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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3以上一种情形，在研究院以后长时间的运转中，造成了一种无形但却有效的秩序。徐迎庆对这种情形极为钦佩，甚至有些夸张地说，“这就是大师的管理水平。”
还坚持认为，我们国家科研上不去的原因在于，不是“把鸡毛当令箭”，就是“把肉包子当窝窝头”。
李开复有一次这样谈论徐迎庆：“如果他在这里的研究效率提高了100倍的话，我一点都不惊奇。”在李开复眼里，徐是一个特别有创意、特别有激情的人。他什么都想做。而研究院可以提供给他最好的设备，还有经费。
“但最重要的是，”李开复说，“假如他有50个想法，其中有48个可能是不行的。已经有人做过，失败了，或者已经成功了。他不了解这些－－不只是他，中国很多人不知道国外的研究情况。但我们一听就知道。我们就会说，这个不行，这个不行，这个也不行！啊，这是一个好东西！他过去把能够想到的所有念头都拿来做。50个，每个做两个月，要做100个月。在这里，他只要集中精力做其中两个正确的。而且不用做杂事，不用申请经费。”徐迎庆的富于激情和想像力，在研究院中为大家公认。他那体积超过常人的大脑中，充满了无数稀奇古怪494的念头。他当然会有蔡东风所说的那种“失败的压力”。
“每个人都有可能做到一半就做不动了。”他说。对于李开复说过的“鼓励失败”，他也觉得挺受用：“是啊，只成功不失败的事情就不能叫科研！不过，最重要的还不是人家怎样看待你的失败和成功，而是你自己怎样看待。”在这同样一种情形当中，徐得出的结论与蔡正好相反，蔡是“激流勇退”，而徐则选择了“激流勇进”。当所有人在巨大压力之下拚命开掘自己的智慧、耗尽自己的时间和精力的时候，蔡觉得那是一种痛苦的体验，至少也是得不偿失，而徐却觉得那正是他的快乐。
毫无疑问，徐正是微软需要的那种人。所以，他在1999年夏天就提前结束了副研究员的聘期，晋升为研究员。如前所述，微软中国研究院的“副研制度”，造成了副研心头最大的压力。蔡东风的离去，不能说与此没有一点关联。徐迎庆在不到半年之内单枪匹马挺进“正研”
圈子，表明其在精神方面和物质方面都发生了变化，当然也成为其余副研议论的话题。以至于李开复觉得有必要把这件事情当众说个明白。
那一天，他在“指南厅”的大幅屏幕上显示了如下495一行字：提升研究员的例子－－徐迎庆。然后将徐迎庆半年来的表现予以公布：研究成果：5项。
论文专利：正在撰写5篇论文；申请6个专利。
产品转移：有5个革新算法将进入微软产品。
研究精神：有热情、干劲。
有创意。
自主，从不等待工作分配。
跨组的合作和影响。
能接受批评。
刻苦工作，从不抱怨。
其他贡献：面试。
帮助微软中国研究院进入中国图形学领域。
永远把公司放在第一位。
“徐迎庆真棒啊！”来自加拿大的访问学者杨强这样惊叹，“他那个脑子真是不得了。”然而这件事还包含了另外的意味：李开复敢于在所有副研面前列举这些理由，表明徐的提前晋升，确是出于其本人的努力和成就，而496没有人事方面的原因居中作祟。
一种真正具有压力的制度，能够将不同的人迅速分化。当蔡东风向李开复提出辞呈的时候，徐迎庆却被他自己的成功激励着，日愈沉醉在一种亢奋的状态中。沈向洋在3月份交给他的那篇“纹理合成”的论文复印件，8个月来始终放在他的办公桌上，他已经阅读了无数遍，那几张纸上画满了红黄绿黑各种标记，还有密密麻麻的中文和英文的批注。
“看着吧，我能超过他。”他对沈向洋说。
他刚从“12月3日”中解脱出来，就开始惦记“1月13日”了。
如何捞到海洋里的一根针“龙苑会议”确定的第一批研究项目，全都具有严格的时间界定－－2000年1月。
1999年秋天将要结束的时候，“死亡线”遥遥在望。
但是网络多媒体技术领域中三个研究小组－－张亚勤小组、张宏江小组和沈向洋小组，全都面临着无穷无尽的技术难题。
497个人电脑的微处理芯片－－大小有如一张中等尺寸邮票的硅晶体片，每18个月就把它自己的能力奇迹般地增长一倍。50年前，一台楼房一样高大的电脑提供给我们的“比特”数量，不过数以千计；20年前，一台普通电视机大小的个人电脑，可以容纳数以千万计的比特；到了最近10年，一台笔记本大小的个人电脑所能容纳的比特，已经超过1000亿。现在，整个因特网上流动着的比特数量，以兆亿计。
