：“LetsChangethisCountry！”
2008年6月5日，奥巴马获得2114张选票，远远超过党内提名的2025张选票。
作为质量管理者，我关注的不是所谓的“首位女总统”或“首位黑人总统”这样的名头或新闻由头，而是在观察美国面临转折的关头，那些处在风头浪尖上的人物们的选择与主张。到底是“QC”、“QA”，还是“QM”？我渴望在这次美国的大选上看到质量的光芒，看到人们久违的“文化变革”一词重现彭湃的力量与勃勃的生机，看到质量回归后的人性光辉。
为此，我一直关注希拉里与奥巴马之战。在美国的时候，我每天都会看厚厚的报纸。因为我担心希拉里会偷巧地取胜——因为“QA”具有一种欺骗性，它往往把自己的保守倾向包裹在改良与经验的豪华外衣里。有几次，我几乎要为美国年轻一代担忧了，然而，峰回路转，奥巴马笑到了最后，我也因此对“QM”充满信心！
《质与量的战争》 第一部分 如何摆脱中国制造的窘境？（5）
因为，正如奥巴马的主张：Change——WeCanBelievein！我希望这应该是同样身处转折关头的“中国制造”的质量主张。
不过，我看到国内更多的高管们在对待质量问题上，不过是“叶公好龙”而已。他们可以大谈特谈质量与文化变革，可一旦要动真格的，就不知道龟缩到哪里了！当然，面子上，他们还是要高举“质量大旗”的，只不过上面写的是只有“QC”和“QA”，而不见“QM”。
还有这么一个细节：当希拉里落败之时，共和党的候选人麦凯恩居然站出来呼吁希拉里的支持者转而支持他！不要以为麦凯恩疯了，他只是太聪明了——竟然看到了“QC”和“QA”具有内在的一致性。
所以，我更有理由向你们发出召唤了——来吧，让我们以“变革”的名义参加质量管理的盛宴！
面向春光，结束质量的“冷战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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扛起“品质”的大旗
“克劳士比”来到中国，即把“使命”确定为“致力于把‘中国品质’塑造成可信赖的国际新形象”。十余年来，我们更是不遗余力地张扬着“中国品质”的力量，并挖掘其背后的力量源泉。
在“2009年克劳士比中国峰会暨学院十周年庆典”上，来自中外的政界、企业界和专业人员们，不仅高度赞誉我们对“中国品质”所做出的努力，而且还集中展示了各龙头行业的品质力量，比如，中国航天、中国远洋、一汽轿车、中国石油、中国南车、中国商用飞机、中国电子和中兴通讯等等。著名的质量大师费根堡姆博士还专门发来贺电，以表达他对“中国品质”事业的期许。
这几年，我努力通过各种形式、利用各种场合为人们揭示“品质”的真相，以真诚的心致力于推动政府、企业和各级管理者去做他们必须要做的事情，虽说人微言轻，却深知“匹夫有责”的意义，须臾不敢懈怠，但令人欣喜的是，当今世界的大变局，让更多的国人再一次惊叹于毛主席他老人家的豪情与预言能力——“现在世界上的形势，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
不过，还有一个被忽视且“隐形的”大问题——产业界的“质量思想解放”。换言之，就是如何面向春光，结束质量的“冷战思维”。
2008年2月28日，随着又一颗20世纪的“质量巨星”——朱兰博士的逝世，21世纪的质量天空越来越呈现出无明星化、无焦点化和通俗化的特点。朱兰博士以其103岁的高龄以及孜孜不倦的追求，为后代流下了丰厚的精神遗产。如今我们铭记他对现代质量管理所作出的杰出贡献，自然会一致地认为，朱兰博士作为现代质量之父，绝对是当之无愧的。美国质量协会（ASQ）曾经为大师做过两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第一件事就是在他80寿辰时，为他组织了一次巡回演讲；第二件事则是在大师百岁的时候，为他举办了一个纪念庆典，目的就是为了使这位“首席质量架构师”的思想和方法能够得到传承和发扬。
确实，我们中国人自古就有“红白喜事”之说，朱兰博士以百岁之龄完成了灿烂人生的谢幕，这对他的家人和我们这些一直把他奉为偶像的人来说，遗憾中也透着一种欣慰。而对质量界来说，这也不啻为另一种欣慰：伴随着巨星的陨落，往往意味着打开了新星冉冉升起的机会之窗，意味着变革与创新的开始，意味着业内将会出现短暂的不安与新的整合。
