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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智健曾略有委屈地对《凤凰周刊》记者称：“那时候中信香港集团成立以后，总公司调拨给我们3000万美元的开办费，这3000万美元我早就还了，我还交给了总公司110亿港币现金。”
2000年11月17日，《南方周末》发表了一篇题为《向所有靠勤劳和智慧合法致富的人致敬》的报道，这也是第一家对我们的榜单进行介绍的中文媒体。文章写道：
从一个计划经济体向一个市场经济体转型，是我们这个国家最有前途的事业；富豪的诞生，正是这项事业的标志性景观之一。
在一个市场经济国家，富豪的诞生，是全社会选择的结果。作为消费者，我们中的一部分选择了他们提供的产品和服务；作为劳动者，我们中的一部分选择了他们提供的工作机会；作为投资者，我们中的一部分选择了他们提供的股票。
我们想说的是，富豪不是我们——普通人甚至穷人——的对立面。在一个拥有公平、有效的“富豪形成机制”的社会里，也就是说在一个谁资源配置能力更强谁就拥有更多资源的社会里，普通人和穷人会有更多更好的机会——享有更多更好的产品和服务的机会，更多更好的工作和投资机会。与此同时，只有穷人不断致富，不断获取更大消费和投资能力，富豪也才能成为最大的富豪。
正如许多有识者已经指出的那样，在面向市场经济的渐进式转型中，起点不公平和规则不公平已经成为一种基本存在。所以我们尊重人们对富豪的普遍的保留情绪。但是我们还想说，需要消除的是这两种不公平，而不是富豪。
1999年我们的第一届榜单在《福布斯》发布，由于是英文形式，加上当时中国的互联网并不发达，所以在国内并没有引起太多关注。2000年开始，我们主动与国内媒体接触，以便获得对完善我们的榜单有益的建议和意见。《南方周末》不但率先对这一年的榜单作了介绍，更重要的是，它同时对“如何看待富豪”的话题提出了理性见解，也为原罪话题提前做了注脚。
“2000中国50富豪榜”在人数上与1999年保持了一致，不过门槛大幅提升，由5000万元提高到了35亿元。50人的财富总和超过800亿元。首富还是荣毅仁家族，财富为157亿元，是第50名的45倍。
从地域分布来看，天子脚下的北京城是最盛产富豪的地方。50人当中，有14人的公司在北京或出生地是北京。他们是首富荣毅仁、第10位的宋朝弟、第11位的李晓华、第12位的陈金飞、第14位的田溯宁、第16位的丁健、第19位的吴鹰、第20位的丁磊、第23位的阎俊杰与张璨、第37位的张朝阳、第38位的杨澜、第41位的王文京、第42位的王志东、第46位的祝维沙。
50名富豪的平均年龄为43岁，最年长者是84岁高龄的荣毅仁，最年轻的是29岁的丁磊。
超过60岁的上榜富豪，除荣毅仁之外，还有徐文荣（65岁）、吴炳新（62岁）、尹明善（62岁），可谓老当益壮。排在第8位的徐文荣是浙江横店集团的掌门人，横店集团的所有制形式很特别，即社团经济体，同时成立了“四共（共创、共有、共富、共享）委员会”。中国的企业改制彼时进入高潮，徐文荣可谓独树一帜；最值得一提的是，即使到了2008年，他依然高举这面旗帜，走得铿锵有力。
学界对企业改制也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建议。经济学者张军在2000年8月的学术杂志《经济研究》上，发表了题为《集体所有制乡镇企业改制的一个分析框架》的论文。
文章称，在资产侵蚀存在的情况下，改制是维护集体资产的一种手段，从经济机制的角度看，改制也是一种对经营者优胜劣汰的选择，从这个意义上讲，改制的大方向是值得肯定的。不过，不是所有的企业都是适合改制的，按时按量、一刀切的做法往往会造成集体资产的流失，或者给改制后的企业造成负担。
徐文荣只于2000年登上过富豪榜。榜单发布后，他找到我们，给我们讲中国企业改制的情形和横店集团所有制的特点。经过再调研，我们发现把他放上榜确有不妥，后来榜单上就再没有过徐文荣的名字。
田溯宁同样只上过这一年的榜单（第14位）。他的轨迹也很特别，2000年前后，更多的人选择了“弃政从商”，而田溯宁却是“弃商从政”，离开与搭档丁健（第16位）一起创立的亚信，转而到中国网通去做CEO。所以2000年3月，亚信在纳斯达克闪亮上市时，他并不在现场。
1999年的榜单上，互联网界的富豪只有搜狐掌门人张朝阳，而到了2000年，网易的丁磊、新浪的王志东又加入其中，三人分别是第37名（55亿元）、第20名（11亿元）、第42名（47亿元）。三家门户网站均是于2000年在纳斯达克上市的。
