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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品质之辩
再回到李海仓与乔金岭非正常死亡的2003年。当时在企业界、学界和民间都引发了大讨论。有人将当时参与讨论的观点归纳为四类：多行不义必自毙；创造再多的财富，提供再多的就业机会，上缴再多的税收，仍洗不掉自己身上的罪孽；向死者致敬；千秋功过，自有后人评说。
值得关注的是，李海仓遇难一周后，《中华工商时报》即发表文章，呼吁“正确认识和评价先富阶层”，文章首先引用了刚刚由中共中央统战部、全国工商联和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发布的一项调查成果（第五次中国私营企业抽样调查）称——
私营企业主作为社会主义事业的一支建设力量，正在健康成长。首先，私营企业主队伍是一支富有创新意识和创业精神的生力军。被调查的业主大都“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他们在改革大潮中响应党的号召，不捧铁饭碗，不吃“皇粮”，艰苦创业，创造财富，提供税收，解决就业。从总体上看，他们开业经营时的资金来源，主要不是靠银行贷款，也不是遗产继承，而是靠在法律许可的经营范围之内做小生意、开小作坊，或农业生产的积累，或靠民间借贷。
文章称，“我们并不讳言先富阶层中，确有有愧于建设者称号的人和事，但这只是极少数。”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正确认识和评价私营企业主，正确认识和评价先富阶层，对于让更多的人尽快富起来，对于实现全面小康的战略目标，对于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持续稳定快速发展，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
不久后，企业界又发生了河北大午集团掌门人孙大午因所谓“非法吸收公共存款”而被刑拘的事件，再度将坊间的讨论推向白热化。
经济学家魏杰称：“中国民营企业应该进入洗礼阶段，对公众讲清楚我不是污浊的，我的整个原始积累是抓住了中国的历史机遇。好多民营企业已经突破了为自己赚钱的阶段，是事业的问题，事业问题就要对历史有个交代。讲清楚了社会才会更好地认同你。”
学者王德峰也称：“富豪的暴富和暴卒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涉及到民营资本的起家和原始积累。他们一方面应该看到自己所拥有资本的数量，一方面应该同时意识到与这个资本数量相应的社会责任。”
评论家童大焕称：“一些中国富人及其帮闲、帮凶们很多见不得光。所以他们要抹黑平民，刻意模糊富和恶的界限，故意把社会的‘仇恶’说成是‘仇富’。中国的富人们对此要充满警惕，不要被恶人卖了还不自知。中国真正的富人们，要行动起来，保护穷人，也保护自己。”
我们很早就在提“财富品质”一词。中国的财富品质，决定着中国经济的方向和命运。也是在2003年，我们经过调查，发布了“2003中国财富品质榜”，排在第一位的是“诚信”，第二和第三位为“把握机遇”和“创新”。诚信是财富品质的第一元素。
2003年经久不息的那场大讨论，跳出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标签化、脸谱化的劣根性，开始从个体境遇入手，来看待原罪问题，剖析财富品质景象。
然而，2006～2007年前后，中国经济高速发展，资本市场持续火暴，一些大案、要案层出不穷，各利益群体间的对峙情形再一次出现。当人们找不到宣泄方式和途径时，“二分法”等非理性声音和观点重新开始涌现，以至于反对改革的呼声高了起来。
皇甫平（周瑞金）先生于2008年7月发表题为《改革不可支援》的文章，称：
有些人把改革中出现的新问题、新矛盾统统归罪于市场化改革本身，动摇和否定改革，这显然是片面的、错误的。在经济体制转轨的历史背景下，诸多矛盾主要是由于市场经济不成熟、市场机制作用不充分所致，并非是市场经济、市场机制本身的缺陷。贫富差距的问题，不是因为市场化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而是因为市场化过程中因权力之手的介入，让有些人以牺牲他人为代价暴富起来。借助行政权力致富，损害弱势群体，恰恰是旧体制的弊端造成的，怎能责怪市场化改革呢？
香港学者、著名报人林行止在2008年夏宣称，有感于香港社会贫富差距加剧，不愿再做盲目的自由市场信徒，决定放弃一直以来所赞成的“企业的唯一功能在替股东谋取最大利润”的主张，“如果中国能制定一套在‘向钱看’与社会公平间平衡发展的政策，中国的崛起才对提高人类福祉有积极意义”。
皇甫平和林行止两人观点的糅合或许是最佳选择——市场化深入同时应注重制度建设，但“姓资姓社”的争论万不宜再来一次轮回。