在过去的几年里，因特网是全世界都在谈论不休的话题。一部分人在疯狂地追逐网络，另外一部分人说“网络不过是一个越来越大的泡沫”。实际上，网络是一个媒介，只是为我们提供一个平台，真正有意义的东西是网络上的内容。网络对于网络上的内容，有如纸张对于纸张上的内容。人们想要的东西是报纸书刊上的文字和图片，而非纸张。所以，内容是决定一切的。网络不是泡沫，但没有内容的网站是泡沫，这情形就像是给了人家一张开满“天窗”的报纸。
然而不论网站的泡沫是否破灭，因特网都已将这些生机勃勃的比特变成无论种族不分国界人人可以享有的498资源。从表面看，这是用户的幸事。但是，当因特网将这么多数据转换成字符、线条、颜色、图像、声音或者视频的时候，问题也就随之发生：没有一条线路能够将如此巨大的数据顺畅无阻地由此地传递到彼地。就算你能耐心等待那些数据全部到达目的地，在那比特构成的海洋中，又怎能轻易找到自己想要的“一根针”？这情形很像你在北京城庞大的交通网上，在140万辆流动的汽车中寻找你女友驾驶的那一辆，如果没有有效的指引，必会无功而返。而因特网上流动的比特却是数以兆亿计的，其搜寻的艰难，自然可以想像。
伴随网络技术的每一次突破，都必然有软件功能的不断增强。对于因特网上种种尴尬的情形，科学家的办法，主要集中在三个领域：一个是多媒体化；一个是可移动化，也即无线通讯；一个是网络化。“信息业走向哪里？就是这三个方面。”张亚勤这样概括他对未来的判断：“因特网是这三个东西的交互，处在中心的位置。”
其解决问题的基本路线如下：获得－－压缩－－传输－－检索－－提取－－再现首先，如果计算机不能“获得”各种自然形态的数499据，比如语言、图像、声音等等，一切都无从开始。然后，如果不经“压缩”一环，以目前因特网的水平，显然不能容纳如此大量的数据。但“压缩数据”与“压缩饼干”不同。后者可以把所有原料搅合在一起，改变原有形态，面粉脂肪白糖等等不必分出彼此，“压缩数据”
如果也像“压缩饼干”，那就完全无用。它必须能够在必要的时候恢复原有形态，它要求最快的速度、最好的质量和最低廉的成本，这是“传输”。还必须让所有人都能准确迅速地“大海捞针”，这是“检索”。人们处理比特的工具越来越多，个人电脑之外，已经有了种种形式的无线通讯，比如正在流行的掌上通、手机和电视机顶盒，所以同一次传输和检索过程必须能够适应所有这些设备，也即专家所说“可移动的环境”，这是“提取”。最后是数据的“再现”，这包括数据的还原过程和一个让用户最容易操作的界面。
这一过程在1999年春天曾出现在张亚勤办公室的白板上。那一天，李开复和张亚勤在一起讨论科研的基本线索，张亚勤在白板上画出一个流程图。后来一年的事态发展证明，将网络多媒体3个研究小组的目标集中起500来，就构成了这个流程的从头到尾。
如果我们用最简单的语言来描述这3个小组的目标，那就是，沈向洋小组解决的是数据的“获得”。张亚勤小组要解决数据的“压缩”和“传输”，张宏江小组要解决数据的“检索”和“提取”。这里所谓“数据”，包括了语言、声音、纹理、图像，还有视频（再现的工作，多数小组都会涉及）。
张亚勤以往在世界计算机软件业的地位，正是来自他在数据“压缩”和“传输”方面所做的贡献。而张宏江则是全世界数据“检索”和“提取”的“鼻祖”。这两个人分别在自己的领域中已经努力了十几年，卓有建树。
然则，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似乎总是走在他们的前面。
当一台电脑吃力而又缓慢地把一幅图像显示在屏幕上的时候，任何人都会感觉到等待的焦躁和烦恼，同时又会感受到画面逐渐呈现带来的喜悦。但在专家们的眼里，那屏幕上显示的东西并非图像，而是成千上万颗小圆点构成的一张网。他们把那些圆点叫做“像素”，同时认定，大部分像素其实只是重复。比如一幅照片上，千万个蓝色圆点组成蓝天，其实这只是一个蓝点的重复。
501专家们通常用“冗余度”来描述这种现象。所谓“数据压缩”，也就是把“重复”先行取消，等到用户提取图片的时候再还原。这对运动着的图像特别有效，因为我们只需保留后一幅与前一幅的区别，而将所有相同之处全部删去。科学家在以往的工作中，已经有可能将数据压缩至1％…2％。其余均为“冗余”。你可以设想，当一条高速公路上的汽车流量减少了98％的时候，会是怎样一种局面。
但情况并非如此简单。张亚勤小组现在就面临着一个新的棘手问题：压缩与传输，和网络资源的情形联系在一起。网络传输的带宽（“带宽”的意思，如果形象地表述，就是线路的宽度，在固定的时间段中，越“宽”
的线路，可以传输越多的数据），并非固定不变。在同一条线路上，数据的传输有着快慢多少的区别。这情形如一条电话线上，一个人“占线”的时候，另外一个人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