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饭歌》：“这些饭是人民供给，我们应当为民努力。帝国主义，人民之敌。救国救民，吾辈天职。”
3。这块冥币“救”了韩圭璋的命
一天晚上，疏星历历，部队在干涸河道及两边荒坡上快速行进。韩圭璋是当日的值星排长，走在大部队中段右翼外沿作侧卫的连队前面，依稀看见前方地上似有一物闪闪发光，他刚刚弯腰去捡，突然枪声响起，身后已有战士中弹，他就势卧倒滚入凹处、拔枪探视，枪声是从右前方坟地和更远一点的破砖窑处传来的，听着只有两三挺机枪和几十支步枪，也不像大部队伏击。连长命韩圭璋率两个排出击，对面敌人很快就缴械投降了，原来只是一个不满员的加强连，本来想隐藏起来，等到国民军联军大部队过去再说，眼看藏不住就打，可打开了又怕，联军一还击他们就缴枪了。这一场小得不能再小的遭遇战是韩圭璋从军以来遇到的第一次险情，在他受降将俘虏枪支清点上缴以后，才发现自己的左手一直紧紧攥着、慢慢张开的，竟然是一块幽幽闪光的冥币！如果他没有弯腰去捡这个闪闪发光的东西，他肯定在敌军的第一波射击中倒下，非死即伤。这块冥币“救”了韩圭璋的命，也“帮”他立了北伐出征后的第一功。
在韩圭璋担任军部警卫手枪营排长时，一天宿营，刘志丹路过警卫营驻地，就近在韩圭璋所在的连队住下，和他挤在同一间民房里。那天，偏巧连里抓到联军其他部队的两个逃兵，已经被脱光了上衣绑着示众。当年逃兵被抓到的下场是很悲惨的，被当众打个半死也是常事，不经审判就枪毙更是司空见惯。连长是马部的老军官，小有心计，他知道有军部大员在场，无论自己怎样处置，都不一定妥当，于是“请刘处长指示”。
刘志丹不假思索，就说：“把衣服穿上，先关禁闭，明天再叫他们团来领人。”连长下令执行。韩圭璋不理解，刘志丹说：“严肃军纪、严守军法是必要的，违反军纪一定要处分；处分处分，处理得要有章法、有分寸，咱是革命军，不能沿袭旧军队、军阀部队随便打人杀人的恶习。”韩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言论，很感兴趣，那天谈到很晚。刘志丹是黄埔四期的学生，韩说自己对黄埔军校“救国、革命”精神的印象极深，毕竟他当年向往的本来就是黄埔军校。
11月，国民军联军援陕总指挥孙良诚部（援陕第三路军）已在西安接敌，马鸿逵部抵近咸阳后，韩奉命押送数十万发子弹给孙部。28日，西安解围，尸横遍野，满目都是饥寒交迫的军民。韩圭璋当时已升任步兵五十五团连长，率部押粮由东向西进城，是马部进入西安的先头部队。国民军联军第三军第三师师长杨虎城见到韩时，重重地拍着韩的肩膀，惊异地说：“哎呀，这娃是连长？好好好！咱兄弟一见如故！”旋即握住韩的手不放。
1927年初的西安，已经不见解围初时的惨状。满街都是反帝反封建标语，到处都可以看到列宁、孙中山肖像。冯玉祥到西安以后，经常到下属各部队指导训练，军官的集训也日渐频繁起来。他的方法是：先教官，官学会了再教兵。当时，冯还亲自向营以上的军官教授战术，他带来的教官则教授单兵军事技能。韩圭璋杠架（单双杠）看一遍就会，伏地挺身（俯卧撑）一口气可以做七八十次，队列、射击、劈刀、拼刺、投弹、目测、口令、号音等更是一学就会，集训中曾多次受到冯玉祥的夸奖。
在军事集训的同时，总政治部主办了多次政治集训。韩圭璋参加了一次由总政治部部长刘伯坚亲自授课的集训，受训的都是从各部选调出来的连长和连一级的士兵委员会主席，共有21人。刘伯坚、刘志丹等共产党人和国民党中央派来的邓飞黄、简又文都讲过课，韩圭璋记得当时学习的内容有“建国大纲”、“三大主张”、“苏维埃”、“二十一条”，等等。有位共产党员教官教唱《国际歌》，那时的歌词是“……不要说我们一钱不值，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
集训期间，刘伯坚、刘志丹曾单独找韩圭璋谈话。说到参加革命军的想法，韩照实回答：“我是独子，家境不好，当初出来考学兵，只是为找一条活路……”刘伯坚饶有兴致地问道：“找到了吗？”
4。这才开始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
韩指指自己的肩章：“已经找到了一半，另一半，是钱。那时候我想，我一定要挣到200元钱，挣够了马上就走，回去开一家铺子，一辈子都不愁了。”刘伯坚、刘志丹很喜欢他的直率，进一步启发他：“我们革命军人不但要作战勇敢，还要有一个清醒的政治头脑。”
韩点点头：“是。咱们国民军联军的革命精神是冯总司令亲自倡导起来的，可是并不是所有的长官都像总司令一样联俄、联共。”
