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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随大流的怪老板
1988年，任正非从部队转业，以2万元本金注册成立深圳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主营业务为电信设备。2007年，华为实现合同销售额160亿美元，其中72％的销售额来自国际市场。
2008年，华为20岁，任正非64岁。二十多年来，任正非似乎从来都是一副神秘、慓悍的姿态。可以说，这20年间，所有对任正非不利的消息，大都源于他的神秘甚至诡异，而所有带给他欣慰的，同样与他坚决保持神秘有关。
江湖上关于任正非的冷幽默非常多。比如，2002年的北京国际电信展上，任正非亲历亲为，到华为的展台前接待客户，一位客户过来问道：“任总今天有没有来？”任正非问：“你找任总有事吗？”答道：“没什么，我只是想见见这位神秘人物到底是啥样子。”任正非说：“实在不巧，他今天没过来。”
这种故事对熟悉华为和任正非风格的人来说，或许早已见怪不怪。任正非曾对下属讲：“我们不是一家上市公司，没有向公众披露公司内部信息的义务，只要对政府负责，对企业经营负责就可以了。”“除非有重要客户或合作伙伴，其他活动一律免谈，谁来游说我，我就撤谁的职！”
任正非的这种脾气由来已久。1998年前的任正非更暴躁，1998年后才有所温和，在公司业务上逐渐学会放权，生活上每周抽时间到健康中心去做理疗，是为修身养性之道。任正非说：“公司缺了我照样运转得好好的。”他这句话，尽管到现在相信的人还不够多，但相比1998年前，已然好多了。
1998年华为发生了什么？那一年，华为10岁，任正非邀请了国内一批教授，为华为设计了一部《华为基本法》。任正非的意图是，以文字形式全面统一华为的未来目标、愿景和管理理念。当时业界人士称，这或许标志着中国企业正从“人治”走向“法治”。
不过，2007年华为鼓励数千员工辞职后再竞岗事宜还是闹得沸沸扬扬，因发生在《劳动合同法》正式实施之前，所以备受争议。事实上，之前任正非经常搞这种运动，以调整公司里的“沉淀层”。
对这一类型的运动，任正非的评价是：“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组织只要没有新陈代谢，生命就会停止。如果我们顾全每位功臣的历史，那么就会葬送公司的前途。如果没有市场部集体大辞职所带来的对华为公司文化的影响，任何先进的管理、先进的体系在华为都无法生根。”
回过头来看44岁才开始创业的任正非这些年走过的路，不少人对他的刻意低调颇有微词，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一低调使得他能集中精力多一些经营上的灵感、创新或是随机应变。
只不过，他的低调一般人难以接受。华为曾把IBM和三星当做榜样，学其管理精华，但当有政府部门找到任正非，让他把自己运作华为的经验与他人分享一下时，任正非的第一回应却是“不可能”——在他看来，企业的“个性”重于“共性”，没有任何参照和学习价值。
然而，每当华为发展到一个十字路口时，平时低调的任正非往往大胆推出自己的观点，并鼓励及鞭策其团队，这种做法在中国企业家群体中并不多见。任正非写过的《华为的红旗究竟能打多久》、《华为的冬天》等文章，不仅影响了华为本身，甚至影响了其他行业的一些经理人。
《经理人》商学院院长王育琨先生对任正非的一段评语值得玩味——
任正非甘愿把自己藏于九地之下。商人们花巨资才可以现身的媒体盛事，企业家们趋之若鹜的工商联副主席和全国人大代表资格，他守拙婉拒。别人的价值在广场上，他的价值在对企业经营的专注上。他是沉默、孤独、果决、不求闻达、坚持到底的人，而具有敢于胜利的大勇，总能对一切胜利者以及对每次胜利的偶然因素做出独立而精辟的分析。
任正非当年还差一年就要大学毕业的时候，“文革”开始，父亲被关进了牛棚，任正非回家看望父母，父亲劝他回学校继续学习，并称：“别人不学，你要学，不要随大流。”后来数十年如一日，任正非在“不随大流”上走出了自己的特色，只是步伐稍稍快了些。
“他有自知之明”
“他有自知之明”——这是华为总裁办的人对任正非的一句评语。
2000年的时候，华为给我们发律师函沟通，结果本想低调的任正非反而成了焦点人物。这是他始料未及的。不过，5年之后，华为又开始忙着对付美国《时代周刊》的一篇报道。这一次，他们变得很聪明，只是进行了“几点说明”。
2005年4月，任正非登上《时代周刊》年度人物榜。不久后，华为内部网站上挂出了一个网页——“关于任总被《时代周刊》刊登的几点说明”，“说明”出自华为总裁办。
