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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在中国大家都会夸张或者歪曲我们的想法。”李开复后来有些委屈地说，“对于微软在中国的方针，建立研究院当然是一个最大的决定，但要是说蓄谋已久，抢人才，抢市场，还有讨好中国政府之类，都是百分之百的不正确。”351第一章FollowingTalent－－追寻天才天才和创造力一直在以一种令人无法预测的方式造成种种进步现象。我仍然相信存在许许多多的天才，只不过他们的抱负和潜力都因经济上的困扰和工具上的欠缺而被扼杀了。新技术将为他们提供表达自己的新手段。
信息高速公路将为新一代的天才们提供艺术上和科学上梦寐以求的种种机遇。
－－比尔．盖茨希格玛大厦第五层进出的门紧锁着，透过两扇落地玻璃窗，仍能看到里面灯火通明。陈蕾扬起手来，把挂在脖子上的一个小卡片，凑到门框一侧的电子眼上，门锁发出轻微的“卡哒”声，自动弹开。那卡片上面镶着她的照片和一个隐形磁条，所以既是身份凭证也是开启大门的钥匙。任何人，只要能够成为微软中国研究院的雇员，总是有这样一个东西在胸前晃来晃去。上面一行字赫然写着：Microsoft同样一行字也矗立在这座大厦的最顶层。大厦名叫“希格玛”，坐落在京城西北知春路上，并不高大，却有几分夸张。四围镶嵌着蔚蓝色玻璃幕墙，有如一个硕大无比的蓝宝石，栩栩生辉，咄咄逼人。每天有无数人在这里进进出出，可是谁也不知道它为什么叫做“希格玛”。
对他们来说，真正具有意义的是，这里是中关村，也即我们国家舆论所说的“中国硅谷”。
“希格玛”共有七层。在中关村，更多的人叫它“电脑大厦”。大厦里面装满了著名的跨国公司：一层是“三菱”，三层和四层是“惠普”，五层和六层是“微软”。如果不是“联想集团”在这里占了第二层，有些人就可能把它当作卷土重来的“外国租界”。
陈蕾供职的“微软中国研究院”在第五层。尽管这里是“研究院”而不是“公司”，既不做产品也不卖产品，但陈蕾和她的同事还是习惯于把这里叫做“公司”，而不是叫做研究院。办公的空间不算宽敞，以微软公司数千亿美元的市值和数百亿美元的现金存款来衡量，算不上3奢华。浅驼色的化纤地毯上编织着深色花格，窗帘是垂下的，天花板由斜线分割成规则的平行四边形，其间点缀着圆形的灯具。外边天色已经大亮，休息厅里的电灯却都开着，把淡淡的光亮洒在研究员们工作的大厅。走廊边上相隔不远的地方就放着咖啡、可口可乐、红茶、绿茶和菊花茶以及冷水和热水。靠西北的角落里，还有一间专用的饮水房。那些来实习的大学生们，往往会对这饮水房和饮料产生强烈的兴趣。他们过去只是从书籍报刊上听说，微软公司的员工和来访者都是按需取用饮料，不必付钱，现在则有了实际的体验。
关于办公室的设计，比尔．盖茨有他自己的想法。
他认为，办公室和人的等级无关，和人的智慧有关。只有在一个独立的富有个性的环境中，软件开发人员的智慧才有可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但是，一个更大更舒适的办公室却不能使一个高级经理更加聪明，反而会助长其高人一等的念头，进而变得愚蠢。80年代初期，微软公司在美国雷德蒙市的那片红杉树林中兴建它的总部时，美国各地的大公司里正在时兴大开间的集体办公区（90年代中国也开始流行了）。但比尔．盖茨坚持让每一个员4工都拥有一个单间办公室－－大约11平方米，里面摆着电脑台、电脑、一个小圆桌和几把靠背椅，没有沙发。
不论是新来的大学毕业生还是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全都一样。这种空间格局潜移默化了一种人人平等和张扬个性的思想，与美国东部那些老牌公司中的等级制度背道而驰。现在，总部员工已经有18000人，比那时多了上百倍。办公区域不断扩大，楼房号码已经排到127号（实际上只有46栋），但比尔．盖茨仍旧坚持他原来的主张。
所以，每一个进入微软公司的人，从第一天起便能享有单间办公室的种种乐趣。
要让所有人拥有单间办公室，又要让尽可能多的办公室拥有一个朝外的窗户，这使得微软的办公楼全都造型奇特，第一批建造起来的10栋楼房，都是“星型”建筑，以后的则是五花八门，奇形怪状。但不论什么形状，全部是二层。里面的走廊则会因为外型的不同而变化多端，错综复杂。那些来到微软公司总部的记者和作家，大都有过在走廊里迷路的经历，这使他们相信，只有高智商的人才不至于在这里迷失方向。
不过，比尔．盖茨在雷德蒙实行的这些主张，在北5京的希格玛大厦就行不通。像中国所有的机关或者公司一样，希格玛大厦第五层里的办公室是按等级来界定的。