2000年是中国IT企业发展的关键年份之一，一方面在于一批企业进入资本市场，另一方面在于相关制度与法规的制定与施行。这一年的9月25日，《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正式施行；11月6日，信息产业部颁布《互联网电子公告服务管理规定》。
所谓喜忧参半，这一年，“互联网泡沫论”四起，纳斯达克指数（以下简称纳指）在3月20日达到5048点后不久，开始一路狂跌。纳指2000年全年跌幅达39％，此前表现最差的一年是1974年，那一年纳指跌去35％。
2000年底中国概念股开始艰难的煎熬时，有一家非上市公司的老板——华为掌门人任正非写了一篇名为《华为的冬天》的文章。尽管2000财年华为以销售额220亿元、利润29亿元位居全国电子企业首位，但任正非在文章中大谈危机和失败，其居安思危意识发人深省，该文后来被广为传颂。在这一年我们的榜单上，任正非居第3位。
除此之外，榜单上三位巾帼富豪也惹人关注，分别为方小文（第23位）、张璨（第24位）和杨澜（第38位），三人所处的行业大为不同，分别为农业、电脑产品分销、传媒；其中杨澜是第一次上榜，而方小文与张璨在1999年已榜上有名。可以说，从第一届榜单开始，女富豪就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一直到2006年和2007年百富榜上，张茵与杨惠妍分别成为女首富，女人的话题，似乎并不比男人少。
任正非发来了律师函
华为是个伟大的企业。掌门人任正非第一次出现在“胡润百富榜”上是2000年，这一年他位列“2000中国50富豪榜”的第3名，财富为5亿美元（约41亿元人民币）。
2000年正是IT业最火暴的时候，我们参照思科等公司的市盈率，认为如果华为这一年上市的话，那么公司市值大约为100亿美元左右，而我们获得的信息是，任正非在华为所占股份大约为5％，由此推断他的身家在5亿美元左右。
律师函让我们很“害怕”
榜单发布前的2000年9月，我们把计算出的任正非的财富数字及相关信息传真给华为公司后，收到的却是一份律师函。他们激烈反对将任正非放到榜单上，否则要通过法律途径起诉我们。然而，当我们进一步追问，任正非所持股份几何、财富多少时，华为方面却拒绝透露任何信息。
收到律师函后，我们开始“害怕”起来，我们担心的不是自己的数据有误，而是任正非这个人。为什么这样讲呢？当时我们就想，任正非在广东，广东可是黑社会猖狂的地方，加上任正非自己又有部队的经历，我们会不会受到“非正常的打击”？
日后看来，这当然是杞人忧天，纯属对地区的偏见。但当时，发了传真后不久，华为的两名律师和奥美公关的人一起来了，要求将任正非的名字从榜单上拿下来。他们跟我们沟通了好久，不过，很遗憾，双方没达成一致。他们坚持己见，而我们从来不会因为迫于对方压力而改变我们的原则。
10月下旬，这一年的榜单发布了，任正非名列第3，财富5亿美元。前两名分别为荣毅仁家族和刘永行家族。我们在榜单中介绍任正非时写道：“任正非是个不喜欢张扬的人，他不愿披露有关自己财富状况的详细资料。”
直到2001年9月，我们才从工商资料上看到华为注册资本金为32亿元，其中，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工会持股988％，任正非持股11％。
必须提及的是，正是因为与华为之间的这次交道，刺激了2000年的百富榜开始用中文发布。1999年的“中国50富豪榜”是在《福布斯》上用英文发布的，尽管在传媒尤其是国际传媒中引起了较大轰动，但没有用中文发布毕竟是一大遗憾。与华为“不打不相识”后，我们决定借助中国国内媒体这一渠道发力。
一些国际媒体的朋友听到我们要与中国内地媒体合作时，都纷纷劝阻我们，在他们眼中，中国的媒体都是“红色喇叭”，不够务实。而我们并不这样认为，最后决定接触的第一家媒体是《南方周末》。
我们的考虑是，一来，《南方周末》是当时中国最好的报纸；二来，华为总部在广东，《南方周末》总部也在广东，距离近一些沟通起来或许更方便。
2000年11月17日，《南方周末》发表了“胡润百富榜”在中国的第一组文章，同时也告诉国内读者，以后每年都能看到中文版的富豪榜了。这一天确实非常值得纪念。
这组文章中的一篇题为《向所有靠勤劳和智慧合法致富的人致敬》。文章称，“富豪不是我们——普通人甚至穷人——的对立面”。尽管如此，听朋友说任正非看到这一文章时仍然不太高兴。这自然在意料之中。不过我们后来回头想想，总感激任正非的律师函。
不随大流的怪老板
1988年，任正非从部队转业，以2万元本金注册成立深圳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主营业务为电信设备。2007年，华为实现合同销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