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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要把我的演讲题目定为“团队精神”。
然后才是我们中国人通常理解的“责任”。你要花200％的力量，不论任何事情发生，你都要做好。无论什么障碍，你都要克服。这也就是牺牲精神。在微软，当产品快要做好的时候，每一个工程师都会随时待命。不论白天黑夜，任何时候，公司一个电话给你，你要立即来解决。有一天我在办公室连续工作了24个小时。不睡觉，不吃饭，直到彻底解决问题。因为我拥有它，我就必须对它负责。
最后，如果这个项目成功了。你就得到了信用。所381有的人都知道是你拥有这个成功。你在大家心目中就有了信用。信用在中国不算什么，但在美国，人们非常在乎，甚至视为生命。你一次一次积累起你的信用，你就成了这个领域的旗帜，也可叫做“精神领袖”。所以，你的信用不是你的领导树立的，也不是舆论吹出来的，而是你自己建立起来的。这同一般意义的“主人翁”不一样。你付出很多，得到也很多。可惜我们很多副研究员特别缺乏这种概念。他们拥有一个项目之后，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不知道应当怎样对待它，不知道他们做好这件事情后能够得到什么。其实，你得到的最大利益是信用，是你的满足感和自豪感，而不仅仅是金钱或者是往上爬。说到这里，凌小宁驱动电脑，蔚蓝色的屏幕里跳出一行字，其中“我的”一词，特别大：That'sMyBaby！！！
“这是微软员工谈到自己的工作成果时，经常讲的一句话－－非常非常自豪的一句话，”凌小宁说，“就像父母谈论他们最得意的孩子。”他在说这句话的时候，有些激动，所以声音也有些颤抖。微软公司以外的人看了这些情节，也许会不以为382然。他们会说，不就是微软的那些暴发户吗？他们的收入比人家高好几倍，年纪轻轻就退休，开着豪华汽车，住最好的房子，把西雅图的房地产价格都抬上去啦。君不见华盛顿湖畔那一栋栋崭新夺目的别墅，不都是他们的吗？不错，他们热爱自己的项目，热爱自己的公司，可是，要是他们的项目不能叫公司发财，要是公司的股票不能叫他们腰缠万贯，他们能那么动情地说什么“That'sMyBaby”？鬼才相信！
这样的说法虽刻薄，但却并非没有根据。比如张宏江就曾直言不讳地说：“降低我的生活水平，我肯定不会接受。”这一细节似乎证明，微软人是一些“彻底的功利主义者”。但也正是张宏江本人的故事证明，实际的情形要复杂得多。
在研究院的所有故事中，张宏江的回国是最富有感情色彩的一个。1999年初，张提出要离开惠普公司回到中国去的时候，他的老板满脸怒容。老板是在对自己发火：“我怎么把这么一个人丢掉了？”又问张为什么要走。
张说：“我的母亲身体不好，我希望和母亲在一起。我在383美国就感觉我今生见不到母亲了。”他的话充满真诚，但其实只说出了一半。另外一半，完全是王朔的电视连续剧《爱你没商量》造成的。
1998年元旦那天，他在旧金山的一个超级市场看到这部中国电视连续剧的磁带。商场是新开张，所以价格优惠，1。5美元就可以租一盘，正好他又想找件事情来消磨新年的假日，于是便租了三盘带回家来。每盘播放两个半小时，他从中午到晚上一口气将三盘看完。剧中所呈现的中国气息，王朔的俏皮，北京人的幽默，这一切令他神往。他当即开车回到超级市场又租回6盘，15个小时之后，他带着看完的磁带回到超市，把剩下的10盘全部抱回家来。他就这样不分白天黑夜，连续看了两天。当“剧终”的字幕终于出来的时候，他仍然若有所思，隐约感觉到自己究竟想要的东西在哪里。
“我觉得我失去了很多东西，那种中国文化的东西。”他对妻子说。
妻子看着他如痴如醉的样子，又听见他这样说，就384知道这个家要发生变化。果然，张不能抑制想要回国的冲动了。有一天，他告诉她，他打算回中国去。还说，“让我回去的是王朔。”这局面似乎早在她的预料之中。她后来说：“从那个元旦以后，我就知道要坏事了。”
中国人的事情说起来真是难以解释。这些年，多少人说了多少大道理，呼吁留学生回国报效祖国，却少有作用。王朔其人在“正经人”的眼里不过是个痞子，他的小说也被叫做“痞子文学”，但让张宏江内心扬起回国激情的，却是这个“痞子”，而不是那些“正经人”。
世间万物，也许没有任何其他的东西能够像人这样，总是呈现出表里不一的复杂情形。一个满口仁义道德的人，内心深处也许正在盘算着：什么时候能够晋升一级官阶、得到一套更漂亮的房子、或者排斥一个自己不喜欢的同事。一个公开张扬“功利主义”的人，胸中却有可能隐藏着鲜明的是非贤卑。你如果有机会靠近微软这些“暴发户”的精神世界，必可发现那里的确还有一些纯粹属于道德情感的东西。