大厅中央的部分被隔板分成面积相同的方格，每个格子里面有一张L形的桌子和一台顶级配置的电脑，还有一位年轻的副研究员或者工程师。他们的桌子上，都会有一些完全属于个人爱好的物品－－照片、饰物或小玩具，间或还有吃剩的饼干和果皮，或者整洁或者凌乱，把主人的性别、年龄和禀性显露无遗。电脑大都拥有21英寸的屏幕，从早到晚都亮着。两侧贴着大大小小的黄色不干胶纸条，用以记录一些不能忘记的事项。大厅四围是一个挨着一个的单间办公室。靠南边一侧的两间属于院长李开复和首席科学家张亚勤，李开复的稍大，张亚勤的稍小。另外三面排列的单间，属于各个研究小组的经理和研究员，面积更小些。这些单间办公室朝向走廊的一面，均为顶天立地的大玻璃窗，在与人视线同高的那一部分玻璃上，造成一条一条磨砂。这种设计刻意地表现了“一半隐秘一半公开”的效果，让你可以看到对面是否有人，却又不能一眼看清楚那人在做什么。
微软员工的邋遢和不拘小节，举世闻名。雷德蒙公司总部单间办公室的制度，似乎最大限度地弘扬了这些人的个性，里面的陈设完全根据自己的兴趣安排。最常见的当然是家庭照片，此外还有形形色色的工艺品、野花、红杉以及各种说不出名字的花草、芭比娃娃、比尔．盖茨和爱因斯坦的画像、大理石雕刻而成的专利碑、儿童画、饼干和各种零食、星球大战的模型、松鼠、其他宠物，有一个人甚至在办公室里养了一条大蟒蛇……这样的情景，在希格玛大厦中也根本不会出现。
事实上，这个工作大厅里不算整洁，但却没有任何噪音或喧闹，如果有谁想要与人交谈，就会穿过走廊来到一间开放式门厅。门厅宽9米，长16米，中间是一圈圈浅绿色的沙发。一切摆设都很普通，惟有沙发中间的那些茶几与众不同，桌面一律是用白色书写板制作。“这是开复的发明。”陈蕾总是对来访的客人这样说。当初李开复设计了这种茶几，要求工匠照做，不准有误。后来的事实表明，这是必要的，因为研究员们即使坐在这里休息时，也能相互表达自己的想法，并且在这些白板上画满乱七八糟的符号、字母和曲线。当然他们也有可能静静地坐在这里浏览书刊。门厅一侧摆放着一些公用报7纸和期刊，也有一种微软公司在中国印制的内部刊物：《视窗里的事儿》。最新一期的封面上，赫然几个大字：“正直无愧－－阳光下的骄傲”
不过，这一天也即1999年2月2日，当陈蕾走进希格玛大厦的时候，外面可没有什么阳光。
再过两天就要立春，可是并没有一点春日气象。站在大厅南面16米长的落地窗前，向外望出去，知春路的那一边，中航科技大厦和中国天利大厦遥遥相对。天昏地暗，举首浮云低。高压电线在寒风中抖动，发出阵阵凄厉的呼啸。昨日午夜，狂风由西北方向卷地而来，希格玛大厦活像一座深陷茫茫波涛的小岛。城内围墙倒塌，树杆折断，巨大的广告牌轰然落地，停在路边的汽车在狂风中碰撞在一起。到今天凌晨天亮的时候，市内供电网络已有数十处遭到破坏。气象台的报告说，席卷京城的狂风乃是由于蒙古国强冷空气南下，风力超过10级，并且将持续至少36个小时，气温也将大大下降。
陈蕾的模样，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典型的“白领丽人”，年纪轻轻，却是微软中国研究院中资历最老的人之一。
她已经为微软公司工作了4年半，甚至比她的老板李开8复为微软工作的时间还要长。陈蕾喜欢她现在的工作环境，“别人都说我的运气好。”她总是这样说。她毕业于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英语系，是经济学学士以及文学硕士。
看得出来，她当初之所以能够进入微软，大半凭着一口流利的英语和一副机敏的头脑，而不是因为她在电脑方面有什么专长。事实上，当她进入微软中国有限公司的时候，对电脑还抱有一种莫名其妙的痛恨。“那时候，我一看见屏幕上一串串的字符就头疼，”她说，“实在是一点人情味都没有。”不过，用不了多久，她对电脑的感情就发生了变化。她惊喜地发现，“这东西太好用了”。
在这个狂风漫卷的早晨，陈蕾走进希格玛大厦第五层的走廊，经过那些装饰一新的会议室，进入摆满计算机的办公区域，然后就看见李开复已经坐在他自己的办公室里，目不转睛地盯着电脑屏幕。3个月前微软中国研究院成立的时候，陈蕾成为院长李开复的执行助理，按照中国人的说法，这职务其实就是李开复的秘书。
李开复出生于台湾，长于美国，兼有一口流利的中文和英文。熟悉他的人都说，他那副华人的外表下面，掩盖着典型美国人的性格和观念。不熟悉他的人总是会9把他当作中国人，实则他是一个美籍华人。不过，他却没有美国名字，甚至连个中西合璧的名字也没有。当他成名之后，名字频频出现在美国报端，他只是按照美国人的习惯，把“李开复”变成“开复．李”。
李开复的办公室朝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