《质与量的战争》 第一部分 如何摆脱中国制造的窘境？（6）
原本，在企业界是没有什么界限或门派的，只有绩效为王、优胜劣汰的规则。随着网络经济及其技术把世界“变平”之后，人们面临激烈的全球化的竞争，变得更加实用主义和急功近利，在利益的驱动下，使得各种技术和方法越来越融合——所谓创新，实际上是对这种变化的倡导，以及在合理化大旗下最好的理由。
但是，有一股暗流是要引起大家充分的注意的，那就是——“冷战思维”，有你没我的二元心态，它不仅表现在当今的政治界，同时，也表现在全球的质量界。如果说它是一种封闭心态和思维的体现，那么，欧美政界，尤其是媒体界对中国和俄罗斯的敌意，特别是这次对“西藏、新疆的*”事件，将这种偏见与恶意表现得淋漓尽致。
而中国的和平崛起，对于当今世界以多元对抗二元，其意义自然不可估量。同样，就质量而言，朱兰博士的离去，理论上应该具有“推倒柏林墙”的含义，有助于打破内部狭隘的壁垒，有助于拓宽他的徒子徒孙们的精神视野与发展的目光，更加有助于加快各种方法与思维的融合。
业内人都知道，朱兰博士对于克劳士比先生是一直“不接受”的，认为他是一个来质量界“瞎捣乱的坏小子”，甚至曾经发动业界人士掀起了“驱克运动”。但对于克劳士比先生这种企业家出身的质量大师，企业是张开双臂、极为欢迎的。再加上克劳士比先生用自己的理论和方法经营自己的机构——“克劳士比学院”的巨大成功（全球第一个上市且在36个国家提供六种语言服务的教育和咨询机构，以及受到一半以上的“财富500强”企业的追捧，）不仅没有弥合，反而加强了“理论学派”对“实践学派”的嫉恨与排挤。后话自然不用说了，美国质量界渐渐形成了“冷战思维”。好在，欧洲的几个质量大国之间没有出现这种“流感”，而日本也因为戴明博士的主导作用，变得多元化，起码是“戴明—朱兰—克劳士比—石川馨”的四分世界。
而在中国，多种经济成分并存以及“世界工厂”的地位，一直在企业界形成多元化的局面，而且，越来越呈现出相互融合的趋势。然而，质量界的“遗老遗少”们依然发出迂腐的尖酸味，并利用企业界对质量的缺失，而“拉山头”、“树门派”，发出误导信号，从而达到私己的目的。
这种情况该结束了！中国的崛起，一定以“中国品质”作为表征。这就要求我们全体质量界人士联合起来，形成一股“第三方力量”，认真研究中国企业的实际，发展一种既具中国特色、又具普世性的“中国品质理论”，从而对人类做出应有的贡献。
所以，今天我们缅怀一代大师，不仅是为了纪念与传承，更是为了扬弃与创新；不仅是为了质量界，更是为了企业界；不仅是为了美国品质，更是为了中国品质和世界品质，这些都应该是我辈须为之付出终生心力的！
零缺无陷
我曾在电视台作过一次《三问零缺陷》的专题演讲。开篇就是“啊！零缺陷”后面是三个问号；最后，依然是“啊！零缺陷”不过后面是三个惊叹号。但在现实中，却没有改变符号这么简单的事情。人们一听到“零缺陷”三个字，马上就会把它想得很复杂，而且还要伴随着一大串问号。有人甚至这样问我：“杨老师，你认为零缺陷本身有没有缺陷？”我回答他：“当然有，这就是我为什么四处解释的原因了。”
《质与量的战争》 第一部分 如何摆脱中国制造的窘境？（7）
事实上，从“零缺陷”这个概念产生之日起，人们就被各种误解和迷思所困扰和渲染着。为此，克劳士比曾经用掉将近一吨的纸张向欧美人解释“零缺陷”的本意。表面上不显愠怒，娓娓道来，但很多时候透着无奈——他创造了它，但它却一度失控，变成了一个“怪物”——美国国防部用它掀起一场轰轰烈烈的“零缺陷运动”，就好比电影《侏罗纪公园》，科学家再造了恐龙世界，却被恐龙赶出了家园。
毋庸置疑，这是一个疯狂而又满目“缺陷”的世界。人们甚至想都不敢想把“零”与“缺陷”放在一起。在他们看来，胆敢这样做的，要么是疯子，要么是天才。显然克劳士比是天才。他虽无意效仿盗火的普罗米修斯，但他深知自己这么做将带来什么样的震撼；他虽无意追随被焚的哥白尼，但也预知到由此产生的一场惊世骇俗的“质量革命”……唉，说不尽的零缺陷！
我最大的心愿就是能够帮助人们不再纠缠于它的表面的字眼和表层的意义，不再望文生义，不再张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