1999年的夏天，在张宏江小组工作的实习生中，还有一个人叫祁卫。祁是清华大学计算机应用专业的博士385生，与张相识多年。在他心里，始终把张当作一面“旗帜”来仿效。但比起张多年闯荡江湖的曲折经历，他的经历要简单得多。一年前，两个人开始合作撰写一篇论文。“那是我第一次知道自己的论文写得有多烂。”祁卫回忆道，“在宏江的促使下，我特别玩命。写出文章，用电子邮件传给他。等他给我传回来的时候，我出了一头冷汗：这么多毛病，居然还拿出手了。”中国和美国的时差正好让这两个人轮番工作。祁写完给张，张改完给祁。
一个人改出的地方都用红色记号标明，另一个人改的部分都用黄色记号标明，就这样翻来覆去，终于改成了。
祁卫说他学到很多东西，但最大的感触是觉得过去几年白学了：“从研究的角度看，国内比国外差得很远。开始我感觉是硬件问题，但这些年我们投了很多钱，设备跟人家的差不多了，还是不行，就发现不是硬件问题，是软件问题。”他说的“软件”，包括整个国家的经济基础。
科研是在经济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大厦。“基础不行，大厦自然也不行。”这些理由已经足够促使他在心里盘算张宏江的劝告：有志青年必须出国。他承认，“一个人决定自己出不386出国，很大程度受周围的影响。”他很快接到了美国一个公司的聘书。万事俱备，眼看就要起程，就在这时候，他改变了主意。
以其在清华园多年的经验，祁卫完全能够洞悉周围的情势：研究生毕业之后有80％出国了。他们不愿意留在本校读博士，是因为这会耽误出国。“我们都说他们是‘早觉悟’。”他说。但报纸上开始痛心疾首地呼吁“人才流失”，还告诉年轻人怎样爱国。自从祁卫改变主意留在国内工作以后，记者们争相访问他。这些采访都希望他能说出一些豪言壮语，全不管他心里究竟在想什么。
问他为什么在别人都出国的时候却留下来读博士，他没有说什么“仁义道德”的话，只是说自己“觉悟得慢，没有想清楚”。又问他为什么现在决定不出国了，口袋里是不是真的揣着美国公司的聘书呢。他说：“聘书是真的，不去也是真的，但只是暂时不去，可没有保证永远不去。”说起留下来的原因，也不是那种大而化之的“国家振兴”
或者“民族大义”。他也知道微软成立了一个研究院，但那时他并不动心，只一门心思要出国。“英特尔和国际商用机器公司在北京都有研究院，有什么影响？”他在心387里这样想，“微软的研究院？也就是在北京增加了一个外企吧。”有一天，他在同学的桌子上拿起一本微软研究院《通讯》，顺手一翻，看到里面有一个“开复话题”。再一看，立刻感觉到有几个地方特别动人：这里有一个自由宽松的学术环境。还有张亚勤。后来又听说，张宏江也来了。“我就想，就算出国，遇到张亚勤、张宏江这样的人也不容易啊。”他从同学那里把“开复话题”拿回家，整个春节都放在他的床头。看来看去，再看看身边的爱人，就有了新的主意。春节刚过，他就到希格玛大厦来了。
到了这一年夏天，来希格玛大厦的学生就更多了。
现在张宏江已经部分地改变了自己的看法。他对实习的学生说：“要有作为，也许不需要出国，微软中国研究院可以帮助你做出第一流的工作。”陈宏刚也信心十足地宣布：“用不了多久，大家就会看到，与美国相比，我们的优点在哪里。”不过，中国的报纸上不把他们和美国比，而是把他们和中国比。记者们把“人才大战”的气氛渲染得更浓。
他们也许不怕希格玛大厦坏，就怕希格玛大厦好，如果388比美国还好，那就最值得警惕：那样人才不就更加“流失”了吗？《一周便利》上一篇文章的题目是《微软学者计划够狠》。另外一家报纸说：请看，连李劲这样的人都让他们挖来了。这样的话让公关经理尚笑莉又惊又怒，她愤愤不平地反问：“难道他们宁愿让李劲在美国呆着，也不愿意让他来中国的外企工作？”她毕竟年轻，不懂得中国的很多事情，乃是为了求得大局的平衡，其间毁誉，并不在于一时一事的绝对公正。
不过，来到希格玛大厦第五层实习的这些学生，个个都是聪明人，他们脑子里面的东西甚至更多：“出国当然很好，但要找到一个像微软研究院这样的地方，很难。”“国外大公司中，真正肯在基础研究上长期投资的，只有微软。”他们想到了一切，就是不想什么“争夺人才”还是“挽留人才”。在他们看来，这个问题没有什么可讨论的。按照陈宏刚的看法：“很多学生就是这么一种心态：如果不来研究院，就出国。当然他们即使来研究院干一段时间，还是有可能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