“2003年10月15日是一个特别的日子。这一天，有两个中国人几乎同时登上了‘巅峰’。一个当然是‘中国探索太空第一人’——杨利伟；一个是‘2003年中国首富’——丁磊。他们昭示的最大意义在于：前者从根本上拓展了中国人数千年以来的地域上的时空观念；后者从本质上改变了中国人对于财富的时空观念。”
这是IT评论家方兴东在我们2003年的榜单发布后，在自己的博客上写下的一段话。
这一年开始，我们制作的百富榜不再借道《福布斯》而是自己独立发布。32岁的网易掌门人丁磊成为榜上的新科状元（75亿元），这得益于网易的股价在过去20个月的时间里涨了近70倍。我们在发榜辞中写道：“这是否预示着中国将进入一个新纪元呢？”
方兴东接着写道：“随着中国互联网启蒙阶段的正式结束，开始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作为朋友，我们期望丁磊能够为中国互联网的发展和中国本身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有趣的是，丁磊的朋友、步步高电子掌门人段永平（2003年，第83位，10亿元）正是因为在两年前网易股价最低位时吃进了200多万股，后来赚了个盆满钵满。段永平也是位传奇人物，将步步高品牌做到如日中天却华丽转身，定居美国，开始做股票投资，几年后花62万美元与股神巴菲特共进午餐，让人眼羡。
这一年的百富榜上，100位上榜富豪的总资产达到1907亿元（2002年为1577亿元），相当于2002年中国GDP的2％，上榜富豪平均每人19亿元，上榜门槛为9亿元。榜上有新面孔40张，除了中国民营经济自身的迅速发展外，还与民企借壳上市的数量大幅增长及中文商业媒体的进步有关。
尽管与房地产相关的企业在榜上仍占主导地位（58％的榜上企业以房地产或与房地产相关的建材、钢铁、瓷砖、木质地板、基建等为主营业务），但是复苏中的IT行业却成为最大的一个亮点。丁磊便是最具代表性的人物。
上榜富豪们的财富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了中国GDP的增速，其中成长最迅速的当属与丁磊同为IT业的盛大网络掌门人陈天桥。他从1999年我们首次推出富豪榜后不久开始创业，到2003年百富榜发布时，当初50万元的启动资金变成了40亿元。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在最年轻的10位上榜企业家中，有5位涉足传统的钢铁行业。
从这一届榜单开始，我们在调研过程中开始关注企业的社会责任。上榜企业当中员工数量最多的德隆集团，旗下员工达10万余人，不过这一年的德隆，危机已越来越明显，这一年是唐万新最后一次榜上有名。上榜企业当中纳税最多的是UT斯达康，它在2002年的纳税额达到125亿元，紫金矿业集团紧随其后，纳税额超过8亿元，此外，榜上1/3的企业纳税在1亿元以上。
上榜企业家的平均年龄为445岁（2002年为46岁）；就地区性而言，榜上22％的企业家将他们的集团总部设在广东省，设在金融中心上海的占14％，北京占11％，香港占8％，浙江省占8％。从榜上数字来看，上海地区的企业家拥有的财富总量最多，而如果从榜上企业家的出生地来考察，东部沿海地区的最多，占32％，其后是中国北部和南部。
民营企业家在资本市场的动作更为娴熟，榜上有48位企业家控制了78家上市公司，多在上海、深圳、香港、纳斯达克和新加坡等地上市。而中国企业家的国际交流也日益增多，榜上1/3的企业家的主营业务需要与国外发生联系，其中与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家的联系最为显著。
除了主榜单“胡润百富榜”外，这一年我们还发布了系列“新作”，包括“2003中国强势榜”、“2003 IT富豪50强”、“2003资本控制50强”和“2003房地产影响力人物50强”。
强势榜其实是影响力榜，遴选标准包括政治影响力、在民营经济中的领导地位、在行业中的战略地位、企业纳税额和销售额、品牌知名度等。这一年强势榜的前三位分别为荣智健、鲁冠球和宗庆后。他们各自执掌的企业中信泰富、万向集团、娃哈哈集团都从优秀做到了卓越。
鲁冠球和宗庆后都是浙江企业家。鲁冠球常说自己是个农民企业家，我们第一次与他见面时，动用了两名“翻译”才听明白了他的乡间话。在2003年百富榜上，这位“农民”排在第4位，财富为54亿元，最引人注目的是他在资本市场上的长袖善舞。仅2003年一年，万向就有投资中国首家以民营资本为投资主体的保险公司——民生人寿保险并与泛海集团并列为第一大股东，受让浙江省工商信托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近25％的股份成第二大股东，创建万向制造基金等举措。5年之后，万向集团完全控制的上市公司达到4家（万向钱潮、万向德农、承德露露、S*ST兰宝），同时还参股多家上市公司，控制资本超过200亿。
宗庆后也是一位值得敬畏的企业家。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保健品市场集体疯狂的时候，只有宗庆后保持了相对的冷静，并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