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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世界有上千名教授和博士在图形学领域里东奔西忙。而每年这个会议只能发表40篇文章。”他说，“想想吧，能在这里出一篇文章，是一件多酷的事。”他宣布：“下一个‘死亡线’是2000年1月13日。我们必须拿出6篇更加精彩的论文。”他倒没有想着李开复反覆提起的向比尔．盖茨报告475的事情！所以难免有人说，他的研究方式正是重长远而不重眼前，重基础而不重产品－－这与副研究员的想法挺对路。
副研究员的懊恼1999年11月25日，也即“龙苑会议”结束之后两个星期，李开复开始了他那个“心平气和、但没有人会笑着出门的谈话”。演讲的题目叫做《对副研的期待》，这是一连串演讲的第一个。此后半年中，又有：凌小宁：《如何在微软获得成功》陈宏刚：《有效的交流与反馈》王坚：《中美科研文化的差别》李开复：《精彩演讲22秘诀》凌晓峰：《如何撰写科研论文》李开复：《软件产业及微软文化》张亚勤：《论文是怎样被审读的》李开复：《什么是微软重视的研究》沈向洋：《基础研究如何选题》476张宏江：《怎样把科研成果转换成产品》演讲一律选择在午餐时间，一律选择在希格玛大厦第五层的“指南厅”中，演说者一律站在前台慷慨激昂，聆听者一律嘴里嚼着肯德基汉堡包手上做笔记。开始的几次，只有研究院的几十个员工参加，但消息渐渐在中关村传开，以致附近高校的学生也纷纷赶来。到了2000年的春季，每逢演讲之时，有50个座位的“指南厅”，就会挤进来将近100人，很多人站在走廊上，还有人席地而坐－－无论是那些世界闻名的科学家还是那些尚未毕业的大学生，全都一样。大学生们回到校园之后还在啧啧称奇，都说这是微软中国研究院的一大文化特色－－午餐文化。其中一个学生写道：“那场面很有些让人感动。”与一年以前明显不同，李开复现在对面前这些中国青年有了更多的了解。所以他的第一次演讲是从现实矛盾开始，而不再仅仅是一种激情和理想。
他一上来就提到研究院刚刚完成的一项调查，说这次调查的一组数据，明白无误地展示了研究院目前所面临的矛盾：47760％的研究员认为，“6P”之中最重要的“P”是“对产品的影响力”（技术转移），而副研究员中只有5％的人同意这样的看法；65％的副研究员认为，“6P”中最不重要的“P”是“对产品的影响力”，而研究员中只有8％的人同意这样的看法。
这样的对比实在鲜明，李开复当场承认，这在他的意料之外。但正是这个“意料之外”，促使他开始尝试，从另外一个方面理解这些具有中国文化背景的人。
那个下午，他把自己想到的几行字显示在“指南厅”
的大幅屏幕上：副研究员今天的懊恼：1。不够长远，不够基础。短期的、为支持产品的研究。
2。太多杂事，还要编程。繁杂的数据收集、整理。
3。不够自由，管得太紧。本以为可以有空间时间来做基础研究。
4。除了方向，还应考虑我们的兴趣。
478应当承认，演讲的确别开生面。李开复第一次试图站在科研之外的角度来理解他的下属，也是第一次解释他的一系列被人误解的思想。他说，开放式的研究环境，就是“引导但不控制”，“不是可以任意做任何研究”。又说，所谓基础研究，就是那些在5年后能够成为市场主流的技术。还特别说明：“5年是很短的时间，你们想想吧，仅仅技术转移就要1…2年。”看来他想纠正副研的某些心理倾向，所以苦口婆心地将基础研究和产品转移联系起来：“对产品的贡献是将来最重要的贡献。研究院长期的惟一成功是‘对产品的影响力’。”“不做对公司没用的、或者影响力小的工作。”他还进一步解释说，这并不是他在调整研究院的科研方向，而是公司一贯的方针。
“为什么如此在乎‘产品转移’呢？”他自问自答：这是“不申请经费的代价”，也是证实基础研究的价值的机会。如果我们放弃了这个机会，那么，“失败的惩罚是绝迹”。
关于“基础研究”的问题，在希格玛大厦之外已经成为一个舆论焦点，在希格玛大厦里面也在潜移默化地发挥影响，所以它在1999年的秋天，也即研究院成立一479周年的时候，成为李开复的一个不厌其烦反覆陈述的话题，看看他在电子显示屏幕上开列的排比，是颇有启发的：微软的基础研究是微软的基础研究不是想着做事情坐着想事情，经过科学手段、大量数据、可重复的研究肤浅、无用的、无法扩张的简单结果研究、理解、借用前人的结果不看别人的研究，或只抄袭别人的研究经过亲自设计工程原型，证实对用户有用理论的、没用的纸上谈兵不做产品，但理解最终目的是造福人类为鉴定、拿经费、出论文、满足好奇心专家带头，副研学习博士生带头，本科生编程，他也开始试图理解中国人和美国人的不同。他说，中国人实事求是；美国人拥有创新精神。中国人有扎实的理论基础，尤其是数学能力；美国人擅长独立研究，而且想得远，做得深。中国人有很强的编程能力，有克服困难的毅力；美国人有热情，有主动性。中国人讲纪律，讲服从，但心里有想法不直说；美国人直截了当地沟通，甚至批评和争论。中国人谦虚，害羞；美国人自信，活泼。在陈述了这一切之后，李开复说，他所需要的是“两者的结合”。
