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并不多。
大多数人是期望在“利”与“义”之间寻求某种平衡。
不过，这种平衡会随着本人物质环境的变化而发生变化。
比如凌小宁现在对于钱的看法，就同过去大不一样：“当你没有钱的时候，钱的份量会很重，钱越多，就越不值钱。”他说：“对我来说，钱已经够了。所以时间是最宝贵的。对从国内招聘来的人来说，钱可能还很重要。”不过，他又说：“美国人非常看重自己能不能愉快。再多的钱，如果不开心，也不干。那是因为，他在别的地方也能挣到钱。可能少一些，但很开心，他宁愿这样。”如果美国人真的是这样，那么李开复就是一个典型的美国人。他在各种场合无数次谈起微软的科研环境，以及身边这些优秀的人，说他从中得到无穷乐趣。只有一次，他与一位记者谈到了收入问题：603如果有两个机会，一个是工作不好，但物质很好；一个是工作非常好，物质方面勉强可以，那么我会接受后一个。但如果这个工作的物质非常差，差得我的家人没有办法接受，那么我会先接受前者，等到把钱赚够了，然后再做我喜欢的工作。我还是觉得不能因为个人的爱好让家人长期过一些不能接受的生活。我希望中国员工的工资会更快地增长。
当然，“认股权”的力量，须有一个前提方能凝聚而成。那就是，股票市值不断成长。倘若股票不能如所期待地增值，甚至还要贬值，那么“认股权”就等于废纸一张。那些在1999年春天加入微软中国研究院的员工，依据规则，已经可以在2000年春天出售自己首批“认股权”的一部分。大家在一种期待当中度过一年之后，却发现微软股票的价格与一年前相比，不仅没有增长，而且下降，自己虽无直接损失，但不能从“认股权”中获得好处，本身已是损失。这情形有些像张宏江在半年前说的，“微软的股票不涨，问题就会暴露出来了。”他那时认为：“这是一个潜在的问题。”如今，“潜在的问题”
已经浮到水面上来了。
604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看斯蒂夫的补偿政策。对于微软35000名员工来说，这一政策中所包含的意味，是可以推算出来的。
假设1999去年公司平均每一个员工拿到1000股股票认购权，按照斯蒂夫的政策，在2000年4月24日，以大约66元的价格分给员工大致同样数量的股票。股票今后如果涨上去，利益是员工的，跌了，亏损则是公司的。照此看来，微软需要出资：66×1000×35000=2；310；000；000美元有了这样的估计，我们就可以理解斯蒂夫．鲍尔默所说“不希望我们的员工对他们未来的报酬有疑虑”这句话的含义：用数字来衡量，那就是，一夜之间把公司第一季度的全部利润（23亿美元）掏出来，就是为了稳定人心；用逻辑来衡量，那就正好应了微软的“以人为本”
的精神：最重要的是人，而不是钱。只要李开复张亚勤这样的人还在，钱就会失而复得，而失去了人，微软才是真的完蛋了。
难怪李开复和张亚勤全都感慨不已！
605自由软件与自由创新“稳定”这个概念，在微软的词典里是没有的。有“危机”，有如李开复所说：“微软永远有危机感。”也有“竞争”，就像里克．雷斯特说的：“微软的竞争者，就是我们自己。”走进希格玛大厦的那些稍有阅历的人，对于微软的第一个感觉，通常都是，这公司正在心急火燎地“转型”呢。王坚说：“微软中国研究院是建立在‘危机意识’基础上的。”陈宏刚每次回到雷德蒙总部都能发现，大家谈论成绩一语带过，谈论危机聚精会神。“我们从不否认自己有缺点，”陈这样说，“我们都明白自己随时可能被别人取代。”比尔．盖茨谈论这个问题的时间更早，也更加直截了当。1999年初，他在接受英国BBC电视台的记者专访时承认，“有人可能正在致力于带来某种具有石破天惊意味的创新”，就好像他自己在70年代对电脑行业做的那样。他对记者说：“所有企业最终都会被取代。”还表示，他“能够正视一个没有微软的未来”。
在另外一个场合，比尔．盖茨重复了他的“微软总有一天会被取代”的说法。但他又说，他的任务就是推迟这个日子，而他的辞去首席执行官，也就是为了这个目的。
606希格玛大厦里面这些人整天忙忙碌碌，似乎也都是为了“推迟这个日子”。“时间可以证明我们是对的。”张亚勤说。
2000年1月的最后一天，也即微软中国研究院“龙苑会议”所规定的“一月目标”截止期，一支来自中国的队伍，浩浩荡荡地走进雷德蒙，包括李开复和张亚勤，其他小组的经理张宏江、沈向洋、黄昌宁、王坚、凌小宁，还有好几位研究员和工程师。上午10点钟，这些人来到总部112号楼的会议室，向微软的产品部门报告他们15个月来的进展。
