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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第二天加在一起，睡了20分钟。第三天没有睡觉，第四天睡两个小时，第五天又没有睡觉。到第六天，他一边想，一边写，一边做录像，一边做演讲稿，还请来一个“老外”配音。直到深夜，他把演示录像做好，以为大功告成，就回家安稳地睡了一夜。次日清晨来到办公室，把沈向洋项目的录像带拿来一比，就觉得自己那个实在太差，于是扔了重做。他从第七天的上午干到第八天的下午。到1月10日，他终于完成全部工作。这时候是凌晨5点钟，他趴在桌子上睡着了，等到再睁开眼睛的时候，已经是下午4点钟。
与他遥遥相对的那间办公室里，沈向洋还在为全组的6篇论文做最后润色。过去10天里，他比徐迎庆睡得更少。在徐倒在办公桌上昏昏睡去之后，他的没有睡眠与停顿的状态又延续了两天。
12日，全部工作完成，6篇论文寄出。沈向洋离开他的电脑，还没有走出办公室，就倒在地板上睡着了。
10小时之后，他揉着熬红的眼睛走出办公室，说：“我要死过去啦！”又说：“4月份就知道我们能有几篇论文中选519啦。”小组里另外的成员，既没有提到“死”，也没有提到“中选”，一个个全都东倒西歪了。
有什么事情比和学生见面更重要？
整整一个冬季，11月，12月，直到2000年的1月份，研究院就像是一部高速运行的赛车，朝着既定的目标驶去。所有的人，院长、经理、研究员、副研究员和工程师，还有那些访问学者和实习学生，全都没有片刻懈怠。当然也有一次例外。那是12月2日下午，休息厅张灯结彩，白板茶几上的奇怪符号也都擦净，摆满了各种饮料、点心和干鲜果品。所有员工都来了，包括沈向洋、张宏江、凌小宁、黄昌宁、王坚、陈宏刚，还有李开复。一天前，李开覆命令所有下属，不论多忙，也不论什么“死线”，这个下午所有的人必须暂时离开电脑。
他们在这里迎接清华大学的学生。学生总数大约有400人，都是自愿报名，又经学生会的组织，来参观希格玛大厦第五层的。没有一个房间足以容纳这么多人，但李开复看重学生甚于看重官员。他在各个大学访问的时候，就说过，“可以不见校长，但不能不见学生。”现在，这么多学生登门拜访，在他看来是一件喜事。他坚持要520见到所有愿意来的学生，一个也不能少。于是，陈宏刚精心设计了一套方案，将全部学生分成5批，每批80人，依次进入。这种安排虽然可以解决房间狭小的问题，但却出现了新的问题：研究院安排的所有节目－－李开复的演讲、项目演示和参观、各研究小组和学生的座谈，均须重复5次。全部活动时间也因此延长为整个下午。
“你打算把同样的话讲5遍？”陈宏刚问李开复。
但李开复认为这不是问题。他反问：“还有什么事情比和学生见面更重要？”对于李开复在学生身上倾注的热情，他的下属当中有不少不以为然。的确，研究项目“死线”在即，加班加点还惟恐不及，居然要把这么多的时间花在这些学生身上。“所有人，一个下午，全都花在这件事上面。代价太大了！”凌小宁说。但是他却完全了解李开复的良苦用心：“他就是为了能发现一两个优秀学生。”
李开复并不隐瞒他具有这样的动机。一个学生问他：“你怎样对自己定位：是一个学者还是一个管理者。”他说：“都不是，我只关心我每天做的事情。做成一件事就会满足。比如今天，我与400个清华大学的学生交流，521就很满足。你们中间可能有20个到30个对我说的话有兴趣，其中有一两个人将来可能因此做出成绩，我就有了更大的满足。”那个下午，李开复情绪高昂，劲头特别大。有权势有名望的人对待小人物的那种漫不经心，在他脸上一点也看不到。他并不是拿这些学生来陪衬自己的平易近人，他的话，听上去没有那种俯视下层的意味，而是在向学生表达他的诚意：我们已经有18位资深研究员－－11位从美国回来，7位从中国招聘。还有26位副研究员－－这类似于大学里的博士后。至于整个微软公司，共有4个研究院，450个研究人员，他们总计开辟了30个研究领域。
在过去一年里，我们发表了28篇论文，还有49项发明。不错，我们是做基础研究的。但就像比尔．盖茨说过的，我们也是为用户而存在。我们不是为今天的用户，而是为了5年以后的用户。我们不做没有用的东西，我们每天都在试图明确地回答：5年以后世界是什么样的？今天的用户只想今天要什么。我们在今天就要决定5年以后的东西。
522有一个中国教授，到这里来，看了研究院以后很奇怪。他说，他本来以为做基础研究就是把每个人都关在房间里面，想事情。我说，是想事情，但不等于不做。
我们不是坐着想事情，而是想着做事情。我们要拿学术成就来衡量每一个人，要看论文，但我们的最终目的，不是写一篇论文，而是做一个可以用的东西去造福人类。