这一短文写得很朴实，开门见山道：“任总近来被美国《时代周刊》评选为‘当年有影响力的人物’一事，事先公司并不知情，公司过往从来没有就此事与《时代周刊》有任何往来，不知他们是因何评选任总的。我们认为任总是不堪此称号的。”在概述任正非的发展史和性格后，又称：“他是一个很普通的人，即使有一点影响力，也仅仅是在华为内部。”文章还写道：
任总为什么不见媒体？他有自知之明。见媒体说什么，说好恐怕言过其实，说不好别人又不相信，甚至还认为是虚伪，只好不见为好。因此，他才耐得住寂寞，甘于平淡。他知道自己的缺点并不比优点少……外界总喜欢将成绩扣到一个人头上，不然不生动，以虚拟的方法塑造一个虚化的人。总之，公司领导集体并不认为任总如媒体描述的那样。
如果就此认为任正非只顾埋头搞经营，而不谙世故，就大错特错了。前几年有传闻称，任正非要将华为的总部从深圳迁到上海，当时的上海市市长与他见面，据说还承诺了一些优惠政策，深圳市政府这下子郁闷了，不得已只好答应任正非更优惠的政策。如此一折腾，最大的赢家当然是任正非和华为——总部不挪窝，但上海的土地批下来了，分公司开张大吉。
任正非的这种手腕映射出他在与官方交往时的不温不火、以退为进。
据《IT经理世界》报道，1996年，时任国家科委常务副主任的朱丽兰参观华为，与任正非等高层沟通，之后在其他场合评价说，任正非是一个企业家而不是政治家。但是任正非听到这一评价后曾经私下表示：“其实我就是一个政治家。”
事实上，由于华为股权结构的特殊性（据说股东达两万多人）、所处行业的特殊性（电信），以及在海外扩张的特殊性（相对价格优势），任正非也只有把自己当做一个政治家，才能做到游刃有余。几年前，有人问任正非华为未来的发展重点，他的回答是：“我也说不清，未来怎么发展，我们都是稀里糊涂的。”另有记者问未来华为的发展重点是国内还是海外，他说：“我真的不知道将来我们向哪个方向发展。”这种答案，是任正非政治敏感性驱使下，不得不打的太极拳。
在2006年和2007年连续两届的“胡润强势榜”上，任正非均位居第2，第1名是荣智健。任正非的强势，其实更在于他能把自己和华为某些方面的弱势，通过各种渠道或资源，恰到好处地转化为强势——可谓是“技术派强势”。而从来都不喜欢面对媒体的任正非，恰恰拥有最强的传媒话语权。这或许是中国古语“无心插柳柳成荫”的道理吧。
2001年我们制作的榜单，上榜人数由前两年的50位增至100位，成了真正的“百富榜”。
这一年的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江泽民讲话中关于民营经济的部分引起了各界的强烈关注——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阶层构成发生了新的变化，出现了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这种变化还会继续下去。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指引下，这些新的社会阶层中的广大人员，通过诚实劳动和工作，通过合法经营，为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其他事业作出了贡献。他们与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和解放军指战员团结在一起，他们也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
这是执政党第一次把民营企业主定位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这其实是承认了民企的政治地位。江泽民此番讲话后不久，全国有近600名个体经营者、民营企业家相继当上了劳模。
这无疑是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分水岭。
2001年10月底，我们的百富榜在《福布斯》发布，入榜门槛为5亿元。与前两年的“海外热”相比，这一次，中国内地的传媒对百富榜给予了广泛关注和报道。
若按行业来分，100位上榜富豪中，从事房地产业的有25位，药业的有12位，投资的有11位，农业的有11位，建材业的有6位，汽车配件、摩托车各有3位，空调制造业有2位，服装纺织品有4位，木业有4位。
100位富豪当中，47位拥有至少一家上市公司，其中29家在中国内地上市。
刘永行、刘永好兄弟成为中国大陆的首富，财富为83亿元。中国新闻网第一时间发布了《中国百位首富 “饲料大王”居榜首》的消息。《中国经营报》的报道标题为《解析富豪：传统行业还是最赚钱的行业》。
榜单发布后不久，我们在一次电视节目中见到刘永好，他对“首富”的头衔欣然接受。可以说，随着政经体制变革，中国企业家们对个人财富的曝光不再像之前一样诚惶诚恐。在调研过程中我们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