在微软总部编制的会议文件上，这个报告会被称作“微软中国研究院多媒体研究成果检阅”。就事情本身来看，是微软公司的高级副总裁克瑞克．曼迪将这些中国人从太平洋那边引过来的。两个星期以前，他来到北京，在希格玛大厦转了好几圈，李开复请他指点，他说他“非常满意”。
李开复问：“你看哪个项目最好？”
他说：“每个都很好。”
607李开复又问：“有没有哪个项目不很出色，或者是方向不对头？”他想一想说：“没有。”
克瑞克．曼迪带着一种既惊且喜的心情回到美国，立即发电子邮件，对属下各个部门的经理说：“你们都应该到北京去看看。”接下来的一个星期，李开复接到更多的电子邮件，微软总部的产品部门纷纷提出到北京来看一看的要求。
李开复掰着手指一算：自己手下6个经理，那边可能有20个部门要来，这样，就要开120个会议啦。倒不如索性把自己的经理集合起来，到雷德蒙去开一个会，不论谁有兴趣都可以来听。
这一天，报告会从上午10点一直持续到午后1点30分，连午餐的时候也没有停止。李开复、张亚勤、张宏江、沈向洋相继站到前台，摆出证据说明微软在中国的政策取得巨大成功。这一次带来的13项成果也可以证明，研究院的基础研究已在多方面取得进展。在过去的6个月中，研究院已经发布49项发明，估计每年可以获得50…60项专利，其中有一些马上就能用在产品中，有一些608要在两年以后才能用，还有一些则是5年以后的主流。
但是，最重要的东西还不是已有的成果，而是将要有的成果：多媒体研究已经在三个方向全面展开。
李开复的阐述充满专业术语，让微软公司产品部门的几十位行家听得两眼放光。但李开复接着告诉那些美国人，在北京的工作刚刚开始，机构初创，只有大约60个研究人员和几十个实习者。他还说，他的19个高级研究员和研究员中，有“11个来自美国，8个来自中国”，另有26个副研究员和10个工程师和来自中国的2000多个申请者。他一边说一边驱动电脑，巨大的屏幕上呈现出一行字：“来自13亿中国人中的100个最聪明的学生。”
他们组成了微软中国研究院的“智慧塔”。
演说当场引起震动，其影响一点也不亚于前述那组“考评数据”。公司里那些关注中国的人了解到这些，不免惊讶万分，他们没有想到，太平洋那一边的形势变化得如此之快。微软雷德蒙研究院院长凌大任说，他觉得自己看到了“很好的东西”，其中有一些“不仅仅是技术成果，而且是理论上的突破”。但是，还有更加让他兴奋的东西呢。他是当初力主尽快建立中国研究院的人之一。
609以其华人的背景，他知道这是一个很具挑战性的工作，困难是明显的：一个是语言和距离，怎样与美国总部沟通和合作；第二个难题是，微软能在中国找到一个很扎实的班底吗？一年以后，再来回顾这些问题，凌大任说：“我们非常兴奋，我们发现我们找到了一些非常优秀的人才。但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了。我们的第二个目标，是希望他们继续把他们的效益发挥在中国。”另一个兴奋不已的人是副总裁里克．雷斯特。“他的工作非常优秀，非常出类拔萃！”他这样谈论李开复，“凭我自己的经验来看，我知道这非常困难。”他甚至认为，李开复在一年里面做的工作，在别的地方要10年到15年的时间才能完成。这话当场就引起一位中国记者的怀疑，他问里克．雷斯特：“真的是这样吗？”“让我再把我的话说得精确一点。”里克于是笑着解释道，他的意思是，中国研究院所达到的工作效能，在一般的组织中要用更长的时间才能达到。
但这并不妨碍里克．雷斯特向比尔．盖茨直接表达自己的看法。在微软的两个高级主管回顾了中国研究院一年的工作之后，比尔．盖茨很惊讶地说：610“他有这么大的能力！”
尽管李开复成功地解决了他所遇到的最初的难题，但是，在新时代开始的时候，微软面前的两大难题没有一点化解的迹象：一个是司法部的挑战；一个是市场的挑战。6月7日，杰克逊法官判决微软公司一分为二，微软当即表示将上诉进行到底。司法部大有不把微软搞个妻离子散不罢休的势头，但若追究起来，其实这些事远不如市场的形势那么严峻，因为市场才是最终决定公司存亡兴衰的力量。正因此，斯蒂夫．鲍尔默才会在这场官司的高潮中吁请他的员工，“坚持把精力放在创造机会、创新产品”上。
微软最大的问题是，那些曾经风光无限的产品，已不能满足网络时代的要求。在很多领域，它不仅不像司法部说的处于“垄断地位”，而且连优势也说不上。比如网络上的“”公司中，有90％的部分在使用甲骨文的软件，这比微软“视窗”在个人电脑市场的占有率还要高。2月中旬，甲骨文公司的总裁赖里．艾利森在硅谷这样说：“越来越多原属于个人电脑的运算转向网络运算，我们就有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