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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更加重要的是，“视觉”和“图形学”研究如罗杰．瑞迪的预见，在计算机领域热起来。每年有上千个教授和学生投身这个领域－－每个学校都有两三个教授，每个教授又带着几个学生。但每年只有这一个会议上的40篇文章反映了这个领域研究的最高水平。沈向洋一下子成了人人皆知的人物，但是他认为，真正应当大书特书的人是罗杰．瑞迪。他说：“伟人和凡人的区别就在这一点。凡人在困难的时候就会动摇，大导师的了不280起，就是相信自己的判断，放手让自己信任的人去干。”他说的这种情景，在罗杰．瑞迪身上已是多次出现：李开复做“语音识别”的时候是一次，沈向洋的“三维世界”是又一次。
现在，轮到沈向洋“放手让自己信任的人去干”了。
他说，童欣的天赋在他之上。还说，他很高兴能找到刘文印和徐迎庆，实在不明白为什么清华大学和中科院这样著名的地方留不住这样的人。他到达希格玛大厦的时候，刘文印、徐迎庆和李江已经在这里上班了。他告诉他们：“作为一个研究小组，我希望能有我们自己的独特的方向。”然后就站在“白板”跟前，挥笔写道：第一，数据的采集；第二，数据的压缩；第三，数据的采样；第四，……
他把每个方向分成若干题目，然后对研究员们说，这是一个不长也不短的计划，要在“六个月到一年”中281完成。
他说，自己办公室的门总是开着，他们可以随时进来和他讨论问题。末了，他说，“如果有谁愿意和他一起做一个题目，可以来找他。如果哪一位研究员愿意独立研究，也没有关系，可以做你想做的东西。”这时候，你可以清晰地感觉到他的母校中那些教授向学生推销自己的情形，以及导师罗杰．瑞迪当年对他说话时的那副神情。
在一个第一流的难题面前，难免出现愚者越愚、智者越智的情形。童欣于是去找沈向洋说，他对“采样”
的问题有兴趣。他说在学校的时候，都是导师告诉他要做什么东西。在这里，却要你找老板提出自己想做什么。
刘文印一时不知如何是好。他说他已经发现，这个小组做的事情和他的专长虽然同属图像领域，但却是完全相反的方向。沈向洋以往的工作是“图像生成”，而刘文印以往的工作是“图像回溯”。通俗地说，前者是在没有线的地方，画出一根线；后者则是在有一根线的情况下，识别它是怎样画出来的。沈向洋笑道：“改方向是这个领域里的非常重要的事情，也很正常，不改就不正常了。”282于是刘文印不再“回溯”，而是开始研究一些特殊效果的“图像生成”。尽管这是一个并不熟悉的领域，需要更多的时间去学习，但刘文印一想到过去在学校里要花那么多时间去想研究经费，设计人际关系，还要争职称、要住房，而希格玛大厦里面这些问题一概没有，有的只是一些“世界级”的科学家和“世界级”的科研难题，也就觉得心满意足。徐迎庆看了沈向洋不久前给他的那篇论文之后，就一门心思要做“纹理图像合成”。这正好是他的专长。沈向洋说：“做这个可以，但我们的速度要比人家的更快，质量要比人家的更好。”徐迎庆本来就是一个充满激情也充满想像力的人，这一来就更加激奋起来。
整个3月份，他在网络上查阅与“纹理合成”有关的论文，总计找到大约100篇，挑出十几篇详细阅读。沈向洋给他的那篇论文始终放在他的案头。从头至尾，布满各种颜色的标记，已经让他翻烂了。他一边翻就一边想着人家的高明处，又找出人家的问题。一会儿念叨“不知道自己还能做什么”，一会儿又沉浸在即将“超越前人”的兴奋中。
今天希格玛大厦里的研究员们回顾这些情节，很难283说清，是这样的会议产生了这样的人，还是这样的人产生了这样的会议。他们当中每一个人研究的都是一个独立的课题，又同其他人的课题相互关联，所以一有机会就把自己的想法和别人讨论。有时候对方的一句话就能让自己兴奋一整夜，也有时候一整夜的兴奋让人家的一句话弄得无影无踪，就像兜头泼下一瓢凉水。有一天，一个副研究员非常激动地闯进沈向洋的办公室，大叫：“啊。我想出来一个新东西！”说着就在白板上画起来。但几分钟后，沈向洋对他说：“你想错了。”来者顿悟之下，怏怏而去。但更多的时候，闯进沈向洋办公室里来的人，不是“想错了”，而是要面对沈向洋提出的另外一个问题：“新东西是什么？”