刘志丹肯定道：“对，十个指头本来就不一般齐。你能看到这一点，很好。有更多的人联合在一起，大家都在旧军队里坚持革命的方向，整个军队才能保持高昂的斗志。”接着，他递过几本小册子：“有时间多看书，搞清楚为谁带兵、为谁打仗，这样才能做个明白人。”韩点头道：“是。我崇拜孙总理，服从冯总司令，我相信国共合作能救中国。我不爱说漂亮话，我就是干得比说得好。打北洋军阀、打帝国主义，只要让我上，保证拿得下来。”
刘伯坚认定韩是一个好苗子，让刘志丹发给韩一份“革命军人登记表”，并指定政治部秘书林红和五十六团政治员吴某作为他加入共产党的联系人。
1927年4月初，按照武汉国民政府的命令，国民军联军改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冯玉祥任总司令，仍以石敬亭为总参谋长，刘伯坚为政治部长。
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4月26日，蒋介石在南京另立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与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相对抗，宁（南京）汉（武汉）正式分裂。冯玉祥在宁汉对立中采取调和态度。
对刚刚发生的这些重大事件，韩圭璋和冯部的大部分中下级军官一样，起初认为不过是那些南蛮子的事，和自己没大关系。
5月1日，冯玉祥率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东出潼关，分六路入豫，继续北伐。马鸿逵第四军仍然和孙良诚第三军协同作战，敌方是直鲁奉系军阀和依附于他们的地方军阀部队。
出潼关不久，部队行进间，刘志丹策马超越，看到韩圭璋在东进的步兵队伍中，特意下马，两人并肩前行，他告诉韩，蒋介石公开背叛革命，另立中央，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通电全国，号召一致完成北伐，肃清蒋介石等叛变分子。在形势变化的危急时刻，作为革命军人，要坚持革命的立场。韩这才开始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但战事频仍，也就没有深想下去。
部队连克张茅镇、观音堂之后，韩圭璋调独立团任骑兵连长。当时的韩圭璋在马部已是小有名气的“捣蛋”连长，勤务轮换自然比别人快。5月中旬的一次宿营中，韩圭璋的骑兵连驻守在距总司令部五里之外的村中担任外线警卫。韩圭璋以为敌军大败，不可能敢来偷袭，于是只设了固定哨，还特意交待：“叫弟兄们把料加足，卸了鞍子好好睡觉。流动哨就不用设了。”自己只鸡斗酒吃了起来，没承想，当夜敌军骑兵突然入袭，待固定哨鸣枪时，敌军已进入韩的警戒区。韩与惊醒持枪出战的士兵一边开枪，一边向栖马场靠拢时，敌军骑兵已从村边疾驰而过；韩随手拉出一匹光背马，跨上冲出村去，待集合了随后冲出来的二三十名官兵时，才恍然醒悟，敌人奔袭的方向是总司令部！他立即拉出全部人马，吹响冲锋号，从后侧面向敌军穿插猛攻。敌骑势众，但并不恋战，冲来冲去打了不到半个钟头就撤了。敌军远去，韩圭璋才发现自己抓着缰绳马鬃的左手还攥着一条未啃完的鸡腿。
事后，韩圭璋得知：这支敌军骑兵不足一个营，突袭也不过是一次无特定目标的骚扰行动。但由于轻敌，布哨不足，几乎让敌人稀里糊涂地就把总司令部给端了。冯总司令亲自下令处分，“戴罪立功，撤职留用”。传令的参谋不解，冯笑道：“也就是叫这小子长个记性。”就这样，韩又被调回去当步兵连长。
此役中的韩圭璋已经给冯玉祥留下了深刻印象，冯著《我所认识的蒋介石》中有这样一段：“韩练成在北伐的时候，曾同我在一起共过患难的。”这对于一个在当时只有19岁的小连长来讲，真是莫大的荣幸！
隐形将军（5）
5。他与共产党的组织中断了联系
5月26日，冯玉祥部攻占洛阳。韩圭璋在钟表行买了一块银壳旧怀表，找银匠把冥币镶在表壳中。自此，这块冥币成了他的护身符，从不离身。进军郑州途中，白沙激战，营长和两个连长阵亡，韩圭璋升任营长。韩曾去五十六团找吴某，但吴因病未随军东进，韩也就未来得及办理加入共产党的手续。
继6月10日汪精卫、冯玉祥“郑州会议”、6月20日蒋介石、冯玉祥“徐州会议”之后，冯玉祥率领的第二集团军也开始联蒋清党，驱逐公开身份的共产党员。
一天下午，有新兵跑来报告：外面有人说是韩圭璋老家来的表兄，要见他。一见面，却是便衣打扮的刘志丹！刘志丹握手称道：“圭璋，当上营长了？”韩刚喊出：“刘……”随即又改了称呼：“二哥，啥时来的？”刘志丹简要说明了形势的逆转，韩疑惑不解：“我不懂，冯总司令一向是联俄、联共的，怎么也会清共呢？”刘说：“这就更说明干革命是多么需要坚定的政治信念。我要走了，可是共产主义没有完，国民革命没有完……你没有暴露吧？”韩不解：“暴露？我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