我们从美国来到中国的这些人，每一个人都是专家，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功成名就。但是有一个东西是只有微软才有的。这就是，在这里做出的成绩，可以被成千上万人、甚至上亿人使用。他真的把他的这番话说了5遍。学生们被他的富有激情的声音所吸引，先是全神贯注，然后是议论纷纷，一批又一批地包围着李开复，然后又去包围那些他们久闻其名的研究员。
他不厌其烦回答学生的问题，眼睛仔细打量面前的所有学生，心里期待着天才的突现，嘴上不失时机地询问学生，他们当中谁最优秀。有个学生顺口说道，他的一个同学是个数学天才，还是围棋高手。“真的？”李开复一听到这个消息便两眼放光，正要追问，陈蕾走来说，第四批学生已经进来，正在那边等着他的演讲呢。于是523他吩咐陈宏刚，务必找到那个“数学天才”，还要把了解到的情况向他报告。
不过，他还是感觉到“死线”的压力，悄悄吩咐几位经理：“叫一部分研究员回去干活吧。”
“只要他真是我们需要的人，要什么给什么”
用这种方法来寻找优秀的人，在希格玛大厦第五层里还是第一次，这表明，李开复并没有因为他已拥有一支60人的队伍而有丝毫松懈。事实上，我们检查研究院的档案，可以知道，在1999年春天的招聘高潮过后，寻人的努力仍未放松。新的加盟者，在7月份有李明镜和张益肇、在9月份有王坚、在12月份有郭百宁。然则有足够的迹象表明，李开复从未知足过。他认定，既然希格玛大厦已经聚集了第一批聪明人，就理所当然地会有更多的聪明人围拢过来。
1999年的9月24日，他向全体员工发出一个挺长的电子邮件，表明他的这种迫切心情。其中说：微软雇用的员工，40％是通过员工推荐的，因为聪明人了解聪明人，忠诚的员工会推荐最好的员工。所以请524你帮助提供顶尖的候选人，推荐适应我们岗位的人，可以是你自己认识的，也可以仅仅听说过他的名字。比如，你知道某个人发明创造过某项了不起的技术，听说某个人有“电脑怪才”的称号，请把他的名字寄给我们。所有的推荐都算数。
与此同时，他又颁布：为了发现那些隐藏在中国的天才人物，将对所有员工立即执行一项奖励政策：凡推荐一个研究员、高级研究员和主任研究员，微软公司将奖励3000元。
凡推荐一个助理研究员或者工程师，微软公司将奖励1000元。
中国人也许会认为，这项奇异方针是一个“任人唯亲”的证明。在我们的国家中，人们一天到晚痛斥“裙带关系”，仍不能避免“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情形。你说“聪明人周围一定是聪明人”，也许有道理，但是谁又能保证聪明人身边就没有一个笨蛋，尤其是那些冒充聪明人的笨蛋？的确不能！不过，微软这一人事制度，以员工信誉为基本前提。任何人在举荐旁人的时候，须以自己的“信誉”为无形担保。倘若真有滥竽充数之人，525本身极难通过严格面试，就算众多考官全被蒙蔽，“三流”
被当作“一流”引进公司，微软的环境也不能容其永远滥竽充数。一经发现，即被辞退，推荐者的信誉也会受到牵连。所以，尽管公司鼓励所有人举荐亲朋，却没有人胆敢胡来。这项制度充其量也就是个“举贤不避亲”。
当日微软中国研究院执行这一政策的第一个结果，就是邸烁把他的大学同学王庆带进了希格玛大厦。“那是我们班公认最聪明的一个人，真的棒极了。”当凌小宁想要寻找一个优秀工程师的时候，邸烁如此这般地说。
王庆面容消瘦，柔中带刚，机敏而有节制。在来到希格玛大厦之前，他的经历挺简单，从清华大学的学士到清华大学的硕士。他认为，“计算机这个东西，基本上是一个应用学科，没有什么高深的理论。”再转过头来打量自己：短于理论建树，长于实际的动手能力。所以他坚决不肯像他的同学邸烁一样去读博士，而是选择了摩托罗拉公司中国分公司一个工程师的岗位。他说他在那里可以扬己之长，还能逐渐洞悉大公司的运作程序。后来的事实证明，他没有想错。当他来到微软中国研究院面试的时候，这些经历令所有“考官”觉得，他无可争526议地具备了一个软件开发工程师的条件。有一段时间，微软研究院频频向他招手，而他还在犹豫不决。
在经过几次竭尽全力的说服和几个星期的焦急等待之后，凌小宁终于忍耐不住，去向李开复求援：“你要支持我一下，我需要这个人。”
“怎么支持？”
“给他一个组长职务。他现在在摩托罗拉负责一个小组，手下有几个人。”“给他。”李开复痛快地说。
“我还希望你能和他当面谈一谈，说服他来我们这里。”“好，我谈。”
李开复当即约见王庆。这让王庆有些惊讶，也更加强烈地感觉到微软的诚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