有时候一个概念就是全部凡是可以供大家讨论的新思想都是极受欢迎的，所有的人说起来都觉得津津有味。“新的思想虽然看不见摸不着，但却很值钱，”王坚有一次这样说，“有时候，一个概念就是全部。”2841999年3月，王坚以访问学者的身份走进希格玛大厦的时候，怎么也不会想到以后的半年竟会是这个样子：前3个月，先是不知道做什么好，后来是不知道用什么方法做。后3个月做出来的事情，却是他在原来学校里面3年也做不出来的－－真正的日新月异。他有时候想起来，会对自己居然拥有这样的能力感到惊奇。其实，潜力早就积蕴在他身上，只待有了合适的际遇，便会一泻千里，恣意汪洋。当朋友拿了这句话解释给他听的时候，他点点头觉得的确如此，但又奇怪，为什么他在过去那么长的岁月中竟然从未意识到这个奥妙！
改进中文拼音输入最初是李开复的建议，时在1999年4月。他当时的想法是，先做出一件较易成功的东西，让眼前这支新的队伍磨合一下，也即我们通常所说“练兵”或者“预演”。但在当时，还有一个冠冕堂皇的说法：“为了帮助中国人更好地使用电脑。”
应当说，这并非李开复一定要往自己脸上贴金。因为根据那时微软公司的调查，中国人在使用电脑的时候，95％以上的人以汉语拼音作为文字录入的基本方式。这种方法有着简便易学的好处，但是只要你一上手，就会觉285得上了个大当，因为中文语言存在着极为普遍的“一音多字”，也即专家所说“重码”问题。这一语言特征使得中文输入至今不能达到理想速度。国内无数专家学者殚精竭虑，且有无数发明，但却不能最终解决。这个问题，当李开复本人熟练地掌握了拼音输入并且和英文输入加以比较之后，就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他断定，中文输入与英文输入的速度比例为：13∶35。“以中国2000万人使用计算机计算，若每人每天打字半小时，每年中国人将会浪费掉10亿小时。”他在一篇研究中文输入的文章中这样写道。
正是基于这样的理由，李开复建议王坚小组的研究从这里开始。“我们希望计算机能将406个音节转换成6763个常用的汉字，这就意味着平均一个音节需要对应17个字。”李开复说，“问题的关键是，如何知道一个音节对应的是17个同音字中的哪一个。”然而李开复的建议在最初并没有得到热烈响应。张高那时候还没有完成自己的博士论文，也还没有成为研究院的员工，但他却知道拼音输入在中国已经做了将近20年。“这有什么好做的，已经做烂了。”他说。韩坚不286置可否，王坚却说他还要想一想。由于这一分歧，王坚小组连续几个星期不停地举行会议，会议之间的午饭也在继续讨论。大家将现有各种拼音法加以归纳，进而分析用户取舍，结果发现大多数用户的选择并非出于拼音本身的优劣，而是源自用户界面是否顺眼。王坚同意小组成员的看法。其实，这样的感觉，当他第一次和李开复见面恳谈的时候，就已经存在于他的大脑中。
王坚的看法是这样的，中国人大都喜欢做硬一些的东西，实则“人机界面”的重要价值，在很多情况下超过了电脑技术的本身。而且电脑技术越是高明，“人机界面”也就越是重要。显示器、键盘、“视窗”、“浏览器”，以及伴随“视窗”出现的鼠标，都是“人机界面”的进步。然而最初的计算机并没有这些东西，有如最初的汽车，没有方向盘而只有一个自行车把一样的东西来掌握方向。那时候，一台计算机的体积就像一间楼房，计算的速度却又极为缓慢，人与机器相互交换想法的渠道，是在纸条上面打出一排排小孔。你头一天把纸条送进计算机，下班回家，让机器在那里哼哧哼哧地运转，假如问题不太复杂，那么到第二天早上，计算机会还给你一287张打满小孔的纸条。纸条漫长无尽，小孔密集抽像，专家自能读懂其中奥秘，寻常百姓如看天书。那个时候的电脑既无键盘也无显示器，只靠一排排的开关和打孔纸条来沟通人与机器的联系，而所有人都不会感觉到不方便。此后计算机的性能提高，运算能力每18个月就提高一倍。今天，一个笔记本大小的计算机，性能超越过去那一栋楼房式的巨型机器无数倍，人与机器的交流渠道也变得更加简单自然生动有趣。要说明这种情形，最好的例证就是“鼠标”。这个小小的玩意最初为木制，单钮，看上去简单之极，但是提出“鼠标”的概念并且把它和计算机联系起来，却花了20年的时间。这是60年代斯坦福大学的人提出来的。到今天，鼠标已不是什么新奇的东西，一个设备简单的乡村企业也能做出款式精美的鼠标来。人们渐渐以为“鼠标”就是一个以各色塑料制作的价格低廉的小东西，没有人问“计算机为什么要用鼠标”，如同没有人问“汽车为什么要用方向盘”。人们今天在计算“鼠标”或者“方向盘”的价值时，通常只考虑制作本身的成本，买卖双方的定价只包含“鼠标”
或者“方向盘”本身的价值，也不会加入概念的价值。
概念是不值钱的。在王坚看来，“真正了不起的是最先提288出这个概念的人。”很多事情，看上去很简单，但大多数人从来没有想到可以这样做。等到人家做出来了，谁