480但是李开复真的能将“两者结合”吗？对于副研，他的“期待”虽有极大触动，但这些人毕竟不是孩子了。
我们国家的政治教育和道德宣传，何其强大持久，都不能收到主事者期待的效果，李开复的一次“期待”，难道就是一副包治百病的良药？只要举出一个细节，就可以知道这种疑虑不是无病呻吟。在李开复完成他的演讲之后，沈向洋情绪激动地表达自己在微软工作多年的感受。
他说：“进入微软就好像进入天堂一样。你再也找不到比这里更好的地方。”这话明显属于夸张之辞，出自沈向洋这样富有激情并且喜欢夸大自己情绪的人之口，并不奇怪。但当场就有一个副研究员反唇相讥：“那可不一定。”
鉴于这种种情形，经理们觉得，无论如何不能再像过去那样放任自流。李开复决定，每两个星期和副研们在一起吃一顿饭。第一次午餐会选在希格玛大厦西侧的一家饭店。李开复请大家说说心里话。这些副研来到微软的时间或长或短，一天到晚都是科研，还从来没有人让他们“说说心里话”。现在李开复给了他们机会，还告诉他们不要只会说“是”，不会说“不”。所以也就不客481气地七嘴八舌起来。陈劲林说，他喜欢从美国回来的人说话办事直截了当，不喜欢中国人的不坦率，总是让人家猜你的想法。还说，他喜欢研究院里平等自由的气氛，谁也不会觉得低人一等。但他发现，“老板们总是更多地从美国角度考虑问题，不想想这里是一群中国人。很多经理一开口就是‘你可以不分白天黑夜’。短时间不分白天黑夜，可以。长期这样就不应该。”他说他曾经和经理说过这些，“但他们也许不理解我的意思。他们做事情，完全以自己过去的经历为经验。比如我听说开复过去非常刻苦，沈向洋如何拚命，但你们不能这样来要求别人。”这时候有人提到，“两年合同期满之后怎么办？”李开复说：“你如果想后路，就肯定会离开微软，你要想在微软，就不要想后路。”陈劲林听了不免想道：“道理是对的。但这又是经理立场。用中国人的话说，是站着说话不腰疼。”这种公开的问答和私下的抱怨，的确牵涉了微软人事制度中一个关键环节。公司在世界各地的3万多名员工，包括了正式工和临时工两种人。一般来说，临时工的薪金高于正式工，加班还能得到额外收入，但却没有482正式员工拥有的“股票认购权”。两相权衡，各有利弊。
大多数临时工渴望成为正式工，但几乎没有正式工愿意进入临时工的行列。
至于微软中国研究院中的“副研”，工资较“正研”
略低，住房公积金之类的福利也少，还没有所有人都羡慕的“股票认购权”，但最重要的是，这是一个临时性的职位，以两年为限，也即到了两年聘期结束的时候，你要么是晋升为“正研”并且拥有所有相应的待遇，要么是离开希格玛大厦。从制度上说，“副研”既非正式工，也不同于临时工，更像我们国家广泛实行的“合同工”，还有点像“博士后”，在微软并无先例。李开复当日设计这样的制度，乃是基于一个考虑，对人才的观察，需有一个过程，仅仅凭借一次笔试和几个小时的面试，仍然不算可靠。他显然是在为公司判断人才的优劣争取一个更大的弹性。在雇员一方，也有一段较长时间来适应完全不同的环境。但他却没有想到，这样的制度在“正研”
和“副研”之间构成一道无形但却影响深远的界限。所有的副研都会在心里时时飘着一片阴云：两年之后，何去何从？
483刘挺这时候已经发现，原来副研们像他一样，都有一本“难念的经”，不禁勇气大增。有几分钟，他似乎成了大家的代言人。看着李开复循循善诱地向大家解释，他认为这是没有抓住副研的心理。他说：“开复，你讲了很多，我也理解。如果我是微软的正式员工，两年之后肯定会留在微软的话，我也这样想。我也会融进微软的事业中。为什么研究员认同你的方针？因为他们是微软的正式员工。但是，我们这些人想的是两年之后将做什么？微软如果不要我们，我们是出国，还是到哪里去？
副研是‘铁打的营房流水的兵’，不论到什么地方，我们需要一些成果，只有论文可以带着走。“他这样一说，有些经理着急起来，纷纷起来解释。李开复赶忙打断经理们的话，说：”你们停一停，让副研讲话。“于是刘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